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上丝路上的红学：冰岛文《红楼梦》首次译介文本研究

冰上丝绸之路是推进中国与环北冰洋流域国家人文互动的重要倡议。其中,红学扮演着独特角色。随着冰岛《红楼梦》译本的出现,海外红学族系不仅新增添了一个语种文本,而且为深度了解汉学在欧洲传播的脉络途径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不同于北欧其他小语种的转译形态,冰岛译文并非直接源于库恩德译本,而是基于程乙本的中文底本,同时也吸收了“霍克思-闵福德”英译本的诸多元素,以“丝路”的视角辑录于冰岛文汉学经典选集中。冰岛译文虽然较为晚起,却突破了欧陆特别是具有示范性效应的1932年库恩德译本的翻译套路和格局,其处境化的译介策略开辟了北欧跨语际视野下汉学译介与传播的新型范式,对重新评估“中国-北欧”汉学互动的层次性与丰富性提供了宝贵的样本参照。     

对海外汉学研究的三点反思

任何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都需要及时进行反思,以正方向。国内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已经开展了近四十年,规模宏大、成果辉煌。但瑜不掩瑕,学界对于汉学-中国学的学术发展史尚有认识不清之处,在研究实践上也有所偏颇;所从事的汉学研究尚未能在东方学的大框架内充分展开,只是就汉学而汉学;汉学研究的路径也应充分考虑海外汉学"外国学"的本质,拓宽研究思路,吸纳外语学科的进入。     

我与中国的不解情缘——罗斯·特里尔访谈录

2012年11月3日,罗斯·特里尔出席了由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从中国研究到领袖传记,特里尔经过了怎样的历程?本次汉学会议结束后,就其写作的体会、如何踏上研究中国问题之路,特里尔接受了《新京报》记者兼本刊特约记者张弘的专访。     

英语世界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格局与批评范式

将中国文学引入西方世界的译介活动早在晚清时期就已开始,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夏志清的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问世,海外汉学界的研究视野才开始从古典文学转向现代文学,致力于作品分析以及文学史、文学选集的编撰。一些文学选集被作为美国高校的教学参考书,成为普及中国文学的有效途径;以夏志清、王德威、李欧梵等为代表的海外汉学研究,在方法论和历史观上为中国内地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某些新的可能性。但不应忽视的是,作为一个复杂的构成体,海外汉学研究的面貌不能仅以代表性学者的论断来框定,将海外汉学研究的理论思维套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时也需要对历史语境与现实状况差异导致的认识偏误进行反思,西方学者在冷战思维影响下的文学批评范式以及英美反知性主义传统对五四以来作家创作心态的误读也需要正确认识。虽然英美主流媒体仍习惯沿用这种批评模式解读中国当代小说,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研究也呈现出一系列理论范式的转向,显示出重建文化研究格局的趋势。     

北极走廊上的比较文学：希约利与明清古典文学典籍的冰岛文译介

相较于欧陆主流语种的译介，冰岛暨北极走廊远端国家对明清古典文学典籍的接受具有较明显的滞后性。冰岛语言本身所具有的古诺斯语特质以及别具风格的路德新教自由神学传统，构成了它不同于北欧其他国家汉学研究的独特语境。在相对匮乏的冰岛本土汉语言译介资源中，希约利提供了一种典范性的比较文学样本，力图在“归化”“异化”等传译策略中构建主体与客体间的精神交互。然而，这种跨语际精神交互并非意味着判教式地迎合本土读者的新教神学思维模式而消解汉语言文本背后的儒佛道哲学精神与宗教终极关怀；恰恰相反，挺立儒佛道内在的“道-器”思维模式与道化流行之生生不息精神，将开启中国文化之“道”与北欧路德神学本体论终极视阈的沟通，从而为探索“冰上丝绸之路”视域下多维度北欧汉学的研究与新型对话模式奠定重要基石。     

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西方汉学研究——以鲁惟一为个案的考察

西方汉学经历了从传统汉学到当代中国学的转变。考察这种转变,必须将西方汉学置于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做出客观的、理性的评价。鲁惟一是西方著名的秦汉史研究专家和简牍学家,是英国传统汉学的代表性学者,是西方汉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为西方汉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鲁惟一的学问,既有其鲜明的个性特色,也深刻地打上了时代烙印。当今西方汉学,出现了传统汉学和当代中国学合流的趋势,要引起重视并注意保持警惕。     

略论美国汉学的成功之道及其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启示

20世纪初的美国汉学,还处于起步阶段;然而,到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已成为汉学重镇,发展到今天更是世界汉学引领者。美国汉学之所以能够由蛮荒之地发展为无可否认的世界汉学重镇,与基于现实需要转变汉学模式、雄厚资金的注入及其合理利用、重视知识移民所带来的汉学知识及方法等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美国汉学的这些成功经验和举措,对于今天中国文化发展具有深刻而现实的启示意义。     

“传经”抑或“明道”:以明清两代郑玄从祀孔庙为中心的考察

郑玄在明清两代孔庙从祀中,地位沉浮较大,由改祀到复祀。践行程敏政主张的嘉靖孔庙改制以“明道之儒”替代“传经之儒”,德行成为从祀的首要考量。郑玄因“所行亦未能窥圣门,所著亦未能发圣学”而被改祀于乡。在清初回归传统经学的学风影响下,学者不断阐发郑玄的传经之功并强调其是有德行的君子,从而推动了郑玄回归孔庙从祀。郑玄复祀具有深远的转折意味,引导了清代学术转向汉学复兴。郑学成为乾嘉学者重建汉学学统的鲜明旗帜。     

论江藩《汉学师承记》的体例特点及其学术情怀

从《汉学师承记》的书名选择到体例定制,江藩在门户家法的自知中有意识记录和展现了汉学学者群体的为学为人风格。本文具体分析了《汉学师承记》的纪传体例的特点,聚焦江藩作为“隐形传主”对汉学传统的执着、困惑与思考,关注其对现当代学者“冷暖自知”的思想启示。     

汉学是一门科学吗?

本文提出了颇具挑战性的质疑汉学是一门科学吗?作者首先指出科学是系统化的知识,然后从术语体系、学科成长特性、学派发展、分支和交叉学科等方面,讨论了汉学的地位,指出汉学并不是一门成体系的学科.而汉学家们的出路在于利用语言所长,翻译中文典籍;建立起密切的、制度化的合作,与各门类科学家共同从事研究.作者主张转变方法,进行综合多学科的研究,促进系统化知识的增长,把对中国的研究提高到更高水平.     

从"国学研究会"到"国学院"--东南大学与20年代早期南北学术的地缘与派分

20年代胡适等人倡导“整理国故”运动,并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展开系列的学术活动,在学界引起极大的反响。南方学术重镇东南大学的学者们除了以《学衡》与《史地学报》为阵地之外,以国文系师生为主成立了“国学研究会”创办刊物、展开演讲、编辑从书,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针对北大国学门,东南大学国文系也计划组织“国学研究院”,但却遭到北方学者的抨击和校内新派的挖苦,由于东大不久即发生风潮,东南大学国学院最后是否真正成立也值得怀疑。从“国学研究会”到“国学院”的短短历程和遭遇,集中地反映了20年代早期南北学术界在“整理国故”运动中的地缘与派分。     

比较文化视野中的汉学和汉学研究

汉学是国外学者在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门独特的学科 ,而汉学研究则是中国学者对汉学成果进行再研究的反馈行为。二者都是在跨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 ,因而应具有自觉的比较文化视野。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 ,由于多元文化发展的需要 ,汉学、汉学研究、比较文学这三个原来互不相关的学术领域正在不断地靠拢 ,相互借鉴 ,并将为新世纪的人类文明做出新的贡献     

傅斯年学术思想与史语所初期研究工作

傅斯年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其核心要点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有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反对“国故”、“国粹”这类观念,提倡整理史料时“证而不疏”。傅斯年既与传统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当成说教工具的倾向有别,也与正在兴起的以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历史学异途,他是要借鉴西方汉学而在中国建立科学的现代历史学、语言学。尽管傅斯年学术思想尚有缺陷,但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历史语言研究所初期研究工作(1927—1937年)在档案整理和考古发掘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果,并走上了能够与西方学术界接轨对话的科学化道路。     

“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新视角

中国学术思想要走向世界,应对海外中国学有所了解。海外中国学研究涵盖很广,任何属于中国问题的研究都可以包含在中国学之中。但一般说来,可以区分为现实意义的研究和学术意义的研究两类。前者可以为解决中国存在的现实问题提供某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并为后者提供一些可深入研究的课题;后者则是有长远意义的理论课题和基础性的学术建设。从哲学方面来观察,西方一些汉学家近年来研究中国学有三个新视角:一是在中国文化中寻求具有某些普遍价值意义的思想资源;二是以迂回与回归的模式研究中国学;三是再度重视中国原始经典的研究。这启示中国学者: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是必要的,但是必须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积极参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学术文化讨论与建设,努力寻求在各国、各民族的思想文化中对人类社会合理发展的资源;不仅要把中华文化中有特殊价值的思想资源贡献给人类社会,还要认真研究和发掘世界各民族文化中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思想资源。     

继续的群众运动——试论乾嘉朴学风气的形成

朴学思潮作为清代学术史上的主要思潮 ,它的形成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 ,这个过程离不开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 ,皇帝的“稽古右文”、官吏的“上行下效”、徽商的“贾而好儒”及知识分子的“立言为上”是促成乾嘉朴学风气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梦”背景下我国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家庭养老是现阶段我国农村养老的主要方式。但是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我国的农村家庭养老模式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家庭养老功能呈现出不断弱化的趋势,针对这一趋势分析原因并提出可行对策是为中国梦的实现凝神聚力的有效途径。     

国学探略

进入21世纪，“国学热”在中国大陆此起彼伏。纵观历史，横观近邻。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学复兴”，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剑桥中国文学史》分期浅论

《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定位是非学术性的面向普通读者的畅销书,其独特的分期方法固然是对欧美汉学传统上以文类为分类依据的反拨,更是对市场及潜在读者的迎合。从其实际的操作看,主编所宣称的文学文化史的观念,在具体的分期中并没有得到彻底贯彻。由于各个时段的不同特点,也由于参编者各自的学术专长及风格不同,因而分期方式也各不相同,这使得全书颇为杂乱。即使如此,这部来自域外的著作以其不同的视角对学界仍旧有启发意义。     

哈佛燕京学社75年的汉学贡献

哈佛燕京学社及哈佛燕京图书馆、东亚系,大力开展中美双方互派学者的研究计划,培养出大批中外名人,著名华裔教授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哈佛燕京文物收藏之丰富,哈佛燕京图书馆多元之馆藏、特藏及三任馆长与同仁对汉学研究贡献之大,在中国百年现代化的框架中,均有卓越的独特地位。哈佛燕京学社丰富了哈佛和世界的历史文化体系,建树恢宏。     

从“传统”到“现代”:汉学形态的历史演进

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异质文化的智慧加工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它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在汉学发展史上,传统汉学(Sinology)和现代汉学(Chinesestudies)是两种汉学形态:传统汉学从18世纪起以法国为中心,崇尚于中国古代文献和文化经典研究,侧重于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人文学科的探讨;而现代汉学则兴显于美国,以现实为中心,以实用为原则,侧重于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政治、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军事、教育等一切领域,重视正在演进、发展着的信息资源。以上这两种汉学形态既在演进中不断丰富发展着自己,又在日趋融合中创造着能够融通两种模式的汉学形态,这就是21世纪汉学发展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