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尹湾汉墓出土《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簿》的史料价值——读尹湾汉简札记之一

１９９３年出土于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汉墓中的简牍，具有重大史料价值，其中尤以“吏员定簿”简的史料价值最为突出。它不仅可以印证、补充和订正《汉书·地理志》和《续汉书·百官志》的有关记载，而且有助于认识汉代“亭”级机构的性质、“有秩”的“官”“乡”之分、县尉的左右之别以及汉代有无“官啬夫”等重要的官制问题，值得史学界重视。     

从尹湾汉简武库集簿看西汉的武备建设

尹湾汉简的《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所记载的兵车器数量庞大,种类齐全。弩是汉代技术最先进、用量最大的主力武器。西汉在长安和洛阳、北边郡、内郡都建有储存军事装备的武库,直属中央管辖。集薄所记武库是西汉政府建在内郡的直属中央的国家武库。武库有充足的经济保障。西汉对中央和地方武库的严格掌控,是强化中央集权的表现。     

汉代官俸考略

汉代官俸考略杨天宇一关于汉代的官僚制度，由于文献材料太少，且仅有的材料相互之间又颇多矛盾，因此今天欲确论其详，已不可能，只能考其大略。西汉的官俸，实行的都是月俸制，这一点，古今学者皆无异议。《周礼·天官·大宰》所载“八则”之四“禄位”下郑玄《注》曰：...     

西汉“民爵、吏爵界限森严不可逾越”说质疑

朱绍侯先生《军功爵制在西汉的变化》一文,对西汉爵制的各种变化详加考论,读后甚得启发。然于西汉“民爵、吏爵界限森严不可逾越”一说,却感证据不足,或可商榷。 朱先生认为秦代无民爵、吏爵之分,而汉代自刘邦始即有民爵、吏爵之分。我以为,无论是秦代,还是汉代,都无“民爵”、“吏爵”之名,亦无“民爵”、“吏爵”之分。汉代史籍常有“赐民爵”若干级;“赐吏爵”若干级的记载。如《汉书·宣帝纪》载;元康三年“赐天下吏爵二级,民一级”;     

尹湾汉简所载东海郡吏员总额考

《尹湾汉墓简牍》集簿和东海郡吏员簿在统计东海郡吏员总数时出现了差别,前者显示为2203人,后者显示为2202人。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两处统计方法的不同;另一方面则在于郡府亭长正处于从"以故事置"向"员"转变的关键时期。     

汉代内郡的吏员构成与乡、亭、里关系 --东海郡尹湾汉简研究

尹湾出土的西汉东海郡《集簿》、《吏员簿》表明,内郡郡级机构吏员为太守、都尉、丞、年史、属、书佐、啬夫。丞以上为长吏,年史以下为少吏。其中卒史与属为秩百石。书佐、啬夫不及百石。县级长吏为令（长、相）、丞、尉,其余为少吏。官有秩、乡有秩以及侯国的侯家仆、行人、门大大为百石吏。令史、狱史、官啬夫、乡啬夫与游徼为“斗食”。牢监、尉史、官佐、邮佐、乡佐,通称为“佐使”。佐使与亭长皆低于斗食。乡、里为同一系统。邮、亭为独立于乡里之夕卜的另一系统。邮亭机构规模比乡大,但其吏员数却比乡级机构少。乡有秩（或乡啬夫）时或缺置,游徽、啬夫常缺置,亭长则罕见缺置者。乡辖里,“大率十里一乡”。亭只设于交通线上,成点、线分布,负责维持治安,“率十里一亭”。郡县少吏多选用本那人,然太守文学年史则多选用他郡人。时有长吏不在一那久任之惯例。     

从尹湾汉简看两汉文吏

在西汉末年东海郡有正式编制的吏员中,少吏占吏员的绝对多数。不论是由少吏升迁为长吏,还是由长吏迁转为其它长吏,以实际才干升迁者都占很高的比例,因儒学素养而获升迁者在二者中所占比例都非常低。尽管由于儒学被视为官方意识形态,及其与仕进制紧密结合,促使部分文吏学习儒家经典,有些少吏因此而升为长吏,跻身士大夫,但是,文吏作为一种官僚类型,是始终存在的,而且仍然在官僚队伍中占绝大多数,缺乏儒学素养也仍然是这一群体的主要特征。在两汉四百年间,在官僚队伍的各级长吏中,儒生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加,并逐渐取得优势地位,而文吏则最终在数量众多的官府属吏中(即少吏)中站稳脚跟,以其实际才干在行政体制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再谈汉代的民爵与吏爵问题——兼答杨际平同志

河南师大学报编辑部转来杨际平同志的大作《西汉“民爵吏爵界限森严不可逾越”说质疑》,对拙文《军功爵制在西汉的变化》中所谈“民爵”、“吏国”问题,提出异议和批评,拜读之后,很受启发。首先我应该承认,在拙文中并没有把“民爵”和“吏爵”的问题讲得很清楚。所以如此,第一是史书关于汉代赐爵制的资料不多,根据现有资料搞清汉代赐爵制的全部问题,那是不可能的;第二是由于《军功爵制在西汉的     

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文书渊源探索

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一类编册文书为迄今汉代出土简牍所仅见.研究表明:以<元延二年日记>为代表的一类文书(即历谱和记事文字结合于一体的文书)有可能是汉代出现的一种具有特殊作用和意义、性质上与历谱完全有别的新的文书形式;这类文书的渊源,就新近公布发表的<周家台30号秦墓竹简"秦始皇三十四年历谱"释文与考释>简牍资料提供的信息来看,至少可以溯源至我国秦代末年,表明使用于西汉一代的<元延二年日记>一类文书至迟在秦时即已出现.其次,从<元延二年日记>一类简册文书记事文字内容皆与官府官吏日常公务活动有关看,它很可能应是各级官府所要求编制和保存的一种档案性、实录性文书,与秦汉时期官吏管理制度有关.     

居延汉简中所见西汉屯田二、三事

汉代利用军队屯田始于武帝时,终西汉之世为一重要的政策。军队之屯田又可分为两种情况,即驻军屯田和戍卒屯田。驻军屯田往往因某次军事行动之需要而设,如赵充国在金城塞外之屯田,冯奉世在陇西塞外之屯田皆是。戍卒屯田是利用戍边的士卒进行屯田,这是一     

论汉代工商官营政策的政治影响

汉代工商官营政策虽然起到了打击工商豪强的作用，收到“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之实效，为汉武帝的内外丰功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支持，但其负面效应也不能低估。该政策对汉代政治由“蒸蒸日上”向奸弊丛生的下滑着实起到了催化与推波助澜的作用。官吏及其家属从商争利，吏治腐败程度加深；官吏及其家属为人起债、放贷，加剧了社会矛盾；官吏犯赃现象日益普遍，西汉政权摇摇欲坠     

道德伦理的政治化与秦汉统治术

“德”没有进入夏王期的政治视野。殷商时期的“德”表现为宗教为政治所用的倾向。周人提升“德”进入政治序列，开创了以街道伦理为神学政治的新局面。邹衍五德终始说成为秦统一中国后的官方学术，对汉代的神学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汉政治对五德终始说的认同，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刘邦承袭秦制，认同水德；二是汉武帝进行改制，以土德取代水德，对五德终始作出新的解释。     

孔母“颜征在”考辨

孔母“额征在”，史称大贤德，并谓出身曲阜望族。究其竞：贤德是真，望族则假─—突出贫贱的最低阶层者也。本文先从先秦紧要制度“姓氏制”入手，考辨了“颜征在”一名虚豁失真，仅只是一位颜氏大家族名下的下女；继而以春秋贵族婚制“媵婚制”考论了她在家庭内地位之卑贱；然后又佐以她的亲密女伴─—贱妪及孔子本人“吾少也贱”的有力材料，确证孔母突出败民阶层，从而论证孔子亦属践民出身。此与历古迄今一致认定“孔母孔子出身贵族论”大相径庭。     

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所反映的汉代吏行制度

汉代官吏到地方出行 ,像刺史行部、太守行县 ,史料记载较多 ,但对于下层一般官吏的出行 ,《汉书》等文献却鲜有记录 ,情况知之甚少。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记录了东海郡太守府一名属吏全年的出行活动 ,应是代表了汉代一般官吏出行的基本情况 ,从中分析可以大致看出其所反映的汉代地方一般官吏出行的事由、住宿、旅费报销、回府报告等方面的制度 ,堪补正史记载之缺     

“元传国玺”之谜

按古代制度，帝王得国一般要取得“传国垒”方可以是名正言顺的“真龙天子”。这项制度始于西汉，而最初的“传国玺”相传是秦始皇以代和氏壁刀钧刻而成。此玺传至唐遗失；后来的许多朝代都宣称有“传国垒刀出现，但都是伪造品。清皇太极从察哈尔林丹汉手中所得“传国垒”确有其事、其物。不过，这个“传国玺”也不是秦始皇那个“传国玺”，皇太极极力夸大获得这个“制语之宝”的目的无非出于政治需要。沈阳故宫曾藏有的“制恰之宝”并非皇太极所得之原物，而是乾隆伪作的膺品。     

“伧嗫穰擩”释

汉代王褒的《责髯奴辞》中有“伦嗫穰”一语，旧无释．而辞书有据之以为“伦”字建立义项者，又有截取“伦嗫”以为一词者，其误皆由不明此语为“抢攘“嗫嗫”之别构．因据古籍所载，辨明“伦嗫穰”实与“抢攘嗫”相同，在文中为形容髯奴胡须毛发纷乱、口腮耳颊蠕动之貌的两个联绵词，也是古书中常见的两个联绵词．再此基础上，还纠正了《辞源》、《汉语大词典》等辞书中有关的错误．     

尹弯汉墓简牍“提封“面积数指的不是东海郡的耕地面积

尹湾6号汉墓出土的木牍《集簿》所载的“提封五十一万二千（九十二顷）八十五亩”是一条关于西汉成帝元延年间东海郡土地面积资料。作者不同意有人将它认定为东海郡的耕地面积数字,认为它是一条关于东海郡土地面积的准确数字,并进而肯定了它在西汉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价值。     

再论汉无民爵、吏爵之分——答朱绍侯同志

《河南大学学报》1984年第四期刊出拙稿《西汉“民爵、吏爵界限森严不可逾越”说质疑》(以下简称《质疑》),对朱绍侯同志《军功爵制在西汉的变化》一文中的某些提法提出不同意见。同期也刊出朱绍侯同志大作《再谈汉代的民爵与吏爵问题》,对我的质疑做了回答。诚如朱绍侯同志所说,史书关于汉代赐爵制的资料不多,根据现有资料,要搞清汉代赐爵制的全部问题,那是很困难的。唯其如此,在未发现新的资料之前,只能对原有资料深入研究,切磋琢磨,庶几对汉代爵     

尹湾六号汉墓墓主师饶思想探析

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发现的六号汉墓墓主师饶是西汉成帝时期的东海郡太守府属吏。其墓中随葬的简牍文书、遗物反映了师饶生前的工作活动与经历,从中折射出墓主的思想倾向和政治主张。物疏木牍所载书籍说明墓主较深刻地接受了西汉时期的儒家思想体系,同时也掺杂了不少当时盛行的阴阳五行灾异思想;墓主个人生前的活动经历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他本人维护西汉统治的阶级立场、忠君的政治观点与孝亲事君的道德信念。这些都与西汉元成时期的重儒是分不开的,墓主当受到西汉晚期儒家思想文化的强烈影响。     

尹湾汉简《神乌傅(赋)》考论

<神乌傅>第20简上的双行小字,并非作者或传写者的题款,它只不过是赠物者的一个签名.<神乌傅>的主题,仅就神乌故事本身立论是不够的,应该充分重视作者自己的意见,即<传>中所宣扬的弃利避害、全身远祸.结合当时的思想背景来看,这一主题的形成与武、昭之际文学、贤良上仁义、疾权利的思想行为不无关系.神乌所负载的文化含义,论者多以仁、孝求之,然而赋的主要故事情节是乌与它鸟相斗而致死.乌与它鸟相斗致死这一现象,在汉代人的观念中却不是视为吉祥,而是视为黑祥,统治者及五行家出于强烈的政治目的往往把它与当时所发生的重大的反叛事件牵合在一起,因此,此赋所具有的政治倾向性是不言而喻的.至于<神乌傅>的形式,不能简单地因其写了一个乌的故事就把它看作民间俗赋或民间故事赋,从该赋在各个方面显现的特征来看,它还是属于汉代典型的文人赋的形式.可以初步判定<神乌傅>的具体写作时间当在汉昭帝元凤元年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