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社会的现实探索——费孝通五十年学术生涯概述之三

三,用鲜血和生命开拓的社会调查之路一个人获得多少,往往同他付出多少是成正比的。付出越多,获得也越多,这一点在科学道路上可以说是一条定律。1935年8月,费孝通先生和他的前妻王同惠女士,根据史禄国教授的需求,应当时广西省政府的邀请,去研究“特种氏族”,来到了广西大瑶山(今金秀瑶族自治县)进行调查。这次调查,对费孝通和王同惠女士来讲,不仅仅是作为一桩单纯的科研任务去完成的。对此,费孝通先生在这次调查整理出版的《花蓝瑶社会组织》(1936)的编后记中曾讲到:“我们是两个学生,是念社会学的学生。现在中国念社     

“桑梓情谊”的现代转化：费孝通社会理论的情感维度

费孝通的社会理论在社会结构方面更受学界重视，而其中的情感维度尚未得到足够关注。本文试图在费孝通早年有关中国现代化的理论视域中，梳理他有关“桑梓情谊”与“亲属情谊”“乡土工业”“村镇地方团体”之间关系的探索和讨论，进而呈现费孝通社会理论中对于情感的重视。 在费孝通看来，中国的现代化应该以中国传统社会组织为基础来嫁接西方现代技术， 从而推动整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有效过渡。 在此过程中，他尝试将既旧且新的“桑梓情谊”阐释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情感基础。 文章认为，“桑梓情谊”表征并构造了本地的根源与大社会的流动以及地方与国家的人际关联， 是理解费孝通社会理论之情感维度的关键，对我们思考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也有一定的启示。     

“五好”家庭活动要赶上时代潮流

“五好”家庭活动是五十年代妇联在一些城市职工家属中开展的一项活动。十年内乱,被迫停止,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五好”家庭活动才得以蓬勃发展。目前,这一活动已深入到千家万户。1982年,上海市评选出市“五好”家庭1638户,区、县、局及街道、社镇“五好”家庭四万多户。这些家庭,事迹感人,体现了我国人民高尚的道德品质。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了,时代在前进,家庭在变革,而我们的评比活动却拘泥于五,六十年代的传统观念,落后于家庭变革的步伐。因此,对“五好”家庭评比活动作一番分析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了。1 不久前,我们抽样调查了上海448户全国“五好”家庭,经过分类统计,发现这样一个特点:即“五好”家庭的比例随着家内辈数的增加而增加。家庭内辈数越多,评上“五好”的可能性也就越大。448户“五好”家庭中,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就有365户,占81.5%。而核心家庭仅有74户,占16.5%。不仅上海如此,其他各省市都有类似情况。去年北京调查了328户全国“五好”家庭,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共239户,核心家庭才77户。     

"陌生化"社会中信任机制的"理想型"与现状

社会的陌生化趋势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为我们充分呈现了“熟人”社会的形成原因和特征,费孝通先生认为传统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它要求人们长时间、小规模聚居在一起,并与外界生活保持一种相对隔离、孤立的状态。在这种几乎不发生流动的社会中,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因此,社会成员彼此知根知底,费孝通先生的评论是“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费孝通,1998:9)     

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

本文是对费孝通先生晚年思想转向之成因的研究。费孝通晚年的研究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力倡"文化自觉",由早年注重西方文化变而偏重于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对费孝通晚年著作的详细考察,本文认为,费孝通的思想转向是他在对中国现实社会的不间断的调查、实践和反思中形成的。这种思想转向是一种"社会科学"的转向,而不是文化立场的转变。本文以四个部分来论述这种转向的发生。前两个部分讨论费孝通晚年谱写的"两篇文章",即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研究、民族和边区开发研究。在这两个领域的经验研究中,费孝通都遇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挑战,他发现：乡村工业、民族和边区的发展都不只是经济社会政策的问题,甚至也不是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问题,而是和其背后"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心态和文化有关。如何把握这些心态和文化,是本文的第三个部分,即费孝通晚年社会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费先生从英国人类学家Leach因《江村经济》所提出的两个方法论问题入手,在生命的最后十多年里展开了漫长而严谨的反思。反思的结果一方面是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新看法,也是对上述两个经验问题的总回答,另一方面是对"文化自觉"理论的方法论补充。本文的最后一个部分讨论的是费孝通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晚年如何身体力行,在"差序格局"中"推己及人",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是为真正的"文化自觉"。     

要从根本上懂得社会——费孝通教授在江苏公安专科学校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

最近一个时期,费孝通教授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需要,集中力量进行了关于小城镇问题的调查研究。5月27日,他到南京进行调查。他谦虚地对别人说:“对城市的社会调查,我过去没有做过,心中无数,这次去学习学习。”南京夫子庙四福巷居委会是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参加全国五大城市家庭情况联合调查的调查基地,费老于5月29日下午冒雨来到这个居委会,由一位江苏公安专科学校的女调查员陪同,访问了两户居民家庭。5月30日,费老到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参加该校“南京夫子庙地区居民家庭情况调查工作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费老就有关社会调查学科方面的问题,讲述了一些精湛的意见。     

费孝通与江村

首访江村1936年，费孝通第一次来到这个小村，第一次看到农村的工业企业。基层农民的生活，让费孝通产生了浓烈的学术兴趣，他决定把自己的所学，用于调查开弦弓村，来研究中国农村发展之路。短短两个月内，费孝通访农户，走田头，进工厂，坐航船，观商埠，掌握了这一社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民间习俗诸多方面的资料。     

扩展中国社会学新境界

费孝通晚年多次倡导,中国社会学要突破实证社会学的单纯科学主义视野,应当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并举,在对社会生活开展客观性研究的同时伸张人文关怀。根据这个原则,费孝通主张社会学应当注重对精神世界开展研究,重视文化传统、意会沟通和内在自我等方面在社会生活中的深层作用,要在各民族的古代文明中发现具有不同特点的思维方式和对社会生活的研究方式。费孝通的这些主张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为中国社会学开拓新视野、展开新境界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家、工厂与中国现代个体的诞生 对《茧》中人物生活世界的分析

《茧》是费孝通在《江村经济》后完成的一部英文小说，具有丰富的纪实与理论意涵。对《茧》的先行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经济与家庭结构的分析，较少探讨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情感与心态变化的意义。本文通过引入“生活世界”的概念与视角，对小说中人物的情感与心态变化过程进行分析，发现费孝通通过塑造宝珠的形象，展现了他理想的中国现代个体的诞生过程，即，现代个体在家（即“茧”）与工厂的意义重叠与张力中得以真正成长，随之确立的是基于现代个体而成立的新的生活世界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家既是个体的养育之所，也是个体的动力之源与安居之所。王婉秋的形象则展示缺少真实的家的个体可能呈现的纠结状态。这两个形象的对照，真正揭示了费孝通所理解的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复杂可能性。     

社会学调查要发展

费孝通教授在这篇文章里畅谈了自己进行社会学调查的一些体会。时代在发展,社会学研究的方法也要发展。我们从文章里可以看到老一辈社会学家治学的严谨态度和进取精神。费孝通教授在这方面的体会,本刊将继续刊登。     

马克思主义关于家庭起源问题的理论浅述

每一个人都必须在一定的社会组织中生活,而在一切社会组织中与个人关系最密切的要算是家庭。人们生于家庭,长于家庭,一到成年结婚又组成家庭。但人类究竟自何时起组成家庭并发展起来的,这一问题至今尚未弄清。这是因为家庭的起源是史前时代的事情,没有文字资料可查,只能凭考古学和人类的调查和人类学的调查和发现作出推断;世界各国自然条件、历史背景、社会组织的形式各不相同,家庭形成的过程和形式也     

文明社会的现实探索——费孝通五十年学术生涯概述之一

费孝通先生是我国老一辈社会学家,在国内外事有盛名在费孝通先生的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学实践中,他分别对中国农村社会、社会结构、少数民族、小城镇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形成了一套以实地调查为主的独特的研究方法同时,他对推进社会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振兴和发展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本刊从本期开始将连载概述费孝通先生五十年学术生涯的文章此文系莫晓羱同志研究费孝通社会学实践和理论的一部分,仅限于学术生涯的概述,有关费孝通学术思想的论述方面、本刊将在适当的时候刊出     

谁之过?——青少年犯罪的社会因素透视

我国当前犯罪主体为青少年,青少年犯罪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导致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是多元的。本文着重就其中的社会因素作一粗浅透视。一、典型调查和众多个案表明:“家庭结构缺陷,家庭教育失误”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一大原因。据杭州、上海、北京市统计,在5,021名违法犯罪青少年中,由家庭的不利因素导致犯罪的,有1,274名,占25.2%,四起青少年犯罪案件中就有一起与家庭有关。据某工读学校对三年来入学的297名学生的家庭调查,其中因家庭溺爱而导致失足的学生竟占一半以上。在国外,由于家庭各方面原因所造成的青少年犯罪也占相当比例。据美国一个调查报告指出,他们国家青少年犯罪原因,与家庭有关系的占60—70%;苏联     

社会学在各地

一九七九年三月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标志着我国社会学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嗣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费孝通任所长,吴承毅、王康任副所长,赵范为顾向。该所正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及社会调查,大力协助高校和科研机构发展社会学教研,并扩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改革旧中国农村的呐喊──重读《江村经济》

《江树经济》（英文名为《中国农民生活》）里费孝通教授的成名作。此书目1939年在英国出版以后多次重印，列入“国际社会学丛书”，成为社会人类学名著之一；1981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因该书在学术上的成就而授于费孝通赫胥黎奖章。198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中译本，嗣后始见少量推荐文章，且均囿于马林诺斯基在该书《序言》中的评价，着眼于对社会人类学方法的贡献。社会调查的方法论固然重要，但这原本是一个手段，一个达到了解中国社会目的的手段。依笔者之见，此书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方法上的更新，即把功能方法从原始社会推广到文…     

费孝通与《云南三村》

费孝通一生的学术旨趣便是社区研究。针对同行对《江村经济》这种由点及面的演绎、推理方法有以偏概全的责难,费孝通主张社区研究视角应该比较更加广阔性地不同的社会地域提供的条件和结构,而不应该限制在单一个案之中。由此,从"江村"研究再到"云南三村",体现了费孝通早年试图通过社区研究到类型比较模式再到"文化格式",从而认识整个中国社会结构的抱负。这其中,《云南三村》构成费孝通20世纪40年代应用类型比较方法的典范,并值得当代每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学习和反思。     

经典文献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依恋故土的民族。热爱家乡,奋发图强是每个中国人共同的感情,一代社会学大师费孝通教授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杰出代表。费孝通教授毕生致力于农村社会的研究,《乡土中国》是他20世纪40年代研究农村社会的力作之一。     

中国家庭幸福感测量

中国传统社会历来是“家本位”,测量家庭幸福感在中国具有特殊意义。为克服家庭幸福感测量中存在的自评异质性问题,本文采用全国范围有代表性的概率样本调查数据,引入“测量锚点”和“等比例方法”对家庭幸福感评分进行标准化,在此基础上,进而分析家庭幸福感自评异质性的影响因素以及标准化与非标准化测量的评分差异,从而揭示以往主观评价变量非标准化测量可能存在的问题。最后,本文以社区融合状况对居民家庭幸福感的影响为例,通过分层线性回归模型比较了家庭幸福感标准化与非标准化测量在研究结论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     

试论现代伦理教育三种基本方式的统一性

从组织形式来看，现代伦理教育可分为家庭伦理教育、学校伦理教育和社会伦理教育。这三个部分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其中，家庭伦理教育是基础，学校伦理教育是主干，社会伦理教育是外部条件，三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一、家庭伦理教育方针、学校伦理教育方针和社会伦理教育方针的一致性现代伦理教育的方针是培养、造就全面发展的人格。无论是家庭伦理教育，学校伦理教育还是社会伦理教育，都是以培养、造就全面发展的人格为根本宗旨的。家庭伦理教育、学校伦理教育和社会伦理教育在各自领域的实践中都贯穿共体现了这个价值目标，这说明…     

代际支持关系在老人养老模式选择中的创新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迁,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过去由家庭承担的赡养功能逐渐由社会功能来取代。调查证明,老人与子女之间在经济上、求助方式上、精神慰籍上、居住方式上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代际支持关系。在进行现代社会养老模式的选择中,应当在充分肯定和发挥家庭养老功能的基础上,积极建立和发展社会养老支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