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法形成的理论先导与实践进路

19世纪中期以后,资本主义遇到了空前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为保护产业工人等群体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和生活安全,使得社会法得以最终形成。其中,空想社会主义、国家责任理论、人权理论、新财产权理论和福利经济学思想成为社会法形成的理论先导。在法律实践中,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成为法律发展的新趋势,使得第三法域的部门法——社会法应运而生。社会法源于民众的生存权保障,并为全体国民提供最后一道安全防线,具有不同于其他法律部门独特的法律价值、法律目标和法律功能。     

社会法的概念、本质和定位:域外经验与本土资源

英美法系国家并没有社会法的概念。大陆法系国家中,德国、法国和日本的社会法学说比较发达,但社会法包含的范围不尽一致。社会法的产生源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社会法产生的直接目的在于解决一国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社会法既来自私法又超越私法,追求实质平等和社会正义。社会法以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为目标,以保护公民生存的基本人权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将社会法作为法律部门,而不是第三法域,既符合目前国际上通行的社会法学说,也符合我国立法理念和立法实践。我国对社会法概念和体系的构建既要借鉴域外经验,又要充分利用本土资源。     

探析公法的私法化：以行政法为视角

公法私法化是传统的公法与私法的二元区分从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趋势,是公法与私法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必然产物.公法私法化的产生有其深层的法律价值观和政治经济制度上的原因.在公法的私法化潮流中,出现了私法原则引入公法关系和公益事业的私营化管理,这种现象的出现反映了现代政府行使经济管理职能手段的多样化,它的理论基础仍然以坚持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为前提,但同时肯定了私法对公法的渗透、私法原则对公法原则的影响.正是这种意义上的“融合”、“渗透”,反映了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法律调整手段的多样化.行政法作为公法的典型代表,私法化的表现最为明显.     

根本法、市民法、公民法和社会法--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中的法体系初探

宪法不是公法,而是高于私法也高于公法的根本法.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产生了公私法的划分,也就是市民法和公民法.现代社会,公私法的融合造成全新的社会法.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自觉地把社会法视为政治国家回归市民社会的一条通途.     

论弱势群体的社会法保护

弱势群体的大量存在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障碍。社会法作为兼具公法与私法双重属性的第三法域,可以为弱势群体提供最佳的保护。我国保护弱势群体的法律制度还不健全,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仍存在不足,应进一步完善社会法,向弱势群体倾斜,保障和促进弱势群体享有劳动权、社会保障权、结社权等各项基本人权。     

社会宪法与社会法——公私法融合之一箭双雕

社会宪法与社会法是一种共生的法现象,根源于国家与社会的融合、个人主义与团体主义并重、公法与私法趋同诸种因素的综合.社会宪法是传统政治宪法裂变出来的部门宪法之一种,社会法是独立于私法领域旨在保障社会安全的一系列法律部门的总称,二者各有自己的形式与规范内容.鉴于原则与规则规范属性之区异,社会宪法的实施主要依赖民主多数的立法机关制定社会立法,但在一定条件下可由司法实施.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

法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极其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属性的内在要求、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及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要求需要公法强力介入,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财产属性的内在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要求和利益平衡的要求需要私法的适度调节,以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因此,公法、私法互补共存的保护模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模式。     

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新论

经济法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产生的一个法律部门,其价值目标是多元化的,这其中,哪一种价值目标是经济法基本价值取向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目前,几种主流学说认为.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取向主要集中在公平、民主、效率和自由等方面.然而,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经济法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在我国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财富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法应发挥其自身的功能和作用,促进社会经济繁荣和协调发展,从而提高人们最大化地积累社会财富的动力.所以,在法的诸多价值目标中,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应当是效益和公平.其中,经济法的效益价值取向应是社会整体效益价值取向;公平是以社会本位为基础,是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的统一,是可持续发展的公平价值取向.     

论经济法价值取向的选择

明确经济法的价值取向是建立经济法学范畴体系应该首先解决的问题,而它却被理论界长期忽视了。经济法的价值取向是指经济法应当具有的、体现经济法的宗旨并满足社会主体对经济法根本要求的最基本的属性。经济法自产生之日起,它的现实内容就表现出它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的。在各个部门法中,经济法最具有体现社会公共利益要旨的资格。明确社会公共利益是经济法价值取向的选择,有利于经济法与民法和行政法一起作为一种平衡机制共同实现社会关系的调整,确保社会主体各方利益和权利主张的实现。     

社会法视野中的社会管理创新

从社会法的视角看,社会管理创新应当吸收社会法的基本理念,以社会利益本位为逻辑起点,以发展、规范各种社会组织为重点,将保障公民社会权的实现作为主要目标,以培育社会资本为着力点。     

法制下法治与法治下法制

法制下法治和法治下法制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存在。法制下法治之治理主体单一,法治下法制治理主体多元;法制下法治依赖国家法正义观支持,法治下法制依赖多维正义观支持;法制下法治以人为治理客体,法治下法制则以人和法律同为治理客体。在特定历史阶段,法制下法治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民主勃兴和社会转型的逐步推进,法制下法治已经成为中国法制建设的瓶颈,应为法治下法制的理论和实践所突破。法治下法制是多元法律规则并存于社会与依法办事之法治原则的结晶。通过各种法规则的冲突、互动和整合,法治自然会从理想走向现实。     

经济全球化与法律的共通性

加入WTO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经济全球化也必将给法律制度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法律制度、特别是经济贸易法律制度将逐渐表现出共通性。探索经济全球化与法律共通性的命题成为国际经济法学研究、比较法研究的重要课题。     

我国《住房保障法》的基本制度建构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住房保障法》列入立法规划,该法的制定具有重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本文提出了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统一性与灵活性结合、实效性与前瞻性结合以及衔接相关法律的总体起草思路。本文在对《住房保障法》应当涉及的主体制度作一梳理后,提出了《住房保障法》的基本框架建议:总则、住房保障的对象和方式、住房保障的住房和资金、住房保障的准入和退出、监督管理以及法律责任。     

加深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认识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重要战略任务,是实现经济良性发展、积蓄后劲的紧迫要求,也是在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自身经济发展规律基础上作出的必然选择。要保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在遵循一切社会形态共有的经济规律的同时,还必须遵循我国自身经济发展规律。具体为:速度、质量和效益相统一的规律;保持社会供求总量基本平衡,避免大起大落的规律;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规律;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力素质,把握引进、消化、吸收和提高创新能力的规律;梯度推移、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规律;以人为本,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最高目的的规律。这些规律表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较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其内容更全面,更广泛,更加注重结构的变革和"质"的提高,更加注重统筹兼顾和协调发展。因此,实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系统工程,必须抓住重点,从七个方面"转轨变型"、总体推进: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从外延型向内涵型转变;从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从高耗型向节约型转变;从线性型向循环型转变;从守业型向创新型转变;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     

China’s Choice of Analytical Models for Its Anti-Monopoly Law

Modern analytical models for anti-monopoly laws are a core element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ose laws. Since the Anti-Monopol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promulgated in 2008, law enforcement and judicial authorities have applied different analytical models, leading to divergent legal and regulatory outcomes as similar cases receive different verdicts. To select a suitable analytical model for China’s Anti-Monopoly Law, we need to consider the possible contribution of both economic analysis and legal formalism and to learn from the mature systems and experience of foreign countries.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take into account such binding constraints as the current composition of China’s anti-monopoly legal system, the ability of implementing agencies and the supply of economic analysis, in order to ensure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the analytical model chosen and the complexity of economic analysis and between the professionalism of implementing agencies and the cost of compliance for participants in economic activities. In terms of institutional design, the models should provide a considered explanation of the legislative aims of the law’s provisions. It is necessary, therefore, to establish a processing model of behavioral classification that is based o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pplies analytical models using normativ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makes use of the distribution rule of burden of proof, improves supporting systems related to analytical models and enhances the ability of public authorities to implement the law.     

经济法视角下住宅房地产价格调控研究

我国自实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后,房地产业飞速发展,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导致我国部分地区出现了住宅房地产价格过高、上涨过快等问题.住宅房问题事关国计民生,国家政府运用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在调控房地产价格时,始终应当坚持权力法制、秩序稳定、社会公平的原则.在住宅房地产价格调控时,要修改和完善《价格法》,完善土地调控法律制度,完善住房保障法律体系,制定专门法规调整我国住宅房地产,逐步扩大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惠及的范围,完善相关调控主体法律责任.     

行政法的现实反映与价值追求

21世纪 ,在实现法制文明化、现代化这一历史进程中 ,包含一项重要内容 ,即行政法制现代化。中国行政法制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工程 ,需要以完善的行政法律规范为基础。完善的标准在于 :一是行政立法应满足社会的客观需要 ,反映新的经济关系 ,以实现行政法对经济发展的保障作用 ;二是行政法应体现和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 ,彰显民主、科学 ;三是行政法要协调好行政权与各种权力与权益的关系 ,在价值上达到社会公正理念。     

慈善概念的移植何以未完成:一个政策过程的分析

寻求法律移植与习俗的有机统一无疑是中国法律现代化最为重要的问题。由于缺乏微观政策过程的分析,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大多停留在宏观层面。本文从法律现代化和法律多元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以《慈善法》中“慈善”概念的形成为例,探讨了法律移植与习俗如何通过立法体制影响法律的形成。研究发现,习俗通过回应性立法的制度安排以及立法者的双重身份被纳入到决策中。法律移植的慈善概念则通过法律专家与立法者的深度互动产生作用。然而,立法过程中提案与审议的分离以及政治官僚制的决策模式使得形式理性法律的建构面临双重消解。因此,促进立法体制的优化才能实现立法中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效融合。     

我国矿产资源刑事立法问题探析

加强立法,对保障矿产资源合理开发、有序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矿产资源法律制度不尽完善,特别是刑事法律比较弱化,对国家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违法发放采矿许可证、矿主肆意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官商勾结和监察失职等行为难究其责,使私开滥采、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和矿难频发等矿产资源刑事违法犯罪问题突出,严重危及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因此,从增设罪名、加重刑罚和创新量刑制度等方面完善我国矿产资源刑法保护措施,势在必行。     

中国公法崛起的法学认知和意义

中国公法崛起的必然性隐寓于其表征和原因之内,即公法法律文件的逐步完善,公法学术的迅速发展,公法向私法的渗透以及社会对公法的热切关注。而正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中国公法的崛起,这也给中国法学带来了三大机遇:拓展了中国法学的发展空间;推动了中国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逐渐趋于比较平衡的发展;促进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交叉互动。同时,公法崛起也给中国法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即如何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双向互动上,构建规制国家权力的严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