《禹贡半月刊》编辑思想之研究

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顾颉刚先生等创办和编辑的《禹贡半月刊》,在推动我国历史地理、民族史、边疆研究以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养人才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认真研究他们的办刊思想,对今天我们搞好编辑出版和学术研究工作,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禹贡半月刊》(以下简称半月刊)是禹贡学会的会刊。禹贡学会由顾颉刚、谭其骧两     

燕大时期顾颉刚的学术事业与禹贡学会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发展与燕京大学有着密切联系,顾颉刚长期执教燕京大学是历史地理学在此扎根的重要前提。顾颉刚与燕大的结缘是待遇、人际纠葛、燕大中国化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燕大执教期间,顾颉刚的古史辨伪逐渐转移到以沿革地理手段对《尚书.禹贡》的地理研究之上,由此直接促生了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同时,在国难当头的时局下,顾颉刚的学术事业出现了"以文字参加抗日"的价值新取向。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是"国故整理"、"民众教育"与"边疆开发"等主题的融汇。     

王学典

王学典，山东省滕州市人，1956年3月生，1979年9月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1986年7月于该系史学理论专业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6年晋升为数授。1998年被评聘为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入选者、《史学月刊》编委、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院长等职。 主要致力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尤长于中国现当代学术史及史学思想史研究。现已出版《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顾颉喇和他的弟子们》、《…     

读大钊同志的“史学与哲学”

1923年4月间,李大钊同志来上海期间,曾应邀前往复旦大学作“史学与哲学”的演讲。由于学术界发现这次演讲稿较迟,目前尚未引起注意。解放以来,学术界很重视大钊同志遗著的编录工作,曾先后发表数篇大钊同志的著作年表。但在1957年以前,所有各种年表,均未提及“史学与哲学”的演讲。直到这一年《学术月刊》7月号刊出文操:“试编李大钊(守常)遗著系年目录补正”,才首次提到此次演讲,并指出由黄维荣、温崇信记录,刊1923年4月17-19日天津《新民意报》。因为     

黄文弼与顾颉刚——民国时期新疆考古与边疆研究的交汇

黄文弼与顾颉刚是北京大学哲学门同学。毕业后,两人先后留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工作。黄文弼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从事新疆考古。黄文弼的工作促使顾颉刚开始关注并介绍中国的西北考察成果。顾颉刚之后创办《禹贡》半月刊、禹贡学会,以推动边疆研究。黄文弼在《禹贡》上发表过数篇文章,也是禹贡学会的重要成员。他们数十年的交谊,是中国早期边疆研究的历史见证。     

魏源史学思想探微

魏源是近代启蒙思想家,在中国史学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他为后人留下了卷帙繁多的史学论著,他的史学思想也很值得研究。如《圣武记》、《海国图志》、《元史新编》、《皇朝经世文编》等,都反映了魏源的著史意图,并包含着丰富的内容。魏源的史学特点“预示着史学风气的转变。”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史,不能不注意魏源的史学思想,而且还应该从他作为起点。本文仅对魏源的史学思想作一点探微工作,有不妥之处,请史学界同志指正。     

顾炎武与浙西史学

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 ,始于明清之际。由黄宗羲开创的注重人文价值的浙东史学和由顾炎武开创的注重科学实证的浙西史学 ,分别代表了传统史学近代转型的两种思想进路 ,而浙西史学与同时期兴起的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更具有本质上相通的可比性。从顾炎武对“六经皆史”的史事论证 ,到钱大昕论“《尚书》《春秋》实为史学之权舆” ,反映了中国学术从经学独尊向着建立以史学统摄经学的近代历史科学转型的趋向 ;从顾炎武拒斥“《春秋》笔削大义微言” ,到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对“《春秋》笔法”和“宋儒法戒”的全面批判 ,确立了以求真为史学之最高宗旨和作为近代历史科学之本质特征的价值中立原则。更为重要的是 ,浙西史学三大家继承了顾炎武“引古筹今”的史学思想 ,在为历史上的改革运动翻案、批判文字狱的专制暴政、阐发具有初步民主色彩的政治思想诸方面 ,不仅思想锋芒更为尖锐 ,而且在学理上亦有所发展和深化。20世纪以来流行的贬低乾嘉史学的观点乃是不合乎历史实际的偏见。     

顾廷龙谈钱穆与《读史方舆纪要》稿本

问:顾先生,您主持校印的明末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1631—1692年)《读史方舆纪要》稿本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项古籍整理工程足足进行了几十年。听说前些年谢世的钱穆(宾四)先生为此事未竟引为终生憾事,请您谈谈其间的经过与原委。 答:是的,正如您说的校勘《读史方舆纪要》从开始到今天已有40年的时间。也正像您说的钱穆因未能亲见校勘工作完成为憾,以至晚年仍耿耿于心。 事情还得从30年代说起。其时顾颉刚在燕京大学任教,为活跃学术空气,他组织了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团结了一大批学者,有白寿彝、谭其骧、侯仁之、吴世昌等,还办了一个半月刊《禹贡》。钱穆时为北大教授,同时也在燕京兼课,他来燕京执教就在顾颉刚家住了一宵。颐颉刚、钱穆、叶景葵都是论学之友,我当时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任中文采编主任。     

《禹贡》、“冀州”与夏文化探索

一《禹贡》的史料价值探索《禹贡》、“冀州”与夏文化的关系,应先从《禹贡》的史料价值说起。欲穷其渊,必先求其津。以现今传世的古代典籍而论,记载夏史较详的,当推《尚书》中的《禹贡》为最早。在《左传》、《国语》、《楚辞》、《史记》等文献中,虽然也保存着某些有关夏史的资料,但其制作时代都略晚或晚于《禹贡》,因此,欲探求夏史,《禹贡》就成了一篇不容忽视的文献资料。然而人们能够正确看待和了解它的史料价值,能够真正使用它去探索夏史,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坎坷之途。     

史学期刊发展研讨会纪要

为了促成并加快史学范式的转变 ,培育并确立科学的学术规范 ,倡导并树立健康的学术风气 ,2 0 0 2年 4月 15— 18日 ,《史学月刊》编辑部在古都开封召开“史学期刊发展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历史学专业期刊及设有史学专栏的综合性学术期刊等近2 0家杂志社的代表应邀出席会议 ,就史学的学术规范、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史学期刊在史学发展中的作用、学术期刊的合作等问题 ,进行了热烈讨论 ,并达成了许多共识。学术规范问题是当前学术界普遍关心的问题 ,也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李振宏 (《史学月刊》)认为 ,学术规范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 ,是…     

学术争论需要好的论坛

我既是《学术月刊》的一位忠实的“老”读者,也是《学术月刊》的一位新作者。说我是“老”读者,是因我1974年在西安工作时,因为特殊的工作关系,竟然读到了《学术月刊》“文革”前的所有经济类的文章。当时我还只是一个经济学的业余爱好者,并不可能完全读懂那些文章,但《学术月刊》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而“文革”后《学术月刊》一恢复,我就成了忠实的读者。后来我又成了《学术月刊》的作者。正是因为与《学术月刊》有     

欧阳修的史学成就

《欧阳修的史学成就》一文原稿有四部分:一、欧阳修的历史著作;二、欧阳修的史学思想;三、欧阳修的历史编纂法;四、欧阳修史学的评价。约两万一千多字,限于篇幅,本刊只发表了二、三两部分。作者认为欧阳修的史学成就和他的出色的史学思想是分不开的。他生平“不惑传注”勇于疑古,“不没其实”善于求是,天人相分敢于祛惑,排击佛老切于“明道”,提倡道德志于为治,主张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表现了他的史学思想的战斗性和科学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作者认为欧阳修在近四十年从事史书编纂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历史编纂法,在吸收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提高。欧阳修史学著作义例严谨,体制上有因有创,运用史料充实,以《春秋》“谨严而简约”为修史的榜样,文笔洁净直追《史记》成一家之言。欧阳修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博学多能者,长于古文、诗、词,不愧是杰出的文学家,同时也是杰出的史学家。     

《禹贡》堪舆考简

宋至近代，学者多对《尚书。禹贡》的地理学价值进行分析，但针对《禹贡》文字背后所体现的先秦初民理性思维，并未有太多表述。本文尝试从堪舆学的角度，对《禹贡》中的“导山导水”、“天然生物”及“山水和谐”的基本观念进行分析，对这一时期的人文、经济生活展开论述，论证该文献在中国堪舆思想史中的地位，并深度解析彼时人文精神。     

陈垣史学思想的转变与成就

抗战期间 ,陈垣身为辅仁大学校长 ,坚持在敌后 ,以笔墨作武器 ,配合抗战 ,在异常险恶的形势下写了《辑覆》《佛考》《诤记》《道考》《表微》等杰出的史学著作。其史学思想随着时代的变化进一步升华 ,并产生了意义重大的飞跃 ,奠定了他作为史学大师和学术巨匠的崇高地位。     

“历史学的研究与传播”学术研讨会在开封召开

<正>2015年8月23日至25日,由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主办的"历史学的研究与传播"学术研讨会在开封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安徽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中共党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四川大学学报》《探索与争鸣》《民国档案》《史学月刊》《中州学刊》《郑州大学学报》《河南大学学报》等10余家期刊的主编、编辑汇聚一堂,围绕"历史学的研究与传播"进行了研讨。会议开幕式由《史学月刊》主编郭常英教授主持。河南大学副校长张宝明、河南省社科规划办主任     

《史记》的“变通”史学思想

<正> “变通”思想,是《史记》里极为明显而且重要的思想,历来为学者所瞩目。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很明确地提出,撰写《史记》的目的,在于“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史记》的“变通”史学思想的认识大都停留在表层上,缺乏深入的分析。事实上,《史记》的“变通”史学思想,内含丰富,特色鲜明,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论马端临史学的会通思想及其价值

宋末元初的史学家马端临,他的鸿篇巨作《文献通考》,是继杜佑《通典》以后规模最大的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专著,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马端临的治学精神和史学思想,对后来学者有着极大的鼓励和启发意义。本文则仅就其会通思想作一粗浅探讨,试图从中寻求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以资我们当今治学借鉴。 一、马端临对前代会通思想的继承 会通的史学思想几乎伴随着中国古典史学的产生而萌芽。孔子修《春秋》,虽没有提及“会通”两字,但他“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①已于史书编纂之中蕴含了会通精神的胚芽。司马迁他以“究天人之际,     

也论历史感──与雷戈先生商榷

对史学理论特别的爱好使我经常关注全国各大报刊，如果能从中看到相关的文章，甚至看到立意较新的文章时，常常激动不已。一边由衷地感谢作者的研究，更感谢编辑的编发，一边又仔细研揣，每每都有意外的收获。新近读到《学术月刊》１９９８年第６期刊登的雷戈先生的《论历史感与历史学》就是这样。同时．因为在长期的史学理论的学习、教学中对“历史感”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看法①，所以对雷戈先生文中的观点疑窦丛生。在这里提出来，以就教于雷戈先生和史界同仁。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影响

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对古代到唐初这个时期的史学(实际上主要只在史官、史书方面)源流演变作过某些扼要的評述;金毓黻在《中国史学史》中称之为中国“史学史之滥觴”。宋代郑樵的《通志·总序》和章学誠的《文史通义》一书中《論修史籍考要略》、《史考释例》等文先后对过去的史学有过不少精辟的評述。这些都极有助于我們对古代史学发展的历史的认识,給后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留下了宝貴的遺产。但是中国在古代一直沒有形成史学史这个专門的学問。到近代,就现在所见到的材料看,有关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論述,較早的是发表在1905—1911年的綜合性月刊《国粹     

戴平万的生平和创作

戴平万是“左联”时期一位有过一定影响的广东籍作家。“左联”成立之前,他是“太阳社”的主要成员,和蒋光慈、饯杏邨(阿英)、杜国庠、洪灵菲等一起出版《太阳月刊》,创办《我们月刊》,并在党的领导下,参加有关“左联”的筹备工作。“左联”成立以后,他积极投身于左翼文艺运动,是“左联”机关刊物《拓荒者》的撰稿人之一。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年,他先后在《太阳月刊》、《我们月刊》,《新流月报》、《拓荒者》、《海风周报》上发表了二十多篇小说和译作,还撰写介绍外国革命作家的论文,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出路》、《都市之夜》、《陆阿六》,中篇小说《前夜》和《荔清》,被当时的评论界誉为新兴文学的花蕊。他的小说《陆阿六》,还作为“左联”时期的优秀作品译成日文介绍到日本去。一九三○年以后,他主要从事其他革命活动,创作较少,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