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间宗族关系略论

汉唐时代盛行五世为界的小宗宗法,但五服之外,以宗族为单位的、各宗族之间的联系也在不断扩展,这种联系既有同宗诸宗族间的联系,又有姻亲宗族之间的联系,还有异姓别宗之间诸宗族的联系。宗族间的联系既有合作,又有矛盾与冲突,甚至还伴随着时而可见的血族复仇。     

论六朝时期陈郡谢氏的家风与家学

六朝时期的世家大族各有其家风与家学 ,并由此造就了各自独特的家族文化。陈郡谢氏作为当时一流的文化世族 ,在两晋之际由儒入玄 ,在东晋时期形成了典型的名士家风 ,代代相传 ,大大提升了谢氏的社会地位。在宗族内部 ,谢氏则恪守礼法 ,维系宗族的团结 ,使之长盛不衰。谢氏子弟多爱尚文学艺术 ,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金文所见商周宗族秩序的建构

通过商周金文中所见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夫妻关系、伯/叔侄关系、在世者与其故去直系祖先关系、宗族首领与宗族子弟关系的考察,可以看出商周时期贵族宗族内部,宗统和君统是合二为一的,亲缘关系的政治化非常显著。但战国之后,这种显著的宗法关系逐渐发生转变,亲缘关系的政治化大为弱化,用于宗主与其家族成员之间的君臣称谓逐渐消失,君臣关系逐渐固化为国君与其他成员之间的等级称谓,这是后世君权发展的必然。     

秦汉法律规范下的家庭秩序

由简牍材料来看，秦汉法律承认家庭的独立地位，维护家庭内部的孝亲伦理观念与尊卑等级秩序，其目的在于以家庭秩序的稳固来维持国家社会秩序的安定。秦汉法律维护家庭的内部秩序，其原因在于法律既需吸收与接纳自先秦以来即在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家族孝亲伦理和礼制观念，也要适应秦汉时期个体小家庭脱离宗族成为社会主体单位的历史变化和社会需求。但当秦汉家庭秩序与国家秩序、家庭伦理观念与国家法律义务出现冲突且不可两全时，家庭秩序让位于国家秩序，家庭伦理义务服从国家法律义务。     

魏晋南北朝宗族伦理述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伦理思想中最有特色的是宗族伦理规范的提出和完善。魏晋南北朝宗族伦理特点是:强调遵从封建伦理纲常;重视保全宗族、门户和个人;注重宗族、门第教育;重视家庭伦理;强调和衷共济,荣辱与共,维护宗族组织内部的团结等等。宗族伦理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降解了当时社会恶性运行带来的负面影响,为以后社会良性运行时代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心理基础。当然,其消极因素也不容忽视。     

实体性宗族的解体与春秋战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春秋战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是生产力进步的结果,因为在商品经济开始发展的春秋中期以前,生产力并没有本质的进步。从西周末年开始,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实体性宗族(家族公社)开始解体,个体家庭趋向独立,宗族内部互通有无、互助合作的关系趋于瓦解,这使个体家庭通过宗族内部的互助合作,在经济上实现自给自足的做法,逐渐难以为继,而必须通过经常性的商品交换方能获得满足,从而导致了春秋中期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制度性因素(或社会结构)的变化是春秋战国商品经济发展的最初原因。     

地方权势演变与康熙中叶鄂东大族的宗族实践——以黄冈靖氏为例

康熙中叶上承明末清初乱世,下开雍乾嘉道承平,既是一个社会文化规范与国家秩序转型的重要时代,也是一个国家礼仪制度转变与地方宗族发展的关键时期.康熙中叶地方大族的宗族实践,是一个更长时期以来家族在地方社会的权势累积及其崛起背后的具体社会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康熙中叶以后地方大族权势演变的结构转型,在相当程度上引领着地方宗族文化规范的前进方向.地方宗族建设的规范化与正统化,并不完全取决于宗族内部权势人物的身份与地位,还与国家所倡导的宗族意识形态在地方上的渗透过程,以及宗族建设倡导者的个人经历、学问渊源有着极大的关系.     

三国时期宗族组织探略

三国时期的宗族组织,用政治、经济的强制手段,将许多同宗子弟的家庭结合在一起,平时互助互济,战时则征战迁徙,在利益上同气连枝,宗族成员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紧密结合在一起,给当时的社会各方面带来深刻影响。     

清代锦屏文斗苗寨的宗族与宗族制度——兼及林业经营中的"家族所有制"、"家庭私有制"争议

对锦屏林业契约的研究已渐成学界的热点.就锦屏文斗苗寨的宗族与宗族制度等问题进行系统的探讨可以看出,宗族因素对文斗的林业经营是有影响的,但并非完全采家族共有制形式,而是同时有个体家庭所有权形式的存在.     

宗族在城市发展的可能性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传统的宗族无论其组织形式,还是价值标准,更与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目标、与现代法制格格不入.因此.宗族制度受到了抑制.在现代农村改革时期,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退出和家庭承包制改革的推行,家庭成为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和经营单位.而在家庭与农村社会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宗族关系在一些地区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文化形态.在城市,由于人口层次、政治环境、经济改革以及思想变化等方面的影响,城市也可能出现宗族组织.     

宗族复兴对农村法制建设的影响

宗族,即“同宗同族之人”,是以姓氏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由若干家庭所组成的家族。千百年来,我国小农经济导致了农民保守、自私、狭隘的群体性格。宗族在这种氛围中,逐渐走向凝固、走向封闭。八十年代以来,宗族活动重又兴起,并且迅速发展。在广大农村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     

明清徽州宗子考论

受张载、程颐、朱熹等宋儒及其后儒家学者立宗子法理论的影响,明清时期徽州不少宗族在本族内部设立宗子并建立相关的制度.在设立宗子的各徽州宗族内部,宗子拥有权限不等,或仅享有主祭权,或享有主祭权兼及其它族务管理权.设立宗子是从血缘和宗法精神的角度考虑,若宗子不胜任,徽州宗族往往弃之而择贤任能.从总体看,徽州宗族实际控制权主要掌握在族长等人手中.     

公私观念与中国农民的双层认同--试论中国传统社会农民的行动逻辑

传统中国社会,国家权力无法直达乡村社会。为解决与农民生产、生活和娱乐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乡村社会创造了在家庭以上的功能性组织,从而形成了一个双重的认同与行动单位,其中的第一重是家庭,第二重是超出家庭的宗族或者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认同。维护功能性组织运转的基础是克服内部的分离力量,办法有二个,一是对搭便车的人进行惩罚,二是将组织力量内化到村民心中。一旦村庄或宗族变成“我们”的村庄或宗族,变成一个“私”的单位,这种认同就会极大地降低内部运作和组织成本,有效地满足村庄超出家庭层面的公共事务需要。     

宗族图像叙事与乡村文化共同体构建——以江西婺源地区为例

宗族图像是中国古代祖先信仰的重要载体.宗族图像彰显了祖先的丰功伟绩和人格风范,同时也承担了一系列的社会和文化功能.在江西婺源甚至整个古徽州地区,无论是以祖先画像为中心的家族祭祀仪式还是以编纂绘制家谱为核心的修谱仪式,都是强化宗族成员对家族伦理秩序和宗族身份认同的重要活动.它通过一系列的礼仪,来强化祖先形象,加强祖先与后世的联系,建立后世子孙的伦理道德观念,维护家族团结,提高宗族凝聚力.其促进了宗族共同体的建构,并对乡村治理起到规范秩序的作用.     

江西修水客家陈姓拟制宗族的个案分析

中国的传统宗族具有很强的拟制重建功能,特别是客家民系.一个宗族的拟制重建过程是:先由简单的小家庭发展到由“房”组成的家族,再由有实力的家族联络有世系联系的旁支通过修谱形成小宗,再由若干个小宗扩张到具有泛血缘性质的共通谱、共祠堂的大宗族.随着联族圈子的扩大,对一世祖的追溯、认定会越来越古老,传说的成分也越来越浓厚.这与古史辨派“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历史观有暗合之处.     

作为士绅化与地方教化之手段的宗族建设——以明代王艮宗族为中心的考察

王艮作为明代中后期泰州学派的创始人,是思想史家在论及泰州学派时不能回避的人物.在前人对心斋的思想和学术活动的研究基础上,本文将利用现有的安丰王氏宗族材料[1],从明中后期社会和政治的变动、王艮家庭的兴衰[2]、以及王艮后人的思想和实践等角度出发,考察分析王艮及其后人的宗族建设.建设安丰王氏宗族,是王艮及其子孙士绅化努力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他们实现地方教化的方式之一.通过对王艮家族经营的个案研究可进一步厘清明代中期以后宗族、士绅与地方教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宗族发展所受到的制约.     

论传统社会平民礼俗的文化特征

传统社会是家族的社会,家族社会以岁时礼俗调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团聚宗族,联系乡里;以人生礼俗塑造家族传人,保障宗法文化的传衍。中国传统文化的绵长与家族力量的深厚有着密切关联。     

在“国家”与“个人”之间——论20世纪初的宗族批判

在近现代文化转型时期对宗族制度、家族伦理的批判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主流话语.重新辨析这一主题的建构过程会发现,对家族的批判不仅是"个人"独立的要求,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也是进行家族批判的另一个基本动力.对宗族制度的批判,对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的倡导最终是在"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框架中得以确立,其中充满了歧异与矛盾,以及意识形态化的努力.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内部的伦常秩序控制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通过制定和执行族规家法、设置排行、实施惩罚等途径,对族人的伦常关系和族内伦常秩序进行规范和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维持宗族内部伦常秩序稳定的目的.在实施族内伦常秩序控制时,徽州宗族对明清封建政权制定的相关法律条文、宣扬的宗法伦理意识形态,采取主动效仿和接受的姿态,这是徽州宗族能动地适应明清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积极步骤,体现了徽州族权与明清封建政权之间的良性互动.     

中国古代传统家族制度的历史嬗变

中国古代家族制度大致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一是原始社会末期的父家长制家族,其基本形态结构为同一个男性祖先的子孙若干世代聚族而居;父亲在个体家庭中处于统治地位。二是夏商周奴隶制社会的宗法式家族,其基本内容为大宗和小宗、嫡长子和别子加以区分;对宗族、宗庙实行百世不迁和五世则迁的原则。三是秦汉时期的强宗大族式家族,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大都由一些大地主或大奴隶主构成;族人一般是聚族而居。四是魏晋至隋唐时期的世家大族式家族,其基本形态结构为经济实体的地主庄园;家族自卫的武装坞堡;迁徙流亡的家族共同体。五是宋以降至清朝前期的封建家族制度,其基本形态主要表现为：村落结构聚族而居;家族组织系统严密;族长统治绝对权威;家庙祠堂遍及城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