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若水在徽州的讲学活动及其与祁门谢氏家族的交往——以新发现的祁门谢氏家族与湛若水交往文书为中心

作为"程朱阙里"的徽州籍学者对朱熹理学信之弥笃,传承其衣钵者代代相承,并形成了"新安理学"的地域学术流派。但自明代中叶以降,随着徽商的经营成功,程朱理学对徽州社会的影响渐趋衰落,王阳明和湛若水心学则异军突起,阳明弟子和甘泉学派之创始人湛若水纷纷来到徽州讲学,一批徽州本地学者开始抛弃程朱理学,转而追随王阳明或其弟子以及湛若水等,致力于心学的习学与传播,祁门王源和谢村谢氏家族即是其中之佼佼者。考察新发现的祁门谢氏家族与湛若水交往的文书,可以发现:在徽州官府极力维护程朱理学思想的同时,王、湛心学却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并日益深入人心。     

新安理学与元代徽州地区的宗族建构

在徽州理学发展与宗族建构的整合过程中,新安理学家们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中介的作用,他们推动着朱子礼制的下移,为宗族建构提供了心灵上的凝聚作用及制度上的保障。元初的新安理学家们在推动理学与宗族互动中做出了一种可贵的坚持;而元代中后期,理学化的乡绅成为这种互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至正壬辰战乱,使新安理学与徽州宗族建构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但这两方面互动浸润的传统保留了下来,并在明清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思想接力:徽州哲学的传承与嬗变

"徽州哲学"是指自宋代至20世纪上半叶的徽州籍哲学家在"徽州文化"的基地上创立的具有徽州特色的哲学体系。徽州哲学主要经历了从新安理学到戴震朴学、胡适新学的演进历程。从"理学"到"朴学"、"新学"的传承与嬗变,构成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思想接力",这场接力对于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产生了深刻影响。     

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光辉

徽州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它以徽州地缘为纽带,以程朱理学为核心,以徽商经济为基础,崛起于两宋,鼎盛于明清,影响遍及全国。其内容涉及徽州土地制度、徽商贸易、徽州宗族、徽州历史、徽州教育、徽州科技、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医学、徽州戏曲、新安画派、徽州篆刻、     

明中后期心学在徽州的流布及其原因分析

学术界一般认为,阳明心学的兴起几乎没有对徽州产生什么影响。这一观点是有违历史事实的。其实,明中后期,徽州这个程朱理学的故乡,也成为王(阳明)、湛(甘泉)心学肆意流布的地域。徽州士民之所以迅速就接纳了心学思想,究其原因有二:其一是与徽州学术思想演变的逻辑进程有关,其二是因为心学思想适应了当时徽州商业社会发展的需要。     

朱子理学正名

朱子继承、发展了二程的理学思想,集理学之大成。重回经典,在理之观照下,系统阐释朱子各个方面的思想,论述理与其整个思想体系各个层面的关系,可知朱子思想始于理、成于理、归于理,一“理”以贯之。理具有本体性、主宰性、参与性和归宿性等特性,而心不具备这些特性。理作为本体,是主宰者,主宰一切（包括心在内）、参与一切,是一切的唯一归宿。朱子构建了一个立体的、圆融的、不断循环、从不停息的流转图式,它贯通朱子思想体系。朱子思想是理学,不是心学。为明确厘清理学与心学的界限,朱子关于心的论述应该称为心论。     

民国时期钱穆的朱子学研究及其创新——从朱子心学入手

钱穆的朱子学研究可以追溯至民国时期。他从心学入手研究朱子学,主要包括对朱子思想来源的梳理、对朱子心学的阐释、对朱子格物论的研究、对朱子与陆王关系的辨析、对朱子的学术贡献的讨论等诸多方面,展现了朱子的心学体系及其与陆王之间的大同小异。重要的是,钱穆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有关朱子心学的观点,在他晚年撰写的《朱子新学案》中得到了充实和完善,而成就其朱子学研究的一家之言。钱穆从心学入手的朱子学研究,既不同于以往对于朱子与陆王的调和,也是对那种把朱子学简单界定为理学而忽略其心学的补充,是一种更加全面而综合的研究,对于当今的朱子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     

安徽古代哲学发展概说

安徽古代哲学之发展，既与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基本进程相一致，又具有若干地域性特色。先秦时期，今安徽淮北地区产生了被后世视为法家始祖的管仲，以及道家创始人老子和庄子。汉至唐代，今安徽地区又相继出现了一些哲学家和哲学思潮，《淮南子》之自然哲学，桓谭之无神论，税康之玄学，均为一时之显学。宋元，程朱理学于新安地区大盛。明代，阳明心学流行于长江南北。明末清初，桐城方以智的科学哲学独树一帜。同时，一些专门之学，如徽州江水的经学、音韵学，宣城梅文鼎的天文学、数学，则成为清代学术主流考据学之滥筋。清代中叶，以载震…     

宗其原而应之变: 论明代心学与儒学学统的建构问题

作为朱子理学对立学术体系的心学,至明中叶经王阳明力主是说,而逐渐取得了堪比官方理学的强势地位.这种学术格局变动的同时,也伴随着思想界的震动和学术群体内部的撕裂,并在客观上促成了明至清初儒学学统建构与再建构问题的产生.在与朱子理学的学术竞争过程中,王阳明以集学术与事功于一体的独特气象支撑着心学体系.倾向心学的知识群体们从朱陆异同、心禅界限、治学主旨、史籍书写等方面的论辩中宗其原而应其变,力图展现出心学理路之价值与谱系之"正宗",从而在儒学学统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占得一席之地.从明代社会的整体发展脉络来看,心学与朱子理学就儒学学统中的位置之争,不仅仅是两种学问绍续薪传过程中的学术命运问题,亦且演递为关涉彼时道统与政统的重大社会问题.     

订朱返经——论文宗杨慎的儒学面向

杨慎对明代前期至中期理学与心学所表现出来的束书不观、内向求道的空疏学风极为憎恶,由此溯及作为其思想源头的程朱理学,为朱子理学及其经注纠误。杨慎批评朱子学所采取的立场是回到经学,其要点有二：一方面是治学方法,杨慎治学以博通为尚,通过文献稽核、文字诠释、名物制度考证等方法,对经学、史学、地理、文学、博物学、小学等方面的知识详加研究,讥贬理学、心学之以博学为旁务的观念,力图在知识上超过程朱理学;另一方面是在儒学义理上回归经学,通过对经学本旨的强调来获得评判理学与心学的制高点,在修养工夫、性情、理气等方面通过经学的立场来批评朱子。这些批评是局部的,杨慎自身并没有因此而建立起对儒家诸层面义理的融贯解释,但这并不妨碍杨慎揭示朱子学学术思想之缺陷的思想史意义,并深刻影响明代中后期的学术风气与学术方法,体现出蜀学“敢为天下先”的特点。     

试探陈献章的自得之学——兼论陈献章与王阳明的关系

陈献章不依傍权威显学程朱理学,有着对天道心性义理的独特之见.他的自得之学包括:提出道(理)本论和心本论;含纳心量广大、无累无滞、自然和孔颜之乐等自得的境界;提出立志、读书和静坐等自得的方法.陈献章受到吴与弼的潜移默化并对佛道多有借鉴.王阳明熟稔陈献章之学,阳明心学可说是对陈献章心学的修正和发展.但因对陈献章心学有异议,且顾及视陈献章如父师的湛甘泉的感受,故王阳明平生不大提及陈献章.     

阳明心学对北方文学思想的影响——以洛阳心学群体的文学思想为例

洛阳是明代北方仅有的两个阳明心学传播中心。在阳明心学影响下,洛阳心学群体对文道观、特征论、风格论等文学基本问题及明代文坛的复古、模拟、性灵等重要命题均有所阐发。洛阳心学群体的文学思想有着调和传统理学文学观与阳明学说影响下公安末流等文学观的色彩,研究洛阳心学对于了解阳明心学对北方文学思想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     

心学与清代精英文化的凋落

从学术理路上看,清代的国学较多地具有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性”,而王阳明的心学则更多地带有个人的主观意志倾向,所以心学在清代学者的心目中地位不高。从时代环境来看,清代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压制和利用,也是导致心学凋落的主要原因。然而尽管如此,王阳明心学所表现出来的精神自主需要仍然隐藏在像戴震这样的正统学术大师的内心深处。与此相反,清代学术讲实事求是的“科学性”,却未能表达个人道德意志的需要,这不能不说是人文学术的一种衰落。     

经学范式与文化转型——近代中国佛学学派的兴起

"近现代佛学复兴"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承载者是以"新学家"为主体的知识阶层,不过,这些知识精英对各派佛学义理的选择,却又各有其不尽相同的倾向和侧重,导致这种学派分野的重要原因应在于他们早期所受到今、古文或宋学之传统儒家经师的方法训练,而形塑的相异的方法论与价值取向,若章太炎宗古文经学,康有为、谭嗣同则归属于今文经学,稍后的"第一代新儒家"马一浮、熊十力们则属宋学派,这决定了他们对于佛学不同派别义理的抉择。他们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下抱持着从佛学中探寻真理和知识的历史使命感,因此也避免了传统宗派佛教的种种制度化之思想桎梏,在一定意义上,近代佛学学派的兴起可以理解为向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学派形态的归复。     

略论北宋“义理之学”的两个取向

北宋新儒学从本质上说是"义理之学",而北宋"义理之学"的发展一开始就表现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取向,那就是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和心性、性理取向的义理之学.在北宋时期,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是占主流的.后来,由于政治改革的挫折、儒学经世论方面的学术资源的相对不足、排斥佛道思想的需要等方面的原因,注重心性的义理之学逐渐占据了上风,最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二度抽离”与南宋浙东学派崛起的问题意识——以乾淳之际吕祖谦的思想动向为个案

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以"二度抽离"批评现有的宋明理学研究,在历史学界和中哲史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本文试图从南宋浙东学派的早期领袖吕祖谦在乾道九年至淳熙元年间,就薛季宣《墓志铭》和《伊洛渊源录》的取材问题与朱熹发生的思想碰撞,分析这一碰撞的实质就是南宋前期程学(包括朱熹)在发展中出现了"二度抽离"的动向,而南宋浙东学派则试图扭转"二度抽离",由此展开了一系列学术实践,并与朱熹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辩论。本文尽管不认同余著对"二度抽离"始作俑者的认定,但认为"二度抽离"实为认识南宋思想分野的线索。     

张问陶诗作的文化先导意义

张问陶诗以其情真事切被时人传颂。其写景诗、抒志诗、赠酬诗中 ,时时表现出诗人或仕或隐的矛盾心境 ,从而反映着那个政治桎梏时代的进步士子的共同心态 ,成为传统的入世文化与出世文化矛盾对立的历史缩影。联系清代学术研究思潮观照这一问题 ,可见张问陶的诗作 ,正是嘉庆以降“求实”文化思潮影响下的产物 ,且具有文化先导的时代进步意义     

两宋理学"发明"话语流变及其典型形态考论

"发明"备受汉唐儒者的关注,并逐渐形成了一系列阐释方法,因之而成为儒学阐释传统重要的方法论来源。"发明"受到了宋代理学家的普遍重视,并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发明"之于理学,虽然表征为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和阐释路径、方法,但就其目的性而言则具有共同性。两宋理学之"发明"因其涉及实践主体对于物理、义理、性理等问题的认知、体验和践履,因而具备了体验性、审美性、实践性等品格,也就顺乎自然地成为理学家诗人书写或者创作理学诗的重要表达方式。受到理学家"发明"诸方法影响而创作的某些理学诗类型,自然就具有了与文人诗截然不同的诗歌风貌。对两宋理学"发明"话语涵蕴与理学诗表达方式之关系进行考察,可为我们深入探讨中西方共同存在的"哲学"与"诗"的会通问题等,提供新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亦可为探讨新时期儒学创新性转化提供方法论的历史借鉴。     

从张载到王廷相:中国古代气学的超越与回复

张载气学弥补了中国古典气学形而上学不发达的缺陷,"太虚即气"、"气兼有无"等哲学命题的问世,标志中国古典气学已趋近内涵的思辨性和逻辑的周密性。明代王廷相在"理学"与"心学"双峰并峙之时,大力弘扬张载思想。在思想史的逻辑进程中,王廷相气学的意义不可忽略。但是,古代气学从张载演变到王廷相,并非单一表现为深化、进步与超越,而是呈现出前进与倒退并重、发展与停滞纠缠的特点。     

近代中国知识转型视野下的“命学”

"命学"(命理、命相之学)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学问,读书人对命运问题的思考和举措融入为学与为人的统一中。这种情形到清末民初知识转型时期发生了巨变。随着近代中国知识形态的日趋西化,不论在知识分类层面,还是在读书人社会身份和态度的转变层面,传统"命学"都处于颇为不利的境地。"命学"中的"学"或"道"被分离在近代西式学科的不同分支中,主要是在哲学层面讲求,但因与西学主流不符,在哲学中也难以占据主导地位,日趋边缘化;"命学"中的"术"或"器"则在强大的科学主义潮流面前败下阵来,从文化"大传统"的一部分沦落为"小传统"之一,走向衰微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