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送别诗考述——以建康诗为中心

汉晋诗歌中的送别内容还有些是依附于赠答等诗歌体裁。六朝时期,诗歌中对送别的抒写已不再依附于赠答等题材,而成为真正独立的诗歌门类,以五言新体为主要体裁。建康作为都城是文士集中地,迎来送往频繁,故此地送别诗最为兴盛,对建康送别诗的详细考述可大体了解六朝送别诗的特征。六朝送别诗中送者所作远多于别者,送别诗中往往关合离别地、目的地以及送别双方,这些规律和特点亦为唐代送别诗所继承。对六朝送别诗的探究亦为六朝诗歌、唐代送别诗以及六朝文学地理等研究提供某些基础。     

驱疫与救治：唐诗中的疾疫书写

唐代疾疫对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激发了唐代诗人的创作欲望,也丰富了唐代诗歌创作题材与内容。唐诗中的疾疫书写为了解唐代疾疫与医疗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史料,而通过探讨唐诗中的疾疫书写,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唐代社会和唐人生活状态、身心状况及其与唐代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唐代疾疫诗不仅表现了唐人与疾疫斗争过程中的强烈生命意识,以及疾疫所带来的心态之变化,诗中所写唐人疫病防治观念与巫医并举的措施,也体现了唐代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唐代疫鬼思想观念下的驱疫活动、医学发展背景下的医疗措施,以及文人学医、种药和馈赠医药等行为,共同为我们呈现出一幅特殊而鲜活的唐代社会生活画卷,为全面了解唐代历史文化和文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唐代曲江诗探幽

唐代专题吟咏或涉及曲江的诗有近300首,描写曲江一带景色的诗篇,更是举不胜举。这些诗彼此影响、相互交叉结合为一个整体,反映了唐代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等生活的多个侧面,形象地展示了大唐的盛世风流、政治兴衰和士人心态,并蕴涵着复杂的人生感慨。曲江诗,是唐王朝的时代缩影与世情画卷。     

唐代通俗诗研究

本文对以王梵志诗和寒山诗为代表的唐代通俗诗进行了综合性的考查。作者认为,唐代通俗诗从封建社会既定等级制度和封建传统文化的边缘和缝隙中分化出来,与居于社会中心地位的传统文人诗及其背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相对抗,试图以说教的形式教导民众、拯救现世。唐代通俗诗虽然采取并归属于宗教意识形态,但它通过对人生的说明和求解脱途径的独特探索,暴露了佛教思想固有的内在矛盾,并以“生不如死”、“死而平等”的“骇俗”观,体现了当时下层人民最普遍的人生感受。唐代通俗诗摒弃了诗歌传统创作规范,是中国第一次出现的反修辞美学,它主要采用佛教语汇和社会俗语,把生活话语和艺术话语之间的距离缩小到最低程度,从而对佛教说理诗进行了成功的改造,其“象喻”的说理形式对王维、白居易以及宋代诗人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刺政、舒愤与唐代怨诗

"诗可以怨"具"怨刺上政"和"舒心志愤懑"两个向度,虽正统思想重在"中和",但钱钟书先生仍指出了经学家的异端看法,列举出从何休以来刘勰、钟嵘等人对"可以怨"思想的发展。而韩愈对怨诗的肯定,可看作是唐代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标志,白居易所论也与之相辅。若不包括讽谕诗及宫怨、闺怨等诗,因唐代特有的政治、社会生活及所行制度,使得怨诗有了各自的生成机制。唐人的怨诗主要可分为四类:怨战、迁谪、落第、离别,它们多是以真情动人的好诗。     

得书难易与取士之标准

对于唐代为什么以诗赋取士,已有不少论者探讨,如张蕊《唐代诗赋取士制度形成的原因》一文就较为全面地概述了唐代以诗赋取士的原因,即:儒家的诗教传统;唐代诗歌的繁荣;李唐统治者作为北朝民族的作用、社会风习的作用、不同政治集团利益、诗赋本身具有的特性等。     

论唐代宫观诗

本文认为唐代宫观诗不仅是道教历史、文化的载体之一，更是当时诗人的心态与官方文化、时尚、风俗的载体。通过对唐代宫观诗的总体观照与细读，可以对当时的宫观建筑、道士生活与文化氛围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论唐代豪侠小说与咏侠诗之互动关系

唐代豪侠小说的发生、发展离不开唐代咏侠诗为其提供的文学和文化积淀。一方面,侠主题在初、盛唐时由诗歌先期引入,当咏侠诗达到高潮之后,侠主题又在中、晚唐由诗歌向小说转移。另一方面,咏侠诗为豪侠小说确立了侠的观念,丰富了侠的形态,为豪侠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参照和启示。当然,唐代豪侠小说在对唐代咏侠诗作大面积的继承时,又表现出一定的超越和流变。因此,唐代豪侠小说与咏侠诗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     

“踏歌”臆解

唐代是我国文学全面发展的时代。其中尤以诗为大国。唐诗艺术之精姑不论,仅其内容之浩翰,足令人叹为观止。这也为后人洞悉唐代社会风貌提供了取之无竭的源泉。诗歌是艺术,它与音乐、舞蹈、戏曲从一诞生起就结合在一起。因此,要研究唐代的戏曲,也就不能不特别地留意唐诗了。 本文仅就李白《赠汪伦》中之“踏歌”,略申其与歌舞、戏曲之缘,以就正于方家。 《赠汪伦》写于天宝十四年乙未(755)。时李白五十五岁,诗曰: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诗晓畅明白,故历来注本诠释其意者甚少。关于“踏歌”,清王琦《李太白全集》作了说明:     

唐代诗话理论概观

我国在唐以前就有了诗学传统的渊源。它有两条发展线索：一是从先秦著作中的论诗之语到《诗大序》、钟嵘《诗品》等论诗专著；一是从先秦著作中有关诗事的记载到《诗小序》、《世说新语》中有关诗人言谈轶事的记载。这些都为唐以后诗话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唐代大量笔记小说中有了诗人奇闻轶事的记载，并由笔记小说发展分化，出现了纯粹记录诗人言谈遗事的本事诗，成了唐代诗话的前身。本事诗之后，唐代出现了用笔记体写成的、集记事和评诗为一体的诗学著作——诗话。它以轻松灵便的笔调，随笔漫录；以亲切平易的文风，道出重要的诗学内容。根…     

元结撰、颜真卿书《大唐中兴颂》考释

元结撰《大唐中兴颂》,歌颂了唐朝平定安史之乱、收复两京的中兴业绩,并以微言揭露了玄肃之际政治变局的真相以及肃宗之不孝玄宗,元气淋漓,韵致深沉,是一首包含贬天子之微言的颂体诗。颜真卿书《大唐中兴颂》,采取左行正书以隐喻和宣示孝道之义,配合《大唐中兴颂》贬天子之不孝,气势磅礴,章法奇特,是一篇创造性的微言书法。二者为一创作整体而不可分割。     

论唐代咏物诗与士人生活风尚

唐代的咏物诗可分为吟物和感物两类。吟物的咏物诗在初唐与晚唐诗坛上相对较多 ,它的产生与士人诗酒之会、书斋唱和、切磋诗歌技艺的生活有着密切联系 ;感物的咏物诗又可从物象的士人自我投射和社会现象投射两端去把握 ,这类咏物诗较适用于士人借物抒怀的干谒求进或讽刺规谏。因此 ,唐代的咏物诗可以是士人在闲适或逃避时的自娱 ,也可以帮助他们在仕途上的进取 ,它们是审美的 ,又是功利的。     

唐人选唐诗第一人孙季良生平事迹考

孙季良,盛唐时期河南洛阳偃师人。他是名儒尹知章的门生,又与著名诗人张说、贺知章等人同列“开元十八学士”。孙季良的传世诗文作品极少,在整个唐代文学史上湮没无闻,但在唐诗选本史上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他编选的《正声集》是第一个唐人选唐诗的诗歌选本,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他还擅长书法,并且参与了唐代大型官修类书《唐六典》和《初学记》的修撰。     

海昏侯刘贺读什么《诗》

南昌海昏侯墓出土《诗经》,学界一般认为属于《鲁诗》。通过对海昏侯墓出土《诗经》中的传、故训、文字以及《齐论语》等其他竹简,结合传世文献记载,海昏侯墓《诗经》属于《韩诗》的可能性更大,可能与昌邑国《韩诗》学者王吉有关。通过海昏侯出土诸多简牍文献可知,刘贺其人虽缺少政治谋略,但也非冥顽不灵之徒。相较于汉代其他诸侯王,刘贺亦称得上是好学之人。     

论以诗取士对“诗唐”形成的促进作用

谈到"诗唐",人们常意指"诗歌的"唐朝,实际上,"诗唐"更指"诗性的"唐朝。从表层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学习、创作诗歌风气的普及,使诗歌从宫廷走向民间,促进了"诗歌的"唐朝的到来。从深层次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诗化人格、诗性思维的发展,使其普遍地表现出思想上的轻视礼教,行为上的不拘小节,气质上的桀傲难驯,人生设计充满理想色彩,但处理问题常带书生意气,促进了"诗性的"唐朝的形成。     

八股冲击下的明诗位移

明代科举以八股取士,在既重且难的八股压力下,明代士人不得不将毕生精神气力全部耗于其中。当巨大压力下的明代士人将全副身心投诸科场程文时,诗歌也随之变成了"八股之余",而"唐以诗赋取士"则成为明代最为频繁的诗学关注话题。     

《诗源辩体》中唐诗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渊源

明代诗学的主体是唐诗学,晚明时期唐诗学进入整理、融合时代。产生于晚明的《诗源辩体》不是一部专论唐诗的著作,但全书主体却是唐诗研究。其唐诗理论不是许学夷所独创,而是与前代、同时代诗论有着深厚渊源;不仅包括《文心雕龙》、《沧浪诗话》、《艺苑卮言》、《诗薮》,更包括公安派、竟陵派的诗学理论。正是在融汇众家的基础上,《诗源辩体》中的唐诗理论成为了有明一代唐诗理论的总结之作。     

唐代佛教寺院文化与诗歌创作

以寺院、精舍、招提、兰若等为题材的诗歌在唐诗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构成了唐人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唐人诗歌中这类题材数量的众多,是唐代佛教兴盛与佛教寺院文化发达影响的结果。佛教寺院独特的山水景观与人造景观,为诗人提供了创作之诗思与素材;诗人独游与群游寺院时,作为一种表现与交流的需要以及在寺院的寺壁题诗,刺激了诗人创作的兴趣;而以官僚文人以及寺僧为首,在寺院组织的诗会联唱活动,也对诗人的创作以及联唱体式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唐诗归》看晚明诗学论争中的李白诗

移晚明诗学之风气的竞陵派选本《唐诗归》对李白诗作出了“于雄快中察其静远精出处”的重新解读：对其雄快风格加以辨证品评,独取其“雄”、“厚’’兼备之作;从调“厚”、情“深”、境“幽”、法“严”等方面阐释其静远幽微之境;反映了李白诗在晚明“复古”与“性灵’’两大诗学潮流之论争及汇融中,继续经典化的特殊表现;促成了李白诗的丰富内涵、风格及体裁在清代的全面接受,对深入认识明清之际唐诗学的转型有重要意义。     

中晚唐茶、诗关系发微

中唐以后出现的好茶风尚 ,对中晚唐变革盛唐诗歌进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内敛产生了深刻影响 ,正如嗜酒风尚之与奔腾的盛唐诗格的形成一样。茶的“清新”与中晚唐诗歌的“变新”,在趋新尚异的时代精神中 ,在文人与僧道的共同努力下走向融合 ,使得中晚唐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以“清省”、“清寒”为主要特征的审美趣味。因此 ,当我们以好茶风尚为视角研究中晚唐诗歌的时候 ,不仅可以看到它与盛唐不同的风貌 ,而且可以看到尚理主意的宋诗的直接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