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的天竺僧形象

唐诗中天竺僧形象的塑造,反映出唐代诗人对异族形象的记录、想象、执著、理想化等痕迹,存留了中印文化交流的文学事实。对天竺僧形象塑造所体现的,正是唐代诗人对印度文化所表现出的开放而自信的文化心态。这种他者形象的塑造,本质上源自于本土文化与异族文化遭遇中文化应变的结果。     

论李白诗歌中的丝路文化色彩

李白是唐代诗人中身上最具有西域和丝路文化色彩的诗人之一。他的西域文化色彩不仅表现在他的诗歌中,更体现在他的家世的西域文化背景上。他的西域情结和西域文化因素不仅是体现在表面的言行风格上,而且也体现在他的骨子里,即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上面。他是盛唐时代文化开放和思想开放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中亚和西域文化的熏陶使李白的诗歌具有巨大的文化魅力和丰富的艺术表现力,这也是他的诗歌成功走向世界的因素之一。     

清代西域诗中柳意象探微

柳意象频繁出现于清代西域诗中,借助于诗人之心、诗人之眼,以柳展现出西域春日之暖、秋景之悲,再现了清代西域奇异的自然风光和艰难的生活环境;诗人将自身复杂的思想感情灌注于柳之中,故而柳意象成为诗人表现个人复杂情感的重要载体,寄托了诗人各种复杂的感情和心境,或睹柳思乡,或因柳而内心平和;亦借助于柳展现出其对西域农业和军事较为关注的忧国忧民之情。柳意象的解读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至西域诗人真实的心境和当地居民真实的生活面貌。     

清代西域诗所见“毡”意象述论

清代西域诗中"毡"意象出现频繁,其种类丰富,毡房、毡裘、毡车、毡帷、毡毯皆是西域生活必需品,这些诗歌间接反映了诗人所处的物质生活环境和精神生活状况,折射出内地诗人生活在西域的各种复杂心境。该类诗歌中亦有大量民俗文化信息,是研究西域文化的珍贵文献。     

马祖常丝绸之路诗歌创作谫论

马祖常是蒙元时期一位重要的西域少数民族后裔诗人,其丝路诗歌以描绘丝路西北段、吟咏上都、表现大都等地的风光、习俗为主,语言清雅、感情清醇,为蒙元丝路文学由前期歌吟西域转向后期表现北方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唐诗中的西域意象及其文化意蕴

西域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沟通与防御成为其历史文化产生时代差异的驱动力。唐代西域诗歌不仅有践履此地而生的边塞之情,而且包括中原诗人对西域的想象。战争与和平成为唐代西域诗歌的两大主题。在战争主题之下,诗歌意象主要表现出辽阔苍茫、严寒冰冻、萧瑟荒凉、苍凉悲壮的特点。而和平主题下的西域主要有欢快歌舞的异域风光。这些意象蕴含着一定的文化,即历史意义、西域民族文化交融以及民族心理认同。     

论岑参诗歌的文化性格与艺术风貌

岑界参诗歌，在浓郁的异域情调与夸张色彩中，真实的生活内容与自然景貌或如实反映；或变形展现，在创作主体的敏锐感受中显出神奇的艺术表现力。透过艺术表现能力与技巧的层次。岑参诗歌进而显示出处于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汇点与结合部的深层的文化意蕴。诗人生性好奇，又长期活动于西域极境的边塞地区，正因这种性格气质与边塞经历，决定了其诗歌的基本个性特征。     

西域乐舞的异质文化特征与盛唐诗歌

唐代诗歌与音乐的关系非常密切,来自西域的乐舞,更是以其独特的文化气质影响了盛唐的诗歌创作。西域乐舞情感表达的淋漓尽致,与盛唐诗人崇尚自然、直抒胸臆的审美风尚有着天然的联系。西域乐舞的大气磅礴,与盛唐诗歌的英雄色彩也很有关联。     

杜诗的西域文化背景

杜甫是我国唐代著名的诗人之一,他的诗作既是汉民族文化传统的产物,也是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的产物;既是历史的产物,更是现实的产物。前此在探讨杜诗辉煌成就时,多着眼于汉民族传统、历史对杜甫的影响,忽略或轻视了时代和异质文化对杜甫的影响。本文就杜诗受西域文化...     

论唐诗中的江南意象

本文试图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解读唐诗意象中所隐含的历史真意。文章首先进行了学术源流的追溯和概念术语的界定,接着以唐代的江南诗歌为讨论对象,从诗歌意象中归纳出了江南三个方面的地方意象,即芳晨丽景、林泉高致、朴野偏远,由此来认识江南在唐代的微妙地位和诗人们对江南的文化感知。     

论施补华西域诗的历史文化价值

施补华的西域诗以其独到的历史文化价值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成就，具体表现在：他足迹所到是当时许多西域诗人不曾远涉之地——远离喀什千里之外的俄国边界，他的诗式日记《纪行十四首》及《马上闲吟》二十二首生动记叙了沿途风情及所见所感，可补前人记述之不足；他以特有的政治敏感和责任感，撷取影响新疆稳定发展的政治、经济、军事大事人诗，这种内容上的拓展和纪实，使其西域诗体现出浓郁的西域文化特征，具有了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     

名山文化与江南意象的历史生成——以庐山诗歌为对象

名山文化是诗歌意象的重要来源。庐山是山水结合得最默契的中国名山,又是最早作为独立审美对象的江南名山之一,它的美在不断被发现的同时也培育了诗人的审美情怀。庐山独特的自然风物以及由此生发的人文物事是构成庐山诗歌意象的基本元素。从诗人直觉式思维方式看,它们是心物交感的起点,是诗人感物兴情的触媒;而从反省式的运思途径看,它们又是诗人观物取象的直接对应物,是假象见意的最终依托。这些自然物象或人文形象有的逐渐凝固为一种集体记忆,有的则呈现出历史的层积性,但都被诗人即时的情思激活,充当鲜活的性情载体,由此而成为诗歌意象。对世俗功利的超越,对生命本真的重视,对独立人格的坚守,对审美自由的追寻,是庐山诗歌意象的独特意味,也是江南文化的重要特征。在诗人笔下,庐山常作为城市缺陷的理想参照,作为解救都市人精神困境的世外桃源。这些,都是江南地域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     

永嘉南渡前后的中国

“天佑中国,以绥四方。”中国居天下之中,自古以来,中原士女都以身居中国而自豪。五胡乱华,永嘉南渡,中原士人从中国来到江南,从中心被逼至边缘,其巨大的心理重挫,不言而喻。江南中国与异族入据的中原中国隔江对峙,并都努力接续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本文拟以几个著名历史人物如何看待中国．如何恢复中国入手．探讨永嘉南渡前后的“中国”样态。     

论清代西域诗中的松树意象

松树是西域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熔铸了西域诗人主观情感的客观物象。松树的自然生长环境体现出诗人所处的生存环境和政治环境;松树坚韧的品格体现出其高洁的品性,正是诗人人格的真实写照;对松树的赞美体现出诗人乐观的人生态度;松树意象传达出诗人浓郁的思乡之情。     

张骞“浮槎”故事的生成与传播

汉武帝时代，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入新境界的背景下，张骞出使西域，走访远国异族，以“凿空”“使绝国”功绩，得封博望侯。张骞因奉使成功而史上留名。“张骞浮槎”“博望访星”传说，则反映了张骞及其功业在民间历史记忆中的地位。“浮槎”神异故事与织女以及严君平相关的情节，和丝绸之路史形成曲折的联系，其生成与传播，或许也可以理解为对远国异族文化神秘感觉的体现。后来“张骞浮槎”亦诗亦画，以多种艺术形式多所表现。对于“浮槎”故事演变的分析，也可以从一个特殊视角考察丝绸之路开通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     

西域胡文化之乐舞戏剧在中原

在中国古代艺术长河中,中原地区戏剧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西域少数民族戏剧,尤其是胡文化中的乐舞戏剧,为其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该文以时间为线索,以输入中原的西域胡文化中的乐舞戏剧为依据,梳理了汉代、南北朝、隋唐以及元各个时代西域胡文化之乐舞戏剧在中原的发展、呈现。通过此种阐述以期对异域文化中的戏剧因素有所认识,进一步了解我国中原戏剧发展的过程和脉络。     

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的历史地理学考察

在唐代诗人笔下,“绝域”意象通常指漠北、西域、岭南、辽东等中央王朝统治中心的边远地带。作为唐代诗人以中原地理、经济、文化背景为参照体系观照并重构唐代边塞地理环境的必然产物,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是唐代中原诗人在边塞环境感知与文化表达过程中被典型化的符号象征,指示着那些距离中央统治中心区悬远、经济落后、文化习俗与中原汉族文化明显不同的边疆地区,是一种超越了单纯地理景观与诗歌意象的精神文化符号,是唐代中原诗人对中原地区的认同感、归属感与对“塞”外的恐惧感、逃避感的代名词。     

论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

本文对自先秦以来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关系进行概述,旨在说明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无论对于西域文化或是中原文化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清代西域诗中桃意象初探

桃意象频繁出现于清代西域诗歌中,“不同时期,不同风格,不同命运的诗人,他们可以描绘同一个客观物象,可以共同创造相同或相类似的象征性意象。然而,他们各自创造的这个意象,不仅具有各自不同的象征意义,而且,他们所描绘的相同的客观物象,却都是独特新颖的,都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诗人借助于桃花旺盛的生命力融和西域春意之暖,展现出诗人顽强的生命力;桃意象承载了诗人由中原至边塞的豪情壮志;桃源典故意味深长,又寄予了诗人对边塞的独特感受和浓郁的思乡之情。诗人将自身复杂的思想感情灌注于桃意象之中,故而该意象成为诗人表现个人复杂情感的重要载体,寄托了诗人各种复杂的感情和心境,桃意象的解读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这些诗人真实的心境。     

仲高先生的西域文化研究之路

身为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仲高先生是为数不多的研究西域文化的本土学者,同时,他还致力于新疆旅游文化研究。仲高先生提出的有关西域文化的界定、类型、特征的理论,以及对西域文化与东西方文化关系,西域史前文化中的彩陶、岩画、石人、鹿石功能问题,西域文化史论,西域文化的深层结构的研究和新疆旅游文化的研究都具有学术前瞻性和开创性,其研究成果已经被学术界公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