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马球散论

女真建国前,马球已经自契丹人中传入女真人中。女真人的马球游戏规则沿袭了唐宋旧制,但也存在小的差异。金代马球相当普及,各府州都筑有球场。金宋虽然都盛行马球,但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对其社会功能的认识却不一样。金初女真人视马球为加强武备的途径,宣宗以后,由于女真人与汉族人观念上的趋同,马球在女真人眼中也仅仅是娱乐活动了。     

金代藏书家叙论

金统治者重视搜集典藏图书,弘扬文治,努力程度不逊于以往中原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金朝在官府、学校、寺观之外出现很多藏书家.上自贵族,下至学者、平民,藏书风气很浓,藏书风气又反过来促进了金代文化教育及出版业的发展.很多文学家族通过收藏图书使文化在子孙辈得以延续和传承,特别是河东南路平阳府,成为北方刻书中心.图书出版的兴盛与藏书风气相辅相成.金代藏书家对保存、继承、发展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金代图书出版的特点与作用论析

金代图书出版在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发展迅速,在图书的编纂与刻印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与辽、北宋相比,金代图书出版发展环境宽松,除汉字外兼有女真文和契丹文等语言图书,图书出版的区域扩大、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金代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加快了金代社会文明进程,为元代图书出版奠定了基础,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融合。     

论金代艺文的历史遭遇

女真人在创建大金帝国的历程中创建了一代辉煌的文化,金代流传下来的典籍文献,无不集中体现出通俗实用的特点与富于创新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然而,金代文献典籍却传世稀少,金末之丧乱是一代文献典籍毁灭的重要原因,但是问题不止于此,还存在其它一些复杂的因素,主要有:一、以家藏文稿方式保存,易于损毁,难以流传;二、传统的封建正统意识抑制了金代艺文流传,使之屡遭磨难;三、元明两代窃取金人著述成风。     

论金代僧官制度

金朝立国后,逐渐建立起一整套比较完善的僧官制度。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僧务,设置都僧录、都僧录判官、都纲等职专司管理。寺院也建立起包括住持、监寺、首座等在内的僧职体系,并确立了作为一寺之主的住持的多种选差途径。僧官制度对保证金代佛教的健康发展,保证国家对佛教僧团的控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黄河水患与北宋对外军事

宋代是我国古代社会中军事力量相对薄弱的一个朝代,造成这种局面有其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当今的学者已有不少论述。如果从黄河水患的角度,对造成北宋时期军事力量薄弱的因素进行探讨,可以看出黄河水患在很大程度上对北宋的政治经济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制约了北宋军事力量的进一步发展。当然,不能把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状况和孱弱的军事力量完全归咎于黄河水灾以及其他的自然灾害,但是,这些因素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论金代的粮食生产与粮食交易

金朝建国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政府制定的有利于粮食生产的举措收到了很大成效：粮田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有所提高,粮食成为重要的交易商品。金代不同地区粮食的供应能力和交易价格差距较大。为了保证粮食供应和市场稳定,政府以设立常平仓、开展和籴等方式对粮食市场进行调控,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一些成果。     

金代全真诗简论

金代全真道的创立者王重阳及其弟子“北七真”,都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能文之士,他们以教团组织为纽带,组成一个创作群体,运用诗歌形式表现宗教生活,抒发宗教感情,描述内丹修炼的过程和感受,把宗教体验与审美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独具艺术风貌的诗歌流派。     

论金代政治文化的勃兴

金代女真在学习周围各民族特别是汉族先进文化的过程中,自身的文化迅速发展起来,它的政治文化尤为引人注目。在汉化的同时,也创造了以金朝为正统、以南宋和高丽为夷狄的政治观。在金朝前期,女真人实际上是站在“夷”的角度上来看待“华夷之辨”的。世宗、章宗时期,金朝是站在“华”的角度上来对“华夷之辨”加以引申和利用的,申明自己已是典章文物繁盛的堂堂华夏“正统”王朝了。到了章宗、宣宗时代,金朝又进一步掀起了德运之议,自居正统,将南宋贬入“闰”位。金朝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大胆地宣称自己是“华”,大胆地追求正统,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金朝统治阶级未超出以“华夷之辨”理论来解释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的范畴,只能陷入“非华即夷”、“非夷即华”的二元悖论中,不能确立共同为“华”、平等相待的意识。     

金代铜镜主要特征管窥

金代铜镜在中国古代铜镜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艺术创新、工艺水准、模仿铸制、刻款押记等特征的深入探讨,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推动金代铜镜研究的进展。只有全面认识总结其各种特征,才能恰如其分地把握金代铜镜的历史定位。     

论金前期社会秩序的失范与重构

金代前期随着政权的更迭,女真内地及辽宋故地均出现社会秩序失范现象,这种失范主要表现在传统权力体系遭受破坏,社会信仰危机显现,民生困顿、经济凋敝等多个方面。针对这些问题,金朝官方和民间社会都采取了一系列有助于社会秩序重构的措施。金代社会秩序重构的官方路径主要在于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民间路径则以人伦亲情重构为重心,扶危济困,恢复民间信仰等也是必要手段之一。金代前期社会秩序重构的过程是一种由无序向有序过渡的渐变的过程,而旧辽、旧宋传统的儒释道思想及一些地域信仰也在其中助力匪浅。     

西晋加官制度考述

西晋时期,特进、光禄大夫、侍中、散骑常侍等作为加官时具有一些特别的意义,其中特进、光禄大夫作为加官可以提高官员的地位,往往是官员升迁中的重要步骤,而散骑常侍、侍中、给事中等作为加官一般是对官员的格外优宠,作为加官时,侍中优于散骑常侍,在官员官职变迁时,加官变化随本官的迁转而由散骑常侍变为侍中。     

北洋武备生与清末军事现代化

以"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为代表的北洋武备生在清末军事变革中大显身手,创建训练新陆军、改编山东地方军和编练北洋六镇,勤于谋划,躬自实践。因应清末军事现代化对合格将才的需求,北洋武备生主持北洋一系列军事学堂,积极改章建制,培养了一大批学有素养的军事专才,推动了清末军事现代化的发展。伴随北洋集团的崛起,北洋武备生亦逐步形成为"武备派"势力,成为影响清末政局的重要力量。     

义熙伐蜀与晋末宋初政局

刘裕主持东晋朝政期间,曾于义熙二年、九年两次派兵伐蜀。第一次伐蜀的条件并不成熟,其本意也并非在于克蜀,而另有其政治意义。第二次伐蜀,则已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而盖州的平定,除了直接造成梁州的回归外,更为日后南北之间的长期对峙,作了奠基。     

理论创新与实战局限:明代车战的历史考察

从明正统年间开始,明朝统治集团中屡屡有人倡议以车战抵御蒙古骑兵的入侵。在这一背景下,车战理论逐渐形成。同时,在明朝北部边防中,车战御敌的战例也频频出现,其中不乏成功者。但从整个边防角度来说,车战作用又十分有限,其理论意义远远大于实践价值。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明朝统治集团对车战未能形成共识,同时御敌于境外的战略指导思想以及战车设计的缺陷也导致了车战未能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唐代刺史的军事职掌与州级军事职能

在唐代的州级官员中,明确具有与军事行动相关职掌的官员是刺史,州级具有一定的军事职能。唐代刺史的“使持节某州诸军事某州刺史”并非虚号,而是与刺史的军事职掌及州级的军事职能相符的。唐前期,刺史对州郡兵的军事权力有限,刺史对州郡兵有领兵权而无发兵权,普通州级对州郡兵的军事职能较弱,中央拥有对军事的绝对领导权力。唐后期,在藩镇长官兼治所州刺史的情况下,这些刺史拥有对州兵的绝对军权。而属州刺史对州兵的权力也根据不同情况,而有强有弱。同时,刺史还参与府兵、镇兵、团结兵等兵种的管理和领导,并参与募兵。     

金朝近侍预政探微

金朝近侍预政,收集信息,传达旨令,承担皇帝直接安排的任务。金朝宰执与近侍存在既交结又争斗的关系,二者权力此消彼长。金朝皇帝与近侍保持紧密联系,近侍权力的扩张与皇帝支密不可分,是皇权加强的一种表现形式。近侍预政,与皇帝的信任和利用有直接的关系。近侍预政加深,说明贵族政治回归,种族统治至上,皇权逐渐加强。这是金朝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     

辽金文化比较研究

由契丹和女真族分别建立的辽、金王朝，其化发展脉络有着许多异曲同工之处。共同或接近的自然环境、生产力发展水平，明程度，社会发展规律的作用以及接受汉化影响等，是契丹与女真，辽与金化出现共同之处之原因；而其族源不同、借鉴吸收汉化程度各异以及自身因素、所处时代背景等，又是导致其化存在差异的重要因素。     

论宋初三朝的禁军三衙将帅

宋初三衙为禁军最高统帅机构 ,其将帅不仅统领拱卫内廷和京畿之军 ,而且出外带兵 ,承担征伐、镇守重任 ,可谓军中重要首脑和代表。通过对宋初三朝三衙将帅的出身进行分析 ,不难发现其大都与皇帝有特殊关系。宋太宗以后 ,藩邸背景成为入选三衙将帅的重要条件 ,而对能力和素质却往往忽略 ,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论魏晋文化中“清”的美学意义

"清"是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清"作为自觉的文化审美追求起源于先秦道家哲学思想,它既是老庄哲学的重要概念,又是审美的最高追求。"清"之风盛行,影响遍及人物品鉴、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等领域,"清"的人格之美、风度之美和艺术之美,充分体现了中国独特的审美精神,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对后世文艺作品的审美评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