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汉王朝对北匈奴的政策

于谓汉欺之 ,谋欲犯塞 ;谓宜还南所掠生口 ,以慰安其意。”章帝从袁安议 ,许之 ,令“度辽及领中郎将庞奋倍雇南部所得生口 ,以还北虏 ;其南部斩首获生 ,计功受赏如常科”。企图平衡南、北匈奴的关系。由上可知 ,在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至和帝永元元年 (公元 5 1- 89年 )期间 ,北匈奴或因“惧于见伐” ,或因欲与汉合市 ,多次遣使求和亲 ,而东汉王朝则出于“冀其交通 ,不复为寇”的目的 ,与北匈奴保持了时断时续的通使、合市关系。当然 ,由于北匈奴时时寇边侵掠以及东汉王朝在处理南、北匈奴问题上的摇摆性 ,东汉王朝对北匈奴采取的以通使、合市…     

东汉时期匈奴族的人口

根据有关记载推算,东汉和帝永元年间,南北匈奴的人口总数约有140万,这是我们所能推知的东汉时期匈奴人口的最高数。东汉前期北匈奴居住在漠北,南匈奴主要分布在并州、凉州、幽州的缘边诸郡。东汉中后期,匈奴人口逐渐内徙到今天的山西中部一带。东汉末年,一部分匈奴人被迁居到魏的邺城。     

班彪祖孙三代的民族关系思想

班彪、班固、班超和班勇祖孙三代或“避地河西”,或远征匈奴,或出使和经营西域的特殊经历,使他们的民族关系思想更加丰富,更具特色。班彪的羁縻南、北匈奴的思想进一步深化了光武帝的“扶南抑北”思想,更有利于东汉王朝控制整个匈奴。班固在《汉书》中通过对各个少数民族政权历史的记述和评论,系统阐发了他的民族关系思想。他的和亲无益、甘言不可信空约不可守、羁縻不绝、有来有往以及战争乃“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等思想观点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班超的“示以威信”和“以夷狄攻夷狄”的思想观点及其军事行动,不仅极大地扩大了东汉的声威,而且使东汉完全控制了西域。班勇关于民族关系的理想追求是“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他恢复校尉和设置长史的主张,主要考虑汉朝“安边久长”,希望达到“外夷归心,匈奴畏威”、“抚西域”、“招怀诸国”及“宣威布德”的目的。班彪祖孙三代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与他们的个人经历有关,也与他们的家世有关;既受传统民族观的影响,也受当时民族关系思潮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既有对传统民族观的吸收,也有一定的创新和发展。     

东汉"三绝三通"西域与"羌祸"之关联

东汉王朝的"三绝三通"西域,虽然是东汉与北匈奴军事较量的结果,然而其与"羌祸"也有着密切的关联.正是由于河西、湟中、陇右的羌族起义,直接影响了东汉王朝对西域的经营."羌祸"对东汉王朝"三绝三通"西域的影响,深刻揭示了西域与河西、湟中、陇右的战略关系.     

试论东汉时期的盐铁政策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东汉时期是实行什么样的盐铁政策?由于史料记载不详,学术界有较大的分歧。细考史料,我们认为东汉初期仍实行的是盐铁专卖政策,只不过由于诸多原因而使政府对盐铁专卖的控制有所放松,而且民间也有大量非法的私营盐铁商存在;直到章帝时期,汉政府又全面加强了盐铁的专卖政策,民间私营盐铁商遭到严厉的打击;自和帝起,汉政府废除了盐铁的专卖政策而实行民营征税制度,但政府专卖也仍然存在,一直到东汉末年。在此基础上,商品经济继西汉之后,一直在低谷中徘徊。     

关于西汉政府与匈奴和亲的若干问题

对西汉政府与匈奴之间所建立的和亲关系,史学界已作了颇多的研究,然而,莫衷一是。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和亲的若干问题略作探讨,并与某些观点商榷。一、西汉前期和亲的原因与得失从高祖提出和亲政策至武帝拉开反击匈奴战争的序幕时(公元前133年)止,是西汉政府与匈奴和亲的前期。在这一时期,西汉政府首倡和亲,匈奴单于接受和亲。现     

秦汉政权和匈奴的关系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草原上的一个游牧民族。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二世纪,它与秦汉政权之间既有和睦相处、友好往来,亦有流血冲突和大规模战争,这对双方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就秦汉政权与匈奴之间和战关系的演变,谈些粗浅的认识。 一、秦王朝时期 在秦朝建立之前,匈奴已开始强大,常南下掠夺、骚扰。秦灭六国之时,匈奴乘中原内乱占领河套地区,打通了向中原扩张的门户。     

两汉和亲理论的创立、发展与完善

两汉和亲理论的创立始于汉初娄敬.其意图是对匈奴的侵扰暂且妥协和退让,以求得一段时间的安宁,也是汉匈国力强弱的一种体现.西汉前期的和亲政策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也带来了对匈奴一味妥协和退让的弊端.至汉武帝即位,为了实现大一统的宏伟目标,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的威服战争.在汉匈国力强弱的转换中,西汉中后期的和亲理论及政策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改造,就是要将和亲作为匈奴对汉求和臣服的标志.从长远来看,西汉王朝也终将使匈奴臣服.东汉王朝的和亲理论更为完善,成为一种积贮力量、等待时机、重新武力征服匈奴的战略设想,并在实施过程中具有国家统一、匈奴臣服、汉族与匈奴等非汉民族和平友好交往的象征意义.     

汉武帝开发西北的措施及其成效

一、派兵攻打匈奴，基本解除匈奴对西北边境的入侵和骚扰 从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至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西汉对匈奴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的战争，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武帝元朔二年至元朔六年，主要是为争夺河套地区。“元朔二年春正月，匈奴入上谷、渔阳、     

不要相信纸上的东西——读《盐铁论》的一点体会

公元前八十一年,即汉昭帝始元六年,由当朝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一手策划召开的盐铁会议上,儒法两家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而且在如何对待匈奴入侵的问题上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承认不承认汉武帝执政以来对匈奴族奴隶主贵族的抵抗是完全必要的,是坚持汉武帝的抗战路线,还是采取和亲、妥协。从汉武帝执政后,在总结了汉高祖刘邦以来同匈奴族奴隶主贵族进行长期斗争的经验教训中,逐步认识到写在纸上的东西只是个骗局。对匈奴族奴隶主贵族的入侵,只能用武力去反抗,用战争解决问题,而决不能用仁德去感化。因此,汉武帝坚持了抗战立场,动员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抗匈战争,经过长期、艰苦的战斗终于打败了匈奴入侵者,赢得了胜利。     

论东汉《左传》地位之变迁

就整个东汉经学演变来说,《左传》地位的变迁无疑是最突出的事实。《左传》成为今、古文经学兴衰沉浮的一个显著向标。考察东汉《左传》地位的变迁,可以看到,东汉前期(光武至明帝)、东汉中期(章帝至质帝)和东汉后期(桓帝至献帝)这三个阶段构成了《左传》地位变迁的递升轨迹。     

融入华夏:东汉时期汉匈关系中的“南单于故事”探微

"南单于故事"是光武帝时期形成的东汉处理与南匈奴关系的一种模式。它产生于东汉实力强于南匈奴的背景,明确了东汉承担的经济和军事等义务,南匈奴承担的军事、政治、经济和宗教等义务,具有稳定性、开放性和不对等性等特征。"南单于故事"意味着匈奴的地位从西汉初年平等的兄弟变为宣帝时享受特殊礼遇的藩臣之后,再变为臣子,标志着汉匈关系演变的新阶段,是两汉时期汉匈关系史上的最后一种模式。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南匈奴融入东汉,南匈奴的历史成为东汉时期中国史的组成部分,南匈奴也逐渐成为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     

和平天使——论昭君亲属与汉匈关系

昭君出塞和亲,播下了和平友好的种子。不仅自己为汉匈关系的友好贡献了力量,而且在她的影响下,她的亲属继续为汉匈友好事业积极奔走。自公元33年昭君出塞到公元30年王飒出使匈奴,前后六十余年里,大都是由昭君的亲属完成着匈奴和西汉、莽新、更始、东汉的交涉与来往的使命。这充分说明昭君亲属在汉匈关系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简述东汉前期对北匈奴的政策

匈奴是中国古代活动在北方蒙古草原上的一个游牧民族。东汉初年,因自然灾害和匈奴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之争,分裂为南、北二部。东汉政府对北匈奴采取了羁縻安抚、分化瓦解、武力征伐等政策。目的在于防止北匈奴的侵扰,维护边境的安宁。     

论西汉与匈奴战争的性质

西汉与匈奴战争的性质问题,一直聚讼纷纭。从史学界讨论情况来看,对景帝以前战争性质的认识大体一致,即汉朝进行的是自卫性的正义战争,而匈奴是“侵略”性的非正义战争。关于武帝与匈奴的战争,则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侵略”性的非正义战争,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反侵略”性的正义战争。我认为这两种意见都值得商榷。     

试论南匈奴内附于汉的原因及其影响

东汉初年,匈奴南北分裂之后,南匈奴部众南下附汉,并不断内迁。南匈奴南下附汉既是匈奴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匈奴统治层矛盾恶化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受到了东汉政府开明民族政策的影响和中原先进文化的吸引。南匈奴内附对匈奴本身和中原地区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南匈奴政治制度和生产生活方式逐渐发生变化,朝着封建化的方向发展,促进了匈奴的汉化进程。同时对中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

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包括大一统的“首足”观、设立“属国之官以主匈奴”以及“三表”、“五饵”等内容。“三表”、“五饵”的战略构想,既是在与匈奴单于进行一场民心和民众的争夺战,也是在与中行说打一场舆论战。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和先秦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的思想,都对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产生过深刻影响。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德”是贯穿在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中的主线;其二,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其三,民族关系思想与政治思想的统一;其四,理论体系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其五,思想认识和方案设计的狭隘性。班固在《汉书》中对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评价很低,认为没有多大价值。其实,贾谊的思想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第一,高扬大一统的旗帜,强调华夷一体,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第二,蔑视匈奴,设立消灭匈奴的时间表,有利于改变汉朝君臣的低落情绪和惧怕匈奴的社会心态以及坚定汉朝君臣的自信心;第三,提倡用先进的文化和文明改变匈奴的思想代表着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方向。     

汉文帝处理与匈奴关系的思想探析

汉文帝采取的处理与匈奴关系的策略,是冷静、理性而又得当的。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承认汉匈双方是“分疆自立、和睦共存”的关系;能够体恤理解匈奴的生存环境与所遇困难,必要时给予援助和支持;信守与匈奴的和亲协定,从大局出发尽力维护双方的友好关系;当匈奴违约侵汉时,则组织力量进行有力回击;同时加强骑兵建设,巩固北部边防。汉文帝的上述策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适应了双方经济上互补性和政治上统一性的要求,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发生,是一种双赢的战略选择。     

东汉人口增长和减少的演变——《续汉书·郡国志》户口资料研究之一

考察东汉的人口状况,其重要依据是《续汉书·郡国志》以及刘昭的注。刘昭的注又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即应劭的《汉宫仪》、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和伏无忌的户口、垦田材料。从东汉建立到永寿年间的人口演变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光武帝至和帝元兴元年(25～105年),二是从和帝元兴元年至桓帝永寿年间(105～158年),前者是人口的恢复和增长期,后者是人口的徘徊和波动期。东汉后期(157～220年),是人口锐减的时期。及至三国,人口数已降到东汉初年的水平线以下.值得注意的是,东汉人口数的升与降,与社会的稳定程度有很密切的关系.     

汉明帝及其“严切”政治

汉明帝是东汉王朝的第二代君主，或将他与光武帝刘秀并称，誉之为“建武、永平之政”，亦或把他与章帝并论，溢称之为“明章之治”。但从统治方略来看，其实行的“严切”政治，与刘秀的“柔道”和章帝的“宽厚”皆迥然不同，其作用、后果与影响自然也是大相径庭。本文对其即位的历史背景、“严切”政治的基本内容以及产生的后果、影响作了探讨，认为这种唯“严”是用的统治方略，虽在当时起了某些积极作用，但从整体和长远的观点看，则主要是消极的。尤其是对宗室诸王的打击和对知识分子与学术文化的摧残，更是带来了严重后果和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