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警察的选择性执法——以刑事执法为例

警察刑事执法中的选择性执法表现在警务资源分配、立案、强制措施适用以及侦查行为的实施等方面,并有执法空间大、监督少、利弊共生的特点.警察选择性执法存在的原因包括执法资源的有限性及犯罪的不断增长而引起的资源分配不均,也有成文法的局限性及执法者自身素质差异的因素.警察选择性执法是否合理合法决定其是具正面价值还是负面价值.通过增强执法的透明度,强化监督,要求警察执法遵循相应的原则并提高警察的各种素质,可以把警察的选择性执法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     

法治视野下的警察刑事执法制度改革——以不规范执法制度的成因及其规制为中心

我国警察刑事执法实践中面临着诸多问题,现有刑事执法活动存在制度缺陷,如刑行交叉,缺乏独立性及严格科学的用人绩效保障机制等。改革刑侦体制、构建现代警务制度、规制违规执法,需要针对公安机关刑事执法权,建立买单制、问责制,明确责任倒查和追究的主体,变注重“事后监督”为注重“过程监督,”变注重“阶段性审查”为注重“一事一追责”。     

袭警事件下对我国警察执法人性化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袭警案件呈现高发态势,同时具有突发性、暴力性、群体性等特点,给国家法律尊严、社会治安稳定和警察个人权益造成严重威胁。这与警察在执法活动中忽视和误解人性化执法有着直接关系。警察在具体执法中应树立人性化理念,同时针对警察在人性化执法中的误区进行反思,对人性化执法进行合理定位,使警察在执法中能有的放矢,从而遏制袭警现象的发生,构建和谐警民关系。     

和谐社会与警察人性化执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人民的共同心愿。警察人性化执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警察人性化执法是指警察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改变执法观念和执法方式,以人为本,最终实现执法公正的一项专门活动。从实证和理论两方面分析警察人性化执法的必要性。通过完善公安法律制度、全面提高警察自身素质、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水平等措施来实现警察人性化执法,最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论服务型警察的执法理念

“公民本位”是公认的服务型政府的核心价值理念。警察在坚持依法执行打击刑事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同时,应树立“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核心价值观,尽快实现执法从管制型向服务型,从官本位向公民本位,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力争建设成为一支服务型警察队伍,使执法工作最大限度地让人民满意。     

警察执法侵权的民事责任研究

警察执法侵权的民事责任在我国的法学研究中很少受到关注。通常学者认为,警察侵权的责任仅仅包括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以及国家赔偿责任,而将民事责任往往排除在外,这种将民事责任排除在外的做法与当今国家赔偿向民事赔偿融合的国际大趋势相违背。因此,从国内外警察侵权责任的承担和我国国家赔偿法的发展历史看,论证警察执法国家赔偿责任与民事赔偿责任并存融合是大趋势。     

论警察出庭作证的正当性

目前关于承办案件的警察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引起了人们的极大争论。反对者认为,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承办案件的警察不能同时充当本案的证人,否则,就会与其承担的诉讼职责不相符合,可能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赞成者则认为,警察出庭作证有助于加强控方证据的证明能力,抑制警察非法取证行为,解决长期困扰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恶意翻证、翻供问题。本文就此问题展开几点论述。     

论毛泽东的刑事法学思想

毛泽东的刑事法学思想大都体现在有关刑事立法和刑事执法的路线、原则、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等宏观指导决策方面。毛泽东确立、提出、制定了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执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方针和政策，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刑罚方法和刑罚制度。     

论警察执法的安全保障——以暴力袭警现象为缘起

随着警方打击犯罪力度的加大,暴力袭警现象频发,警察执法安全受到侵害.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观方面表现在警察的自我保护意识及警惕性差、警用装备落后、警察体能差强人意.客观方面表现在警察执法缺乏法律应有的保护、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冲突的结果和誓力严重不足.解决的思路是加强警察实战训练,提高战斗能力,改善警察防护装备,依法使用警械武器,加强对警察执法安全的法律保护.     

刑事犹豫制度研究

刑事犹豫制度是刑事司法中的重要制度,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犹豫制度发展缓慢,需要对其进行反思。重塑我国刑事犹豫制度是刑事司法文明发展的要求。需要从警察微罪处分、暂缓起诉、宣告犹豫、执行犹豫等几个方面对我国的刑事犹豫制度进行合理构架,以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从而促进社会和谐。     

试论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执行

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比普通民事执行更难,有其自身特殊的原因。解决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问题已不是执行机构单方面的努力所能解决的,而需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监狱和刑事审判庭等各个部门的通力合作。解决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的最终机制在于建立国家补偿制度。     

商法的独立性及其相对性

商法有形式商法和实质商法之分。商法的独立性表现在商法与民法在主体、取向、形式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与经济法、劳动法、行政法、刑法、国际法等存在着更多的区别。商法独立的相对性体现在:商法与民法同属私法;互联网使商法与民法趋于统一;现代社会不存在专门商人阶层;商法与民法在调整对象上具有不可区分性;在基本追求、调整方法上有相同之处;民法的基本原则、基本内容都适用于商法。我国不需要商法典。将实质商法总则归到民法典相应各篇中,将相对独立的实质商法放在民法典之外作为民法的特别法。     

垄断协议认定权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垄断协议认定具有公法性处理与私法性救济二重属性。我国《反垄断法》仅从公法性处理的角度进行了规定,但垄断协议本身具有的平等主体间可以设定民事权利义务的民商事协议性质,必然产生《反垄断法》与《合同法》、《仲裁法》等私法救济性法律的关系问题,也会产生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裁判机构的关系问题,进而言之,是行政执法权与法律适用权之间的合理有效配置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在现阶段,垄断协议认定权可以因不同启动原因而分别由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裁判机构享有,而垄断协议的豁免权则应该为反垄断执法机构来行使。     

德国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及其限度——从“联合抵制电影案”等判例说起

在德国,法律十分重视平衡和保护言论自由,法律对人们言论的规制要受到来自个人名誉、尊严和道德方面的限制。但德国法律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也有诸多不足:一是德国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有过于宽松之嫌;二是在言词与行为之间没有作出区分;三是德国的基本法对言论自由的保护着重在民法方面,而没有刑法方面的保护。     

从国际人权法看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改革路径

刑事非羁押措施主要是为保障刑事诉讼中的人身自由而设置的,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我国的取保候审在立法和实践中体现出对人身自由保障的欠缺,与国际人权公约的精神存在一定的距离。有必要以国际人权法中对人身自由保障的规定来反思我国的取保候审,建立起以法院为审查主体的羁押审查制度和权利化的保释制度。     

论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执行难

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比普通民事诉讼案件执行更难,有其自身特殊原因。解决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问题已不是执行机构单方面的努力所能解决的,而需要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和相关机构的配合。     

论中国古代水权纠纷的民事审理

采用法社会学的方法探讨了中国古代水权纠纷的民事审判,为构建我国水权纠纷解决机制提供历史借鉴。中国古代水权纠纷审判分两种方式,即水权纠纷民事审判和附属刑案的水权纠纷审判,前者依据普通民事审判的程序审理,州县衙门是审判的主要承担者;在法律适用方面,习惯法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附属于刑案的水权纠纷审判,以刑事审理为主,民事部分只是刑事部分的附属,不具有重要地位。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判决的执行分实体执行与非实体执行,其中非实体执行更为重要。     

隐私权保护的民法转向与刑法因应

隐私权是重要的人格权,必须立法保护。在我国《民法典》编纂前,已经初步形成以部门法为核心的隐私权保障体系。《民法典》沿用《民法总则》的保护模式,将隐私权从名誉权中脱离出来,与个人信息权并列为独立一节。民法对隐私权保护的转变直接影响到刑法的隐私权保护。在刑法中,隐私权的独立法益地位尚未呈现,涉及隐私权法益的保护采取依托于名誉权、个人信息权等法益的间接保护,可能导致隐私权法益保护的不周延和错位。鉴于民法承认隐私权的独立地位和刑法隐私权间接保护的困境,隐私权的刑法保护应着眼于风险控制。刑法需要探寻隐私权直接保护的新路径,以便构建我国隐私权全面保护体系。     

论现代民商法文化的先进性与局限性

现代民商法文化具有先进性与局限性。先进性是指现代民商法文化的社会进步性和适用技术性。现代民商法文化所蕴含的主体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诚信意识、合作意识和责任意识是其社会进步性的表现;适用技术性,是指现代民商法文化同时又是一种技术文化。局限性集中表现为私法秩序不利于弱势人群,难以有效控制市场经济活动方式的逐利取向带来的社会风险。晚近以来,发达国家出现的民商事立法与社会立法融合的法律现象,恰恰是这种局限性的深刻反映。对现代民商法文化局限性的讨论,决不意味着否认现代民商法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础调节作用。当前,中国法制建设的一项要务就是,加快发展社会立法的同时,继续不遗余力地弘扬现代民商法文化,并以私法社会化的原理完善民商事法律制度。     

论我国刑法角色的塑造——从如何成功塑造一个戏剧角色引发的启示

塑造一个成功的戏剧角色需要剧作家和演员双方的努力。在角色塑造过程中,剧作家和演员需要准确定位角色形象,清晰把握角色间的关系,以及充分尊重观众的情感。刑法作为法律体系的一个部门法,有着独特的角色特性。研究者可以从如何成功塑造一个戏剧角色的思考中得到启示:为了成功塑造刑法角色,立法者和司法者需要准确定位刑法应有的形象,清晰把握刑法与其他法律特别是民法的关系,充分考虑民众的情感进行立法和适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