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秦历史散文中探《诗》之故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先秦历史散文中称为《诗》。一直到了汉代,由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诗》被尊为垂教万事的宝典,正式被官方确认为“经”。《诗经》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成就的高峰,历来研究者甚众,但由于《诗》距今已有2000余     

《诗经》句尾语气词的原始性质——《商周句尾语气词》专论之一

《诗经》中众多的各类句尾语气词究竟是原诗中固有的。还是被后人所掺人的?本文从“歌的本质是抒情的,句子末尾加语气词是原始诗歌的主要形式”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分析了《诗经》、先秦民谣逸诗和《楚辞》利用句尾语气词以构成歌辞的节奏和拖腔的特点,并进一步论证了这种句末带语气词的歌辞形式,是从《诗经》到《楚辞》整个先秦时期诗歌独具的语言特征,而这种特征正是上述原始诗歌主要形式的一种残迹。据此,本文认为：《诗经》中大量句尾语气词是原诗所固有的,所谓“掺入说”是站不住脚的。     

《诗经》句尾气词的原始性质──《商周句尾语气词》专论之一

《诗经》中众多的各类句尾语气词究竟是原诗中固有的,还是被后人所掺入的？本文从“歌的本质是抒情的,句子末尾加语气词是原始诗歌的主要形式”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分析了《诗经》、先秦民谣逸诗和《楚辞》利用句尾语气词以构成歌辞的节奏和拖腔的特点,并进一步论证了这种句未带语气词的歌辞形式,是从《诗经》到《楚辞》整个先秦时期诗歌独具的语言特征,而这种特征正是上述原始诗歌主要形式的一种残迹。据此,本文认为：《诗经》中大量句尾语气词是原诗所固有的,所谓“掺入说”是站不住脚的。     

儒家诗教观与魏晋诗风递变

先秦儒家诗论确定了以诗为史、以诗为教、以诗言志(情)三重功能指向,汉代偏重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强调诗歌的政教功能和知识性价值,忽略个体情感价值和主体精神;魏晋诗歌继承了先秦两汉儒家诗学观,又多有变创发展,以诗为教的诗学功能得以弱化,代之以诗言志(情)的提升,并促进诗歌知识性价值与抒情性价值的融合。在创作领域也将《诗经》由政教经典作为文学范本加以借鉴吸收,使《诗经》比兴手法得到丰富和深入发展。     

志情相融 别具意韵——中国古代讽刺诗初探之二

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志”与“情”的争议是时起时伏,掀波旋流。或主“诗言志”,或日“诗缘情”,或谓志先情后,情以代志。“春秋战国到汉代末年,都崇尚诗言志之说,到了六朝一变而为‘缘情’。”宋元明以后则大兴所谓《诗经》主志,唐诗主情,宋诗主理之说。“三主”论是否符台中国古代诗歌及其禅沿的实际,非本文重点所在。至少说中国古代讽刺诗的“志”与“情”是难分难解的,不能硬行给其套上“三主”。一“诗言志”是先秦文论给诗歌内涵下的最早定义,并见诸(《尚书·尧典》:“诗言     

《正月》、《十月之交》作者、作年、主旨关系考

从汉代到当代，对于《诗经》这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就整体而言，主要是侧重文本的阅读与阐释。本文试图另觅角度，从具体诗篇出发，即《小雅》中的《正月》和《十月之交》，通过对作者、作年、主旨等方面的比较，探讨这两首诗的关系。并顺便阐述本文写作过程中发现的关于《诗经》的其他一些问题。     

诗化的法制——《诗经》与汉代法制的关系研究

《诗经》作为一部儒家经典，对汉代的法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诗经》之所以对汉代法制产生重要影响，与先秦儒家对《诗经》的政治教化功能的高扬、《诗经》在汉代的广泛流传以及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政策是分不开的。汉代是中国古代法制儒家化的开始阶段，《诗经》在汉代法制儒家化的进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汉代统治者在立法、司法活动中，均引用...     

论《小序》对“二南”本义的曲解及其原因

《小序》是《诗经》诠释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历代《诗经》研究者都对此十分重视。然而,《小序》对《诗经》许多诗篇,尤其是对《国风》的解释,却是对《诗经》本义的歪曲。宋代学者对《小序》发难,也多半是由于《小序》歪曲了《诗经》的本义。“二南”原本无非是一些男女恋歌诗、婚礼赞歌、妇人思夫歌、祭祀歌、描写劳动场面的诗歌,而《小序》却把它们解释成赞美文王、后妃等人的诗歌,而赞美后妃的序占了“二南”的三分之二。“二南”之《小序》有维护周代宗法制的色彩,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二南”之序对诗歌本义的曲解,拉开了《诗经》经世致用的序幕。     

海外与台湾的诗经研究

《诗经》是我国诗歌发展的源头，又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经典著作之一。因此《诗经》的影响早已超越我国的范围，不仅对东亚的日本、朝鲜等国有明显的影响，而且对欧洲、美、俄等国也有广泛的影响，从而成为世界诗歌史上的瑰宝之一。本文主要是介绍海外与台湾的《诗经》研究的概况，并对其《诗经》研究的方法及其势态有所评述。欧洲的诗经研究《诗经》流传到欧洲始于十七世纪，到了十八、十九世纪，《诗经》的影响逐步扩大，而到了二十世纪，欧洲出现了一批研究《诗经》的名家与论著。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理，是《诗经》的译著者与研究者。…     

汉代《诗经》研究志与情评析

汉代《诗经》研究出现了“志”与“情”并提的局面。“志”字在保留先秦“怀抱”意义的基础上又有引申,有的“志”已与表示情感意义的“情”通用。“情”义变化更大,大多数表示情感意义,而且第一次被汉儒引入说《诗》中,这对《诗经》研究和我国诗论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典文学之最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相传是孔子所删、汉代毛亨所传。《山海经》是我国最早富有神话传说的一部地理志,作者无法考究。《吕氏春秋》是我国哲理散文最早的总集,是秦国宰相吕不韦及其门客所著。     

高歌《诗经》是土家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虽是用汉语言文字记录下来的,但它所反映的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活与劳动、爱情与斗争、风情与习俗等等。高歌《诗经》的习俗,在土家族中世代相传,至今不衰。在全国五十多个少数民族中,尚未发现其他兄弟民族有高歌《诗经》的遗风。土家族人民高歌《诗经》,并不是歌唱《诗经》的所有的篇章,也不是歌唱《国风》中所有篇章,他们只是高歌“周南”和“召南”的为数甚少的诗章。     

诗歌的文体强势地位

诗歌是一种强势的文体。诗歌从《诗经》、《楚辞》开始即形成了单纯的抒情风格。汉代以后,《诗经》被列为儒家经典之一。诗歌的文体强势,建立在民族语言的基础之上。各种文体之中,独有诗歌将汉字形、义、音的美发挥到了极致。诗歌以其语言美的优势侵入到散文,酝酿出赋和骈文两种半诗半文的文体,其实质是文学对语言美的追求。唐代的传奇是史传和诗歌双重影响下的产物。唐宋以后,诗歌已穷极变化。宋元的理学、明清的八股,小说和戏曲自身文体意识的觉醒,削弱了诗歌的强势地位。古代美学的精华主要来自诗歌。     

《诗经·周南·汉广》浅论二札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古今注释者甚多,其中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特别是汉代儒者的信口开河,《毛诗序》的曲说附会,将《诗经》弄得面目全非。为了廓清以《毛诗序》为主的儒家诗说染指《诗经》的迷雾,还其这部世界文学史上罕见诗集的本来面目,我们仅以《周南·汉广》为例,谈些粗浅的看法。     

《诗经》是先秦各种器乐演奏的主体

作为乐章,《诗经》是雅乐的基本载体,这可从今存先秦和汉代的一些重要典籍文献中窥知。诸书记载足以证实,周代的器乐演奏,几乎都是《诗经》的篇目,即使一些所谓的佚诗",也多为《诗经》之别名或其佚散者。尤其当时各种典礼仪式上盛行的正歌、无算乐、房中之乐和乡乐,简直全是演奏的《诗经》。     

走下经学圣坛的诗：明代诗经学刍议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性是其最本质的属性。然而,自汉代将其尊经之始,在经学视域下,《诗经》逐渐远离诗性特质,而被赋予厚重的经学内涵,推向经学的圣坛,承载着传播经学思想的重任。诗经学发展至明代,伴随着明中叶新思潮和诗学理论的产生,一股《诗经》文学阐释潮流兴起,使《诗经》研究实现了由“经”向诗的本质回归,确立了明代诗经学重要的学术地位。     

江苏汉代诗歌之“楚调”“乐府”研究

汉代诗歌承楚调,高祖、武帝皆以楚调歌咏,风气历被两汉宫掖而不衰,遂有鲁迅“汉宫楚声”之说。江苏汉代诗歌首推《垓下》《大风》,二者皆楚调。较诸“刘项原来不读书”,武帝雅好诗赋,所作歌诗亦多为楚调,能兼蓄慷慨之音、缠绵之旨。汉代江苏《乐府》诗按《艺文志》所列,民间歌诗目次中有“《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杂歌谣集》所收多出自刘向所采佚名古歌。     

论《诗经》中歌与舞之关系

《诗经》中的歌与舞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颂》诗歌与舞相应而不相兼,歌者自歌,舞者自舞;《雅》诗歌与舞关系亦密,且与宴者可以既歌又舞,但属于自娱性舞蹈;《风》诗则缺乏歌与舞相兼的证据。“诗三百篇”不都是舞辞,只有《颂》诗中有舞词。     

读《诗》说乐舞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理解这一句话时,不能用今人的眼光,把诗和歌分开来,从而认为《诗经》里面有一部分是诗,有一部分是歌;应该说,《诗经》里面的诗,都是歌,或者说,都是歌词。《史记·孔子世家》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这里的“三百五篇”,就是《诗经》,孔子既然能配着乐把它从头至尾地唱出来,可见它是有歌谱的。在古代,歌与舞又往往联系在一起。故本文根据《诗经》所提供的丰富史料,来探讨一下周代音乐舞蹈方面的真实情况。     

论《诗经》二雅战争诗对后世的影响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共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雅分为“大雅”和“小雅”，有诗共一百零五篇。《诗经）战争诗主要在“大雅”和“小雅”中。二雅战争诗主要包括规、雅》中的《六月》、《出车p、《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