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发展权的法律保护

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发展权的法律保护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发展权是一项人权,从其本质上来讲,主要是弱势群体的发展权利。我国农民作为一种弱势群体,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各种原因,未能享有与其他市场主体平等的发展权。认为只有形式平等是不能解决农民发展问题的,特别是在现有法律还不足以保护农民发展权的条件下,必须从实质平等上加以解决,因此,还需制定新的法律来保护。     

发展权视角下的农民贫困

中国农民贫困的原因在于发展权的“贫困”。发展权剥夺的影响比收入低下的影响更重要,发展权“贫困”限制了中国农民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发展权对贫困主体具有内在的价值功能。中国农村扶贫重点应逐步从物资扶贫和能力扶贫转向权利扶贫。     

论土地发展权的地位

土地发展权是对土地在利用上进行再发展的权利。土地发展权具有抽象性、潜在性、政策性和工具性。土地发展权是土地所有权诸项权利中的一项。土地发展权的创设可以弥补现行土地使用权制度的缺陷。土地发展权与空中权在产生时期、产生的目的、权利内容、以及权利的实施等方面存在着诸多不同。土地用途管制促成了土地发展权的产生。土地发展权的设立有利于土地用途管制的实施,同时土地发展权制度的有效实施需要合理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配合。建筑容积移转是土地发展权移转的形式之一。土地发展权与保存地役权和最佳管理方案有所不同。土地发展权在土地权利体系中具有独立的意义和地位。     

论区域发展权法律激励机制的构建

区域发展权法律激励机制是在全面推进区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为了保障该区域的全体社会成员丰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并公平分享社会发展成果而构建起来的一整套法律激励规范机制.构建恰当的区域发展权法律激励机制,有助于社会主体最大限度调动自身内在发展动力.并使其有益于外部社会;有助于区域协调发展价值导向的规范化,也有助于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使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和谐发展.     

论农民发展权保护的政府责任

保护包括农民在内的公民权益是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责,也是政府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价值体现,是统筹城乡发展、实现政府目标的关键.现实中,农民发展权保护中政府责任的缺位、越位和错位现象比较严重.增强农民发展权保护的政府责任,不仅要消除二元体制,完善法律制度,更要以公平为核心理念.打造责任政府.     

乡村振兴下农民美好生活权利保障析论 ——农民集体发展权的建构与实现

我国的脱贫攻坚无疑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提供了坚实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国农民发展仍面临突出矛盾.所以,为了克服因重个人而轻集体所导致的农民向好发展要求无法在根本上得到满足,有必要建构以农民集体为主体的农民集体发展权,以使农民能够在集体中获得更好发展.而在这一权利谱系中,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提升农村治理效能、解除...     

论湖南民间金融规范发展的制度构建

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为湖南民间金融规范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湖南可充分利用国家对"两型社会"建设金融政策支持优势,通过地方立法,构建民间金融规范发展制度体系,实现民间金融法律化发展。湖南民间金融构建应在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应坚持政府适度干预、公平竞争、金融效率与金融安全并重、遵守地方法治等基本原则,并在民间金融准入退出、登记、经营引导、风险控制、信息公开、监管等方面构建完善的制度体系。     

金融发展权理论下农村社区金融法律制度研究——基于中美社区金融比较分析

金融是社会资源的核心要素,农村社区金融对中国"三农"问题解决及促进弱势群体金融发展权实现起到了关键作用,但目前我国农村社区金融制度对比现实存在滞后。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通过与社区金融制度发展较为成熟的美国进行比较研究,以金融发展权理论为视角探析完善我国农村社区金融制度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文章主要针对农村社区金融的组织制度、市场制度、资源配置制度及其依存的金融体制进行分析,着重提出互助担保、评级补偿、公众监管及资本多元化等具体法律制度,尝试解决制度面临的现实问题。     

集体土地发展权权利属性辨梳

基于一定的物质基础发展而产生的集体土地发展权是集体土地相关主体追求利益的必然产物。该权利属性合理定位的实质是对事实上土地利益分配与享有的确认与保护。无论从权利享有的主体资格、权利具备的财产价值趋向还是公权力与私权利博弈结果进行分析,游离于规划指导之公权与利益维护之私权间的集体土地发展权之私权属性都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实现集体土地开发利用过程中对公权力滥用的限制和私权利主张的保障的基础。     

发展权视野中的农民产权法律保障

农民产权既是一种自然权利也是一种社会权利。产权保障不仅是农民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且是农民主体性发展的基石,更是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实践中,土地产权不完整、自主经营权缺失、集体产权虚化等是农民产权保障缺失的主要方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二元结构导致产权歧视、产权制度设计的误区、农民产权组织的缺失等。保障农民产权,不仅要推进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也要设立农地持有产权;不仅要排除行政干预,而且应赋予农民房产产权;最后应完善村民自治,实行产权实现的民主化。     

论农民工的社会权利贫困

我国进城的农民工越来越多 ,在城市中他们属于贫困群体。农民工的贫困原因是由于农民工与城市人相比缺乏公正的社会权利 ,即农民工的社会权利贫困是造成农民工地位低下的深层次原因。我国农民工社会权利贫困相当严重 ,现行的制度和政策缺乏对农民工社会权利的保障 ,农民工现有的权利得不到有效的贯彻执行 ,农民工缺乏参与制订社会“游戏规则”的公平机会。因此 ,我们要根据制度公正的基本理念 ,给农民工以公平、公正的社会权利     

农民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农民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是农民环境权所包含的程序性权利,是农民环境权其他权能实现的保证。在探讨了农民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的定义及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总结了农民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在我国推行的障碍主要有:立法缺陷,行政机关定位不准,制度保障缺失,农民环境意识维权意识淡薄。提出完善对策:一是完善立法;二是实现环境行政权和公民环境权的协同;三是建立和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和权利补偿机制,以确保农民环境权的实现和救济;最后要提高农民环保参与和监督效率。     

论企业的联合产权制度性质

企业是一个以资源、能力与知识为基础的由要素所有者联合与劳动所有者联合相结合以创造、控制、分配 合作剩余的专业化生产性组织。联合产权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普遍形式,也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性质。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权益保障问题探讨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民土地被征用,失地农民的数量迅猛增加。由于中国现行土地征用制度等方面存在一定问题,使许多失地农民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并对其生存和发展形成严峻的挑战。为此,须着力构建失地农民的利益补偿机制、再就业创新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切实保障中国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农地产权的厘定与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

科学的厘定农地产权是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根本前提。文章分析了当前我国农地产权存在的农地所有权主体虚位、农地使用权不完整与不稳定、农地转让权界定不明晰等主要问题,指出重新确认农民的所有权主体地位、健全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新型权力制衡机制、健全农地征收收益分配机制是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根本对策。     

宪法财产权主体论

宪法上的财产权是社会中自治的人所享有的人权,并非法律上一切人格体瓜分和控制经济价值的形式.不应概括地把承载公共使命的法律人格视为宪法上的财产权主体.政府享有作为公共权力的财政收支权,而不是作为人权的财产权.意志相对独立的国有企事业可以被界定为宪法上的财产权主体,但只应在一定范围内追求和享有财富.把握不同主体之间的差异,是科学理解宪法上的财产权的基础,也是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改革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前提.     

利益集团视野下的农民权益保护

我国农民在现阶段的利益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他们不能有效地维护自身基本权益,这在很大程 度上是源于利益集团发展的不平衡。农民在个人意愿层次、组织建制层次和社会宏观层次上都缺乏建立 自主的利益集团的条件。要维护农民的基本权益,就必须允许和支持农民建立自己的维权组织,防止既得 利益集团结成分利联盟并主导改革路径,政府要充当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和各利益集团的仲裁者,为多元利 益集团的均衡博弈提供制度平台。     

司法公正与基本权利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所确立的获得公正审判权是一项已经得到世界上绝大多数民主国家认可的基本权利。获得公正审判权不仅适用于刑事诉讼,也适用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以及其他关涉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实质意义上的各种"争讼"。我们不仅应将公正审判原则作为一项总括性的权利予以重视和论述,还应看到平等受审原则和公开审判原则的独立价值。     

产权理论的误区与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古典产权制度与现代产权制度

产权是一个历史范畴,产权制度经历了从古典产权制度向现代产权制度的演进.目前,产权理论研究存在若干误区.这些误区在一些方面误导了我国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国有企业需要通过对产权中各项经济权利的合理配置,建立有效的产权制度;民营企业则需要从古典产权制度向现代产权制度转变.这种产权制度的改革既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也有利于宏观经济均衡、稳定和持续发展.     

试论平等发展权的法律保护

“平等”是发展权的最本质属性。“平等发展的权利”是对发展权的深化和延伸。平等发展权的提出对于人权保护具有深远意义。影响平等发展权实现的原因是多元化的。我国立法中普遍缺失“发展权”概念,使平等发展权法律保护面临困境,这样的问题亟待解决。具体解决的途径是宪法规范确立发展权为上位概念,在立法过程中牢牢扣住“平等”这个发展权的最本质属性,以确立上位概念为纽带,带动多层级的完整保障与高位阶的效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