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始隐喻到诗性隐喻

西方学者普遍把诗性语言与原始隐喻相联系,认为诗是“人类的母语”。本文认为诗性隐喻源于原始隐喻,但有着质的区别:原始隐喻是人类思维从混沌不分走向明晰的过渡性产物,是原始人类生存活动的“神圣工具”。诗性隐喻则是人在脱离自然母胎,成为具有理性的独立个体之后,对与自然浑融关系的寻觅追忆。原始隐喻不仅是诗性语言的源头,同时是人类文化的原初范型。诗性语言、诗性隐喻只是其中分化出的一支。当原始思维解体,“神圣的工具”脱落了“有用性”,原始隐喻也就蝉蜕羽化为纯精神性的诗性隐喻。     

古典文学哲学意识的诗性阐说及诗兴精神

古典文学中的优秀作品既是艺术美的载体,又是哲学意识的诗性阐说.它们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照、儒家积极向上的精神张势、佛禅观照世界的圆融与哲思、道家文化生生不息的精神滋养以及"兴于诗"的"诗兴"精神,呈现了一种理性精神空间,折射了一种充满自由的诗意人生境界.     

隐喻在诗性语言中的特殊价值

隐喻保留了语言最初的诗性和活力。诗性语言或者说文学语言是用语言进行的艺术创造 ,它与人类的情感世界相对应 ,能够表达难以言说的复杂思想和深藏的情感。由于人类语言的有限性 ,人们只能在一定范围内传达有限感觉 ,隐喻则能够打破抽象思维和语言的束缚 ,恢复被抽象思维排除在话语之外的丰富联想关系 ,为诗性语言提供超出其本身含义以外的思想感情 ,从而揭示出文学艺术的内在意味和深层意蕴     

论散文的叙述诗性

传统散文一般采用第一人称的单向度叙述,而且近一个世纪来极少变化,这极大地限制了散文这一文体空间的拓展。本文考察了90年代以来散文的创作实际,认为散文的叙述正在发生变化:一是叙述视角的多元化;二是出现大量隐喻性的叙述;三是跳跃式叙述成为常态;四是反讽刺戏谑式叙述时可见到。文章认为,叙述的拓展和多元化不仅是散文的诗性诉求,也是散文艺术革命的标志之一。     

论"诗性散文"

诗和散文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但在诸种文体中两者又最为接近 ;散文的诗性从本质来说是一种内在的整体性和综合的美 ;散文的诗性世界分为三个层面 :主体诗性、文化诗性、修辞诗性 ;散文的诗性是一种度量 ,是以诗性来度量散文的质量 ,特别是内在的质量达到了何种高度 ;散文的诗性不仅能有效抵御现代技术文明加诸人类的危害 ,还是提升日常生活的审美手段     

“诗性批评”:文学研究的传统与发展

文学的本质是诗性的,对于文学的任何一种发现与追问,都必须回到文学的诗性本质上来,并真正"为了文学的目的"来面对文学.因此,在文学疆界不断扩大的今天,中国文学的"诗性批评"传统,对打破唯科学主义思维,真正回归文学的文学批评与研究,更加有着充分的可借鉴、发展的意义.     

论新时期家族小说中家族观念的时间隐喻

时间是人最关心也是最焦虑的问题,人对时间的流逝总是充满无奈,便通过文学创作来弥补这种缺憾。家族小说中所表现的一系列家族观念,如贵远贱近、传种接代、族谱等,便具有抵抗时间流逝的功能,并试图实现生命的永恒与时间的绵延不绝。     

论散文的诗性语言

散文的诗性语言 ,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语言“异质层面”的认同 ,同时也是对文学标准语的背叛。本文以诗性智慧为原点 ,从语言的感性心灵化 ,语言与生活细节的交融 ,语言的隐喻性和陌生化 ,语言的音乐性等方面探讨了散文的诗性语言。散文的诗性语言应是一种心灵性的语言 ,它应是人的存在的家园。诗性语言以高度的具体性和意味性来激发读者的联想 ,它突破了传统散文语言的“明”和“实”的限制 ,具有诗的纯粹性和审美性。     

十七年时期何其芳诗性人格的呈现

建国后到文革前的十七年间,何其芳的精神人格经历了一个体制化的转型过程,但其作为诗人的精神文化基因并没有被彻底删除,我们在考察何其芳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活动和文学评论时仍然会发现他的体制性人格背后被压抑的诗性文化基因。十七年时期何其芳的诗性人格一方面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一方面表现在他的诗歌评论和文学研究中。     

文学的诗性综合解释方法的理论价值

文学解释方法的选择取决于解释者对解释对象的理解和自身的思想价值意图的表达。长期以来,文学解释者"迷惑于"文学解释的方法论危机中,不能自由地理解文学的诗性解释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解释之间的精神联系,因此,陷入到了一种方法论的不断变革和永不满足之中。"文学的诗性综合解释方法"这一理论主张的提出一方面可以使文学解释始终能够坚守文学艺术审美特性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则可以与人文社会科学思想家形成深层对话,捍卫艺术的"真理表达"所具有的独特思想价值。     

论视觉思维对美学及实践教学的诗意建构

20世纪末,中国美学的危机来势迅猛,高校美学教学面临着尴尬的境况。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后现代理论为一体的视觉思维模式具有对美学及实践教学诗意建构的优势功能,能够帮助完成"诗化美学"这一当代美学审美救赎的使命。在实践教学中,以文本的图像化、虚象的空间架构和线性的时间叙事等视觉思维来践行美学的诗化,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份杂志,一段文学——20世纪80年代的《西藏文学》与西藏新小说

《西藏文学》作为西藏唯一的一份汉文版纯文学刊物,它见证了当代西藏文学的发展、变化。20世纪80年代,它以纯文学的办刊理念和发展民族文学的信心,培养和带动了一批藏汉作家的创作,有力地推动了西藏文学的发展。西藏新小说的发生、发展、辉煌无不彰显着《西藏文学》的扶持之力,它的兴起和繁荣与《西藏文学》的大力扶持与推介有着很大的关系。     

英国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时期

19世纪 ,英国文学进入浪漫主义时期。本文简单介绍了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 ,并对浪漫主义时期的不同文学派别 ,及各派别的主要代表作家 ,代表作品作了简介 ,从而对英国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时期作了初略概括。     

《庄子》的道思及其诗意表达——通《庄子》玄奥之门

《庄子》的道思,乃是以“道通为一”的动态整体观为主线。这种道思是理性的概念思维之外的另一思路,即悟性的、诗意的“象思维”思路。这种思路所使用的表达语言也不同于概念思维思路使用的语言,而是诗意隐喻的语言。必须暂时悬置概念思维而借助悟性的“象思维”进入这种语境,才能真正把握《庄子》的道思。庄子正是以道思揭示出人性“欲壑难填”的弱点,而对人类自身异化作出深刻批判。庄子同时还揭示出人具有对于克服异化追求理想自由的善根,从而为人类摆脱精神危机点亮一盏明灯。     

汉代经学《论语》的注经特色

两汉经学《论语》主要有四大注经特色:其一、思想内容上,秉承孔子及其先秦儒家的传统,尚仁义,崇道德,讲教化,重修身。其二、治学风格上,汉注偏重训诂解经。其三、汉儒基于元气论及其同类事物相互感应的学说,局限于儒家伦理现象的表层和浅层次的道德说教而就事论事;其四、汉儒仅限于人伦现象的表层,注重名物训诂和典章制度,尤重讲礼制及其沿革、多记载一些历史掌故。通过汉代经学《论语》的注经特色之研究,可以透视两汉经学思想的复杂性。     

从汉语史角度审视"来去"式时间表达的隐喻方式

中古汉语表示“在某一特定时间以后”,有五种不同的表达形式。这五种不同的形式背后有着共同的心理认知基础,但是与“来年”、“去年”、“未来”、“过去”等的认知方式不同。对汉语时间表达的认知分析应该兼顾古今。     

环绕唐五代诗格中“势”论的诸问题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范畴之一,唐五代诗格中的“势”论,有其特定的理论渊源。“势”的含义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尤其是被兵家借用为兵法概念,即兵“形势”和兵“技巧”以后,遂进而影响到东汉以后的书论,意谓字体的形状和结体的态势;影响到文论,即指文章的风格。至唐王昌龄撰为《诗格》,提出“十七势”等诗学概念,则谓诗歌创作中的运思和意脉的流转变化。至于皎然《诗式》、齐己《风骚旨格》、僧神《诗格》等,虽借用禅宗话头,巧立名目,然其所谓“势”论,也大抵与王昌龄相近,而与禅学中的“势”并无深层关系。     

汉代道家的阶段性特征及其与汉赋的关系

道家思想在西汉时期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这在汉赋中有鲜明的表现。西汉前期,以黄老思想为主,受其影响,作家中含有对世事的关注;西汉中后期,道家思想退隐出政治舞台,玄的成分加重,儒道的调和比较明显。在东汉时代,道家思想继续影响着汉代士人,并融入了修身养性的内容。这在汉赋中有鲜明的表现。     

生命焦虑与诗性重构——读解阮籍诗文中的时间之思

在阮籍的诗作中．对时间的体验和反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内容。其对生命的迁逝感并不是源自一般的行乐思想和功业意识，而是表现为对时间流逝本身的焦虑与恐惧。诗人试图以一种诗性的想象超越现实时间之网的缧绁，回到时间发生之前的原始混沌，重建理想的时间秩序，并藉此释解生命的焦虑与困惑。     

现代文学观念的发生与终结

文学观念的产生、发展、认同、终结都有一定的轨迹可循。现代文学观念是伴随着印刷媒介的大范围应用而兴起的,印刷媒介不仅改变了文学的写作方式,作家的存在方式,文学的传播,而且影响着文学的题材、构思和读者的阅读,从而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前印刷媒介时代的文学观念。新媒介的诞生不断地消解着原有的文学观念,预示着印刷媒介统治下的文学观念的终结。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存在形态正在形成,文学格局正在面临结构性的变化,文学理论研究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