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队列平均子女数不能作为当前总和生育率的估计

近年国内生育率研究中不断出现以人口调查中35～39岁妇女的平均曾生子女数作为当前时期生育水平估计的做法.文章通过人口统计原理的讨论和实际统计结果证明,这种队列累计的平均子女数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队列多年积累的生育量,既不能反映当前真实的总和生育率,也不能进一步用来估计同一调查中的出生漏报程度.因此,在生育转变中用这类队列平均子女数作为当前真实生育水平估计在方法上是错误的,并将误导我们对当前生育形势的认识.     

近年生育率显著"回升"的由来——对2006年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的评价研究

文章用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公开出版的数据资料对该调查所反映的"近年生育率回升"结果进行了研究与分析.通过对该调查的抽样方法、样本分布等方面的研究讨论及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的比较,可以断定2006年调查在抽取样本上明显有偏,偏重反映了新近结婚并在户籍地怀孕、生育、哺育的育龄妇女,但严重遗漏了年轻、未婚的育龄妇女.因此,该调查显示的"近年生育率回升"主要是由于调查偏差所致,并不能代表全国的生育情况.文章分析了已婚总和生育率和常规总和生育率之间在水平及年龄模式上的差别,指出这两种口径的统计结果之间无可比性.     

日本生育水平变化分析

日本作为少子老龄化最典型的国家其生育水平的变化非常具有代表性。本文使用"寇尔生育指数模型"分析二战以后日本生育水平的变化,探讨其未来的发展变化趋势。二战后,1947年日本总和生育率达到最高值4.54;之后生育水平不断下降,2005年达到最低值1.26;近年来日本生育水平缓慢提高,2014年总和生育率回升到1.42。日本生育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婚内生育率下降及结婚率的降低。婚内生育率不断下降是由于生育观念转变导致的婚内生育意愿下降造成的,生育不再以传宗接代为目的,也不再是妻子必须履行的义务。结婚率的降低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女性参加工作,不愿过早结婚生子。婚内生育率与结婚率变化在生育水平下降的不同阶段表现不同,早期婚内生育率下降是导致总和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而结婚率的变化仅起到辅助作用;中期结婚率的下降成为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的主要诱因,而婚内生育率水平则保持相对稳定的水平。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生育水平有所回升的主要原因是婚内生育水平缓慢提高,结婚率下降对生育水平的消极作用也几乎释放完毕。未来日本在结婚率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要想进一步提高总和生育水平就必须提高婚内生育率。政府必须在降低育儿成本、提高生育家庭的补助等方面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家庭多生育子女。     

我国妇女生育推迟与近期生育水平变化

随着我国时期生育水平的下降,我国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上升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的时期总和生育率的估计受到进度效应的影响,人们从这一指标中难以对我国近期生育水平的变化形成正确的认识。本文利用多来源可靠数据,对我国近期的总和生育率以及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进行了估计,发现去除进度效应影响后,生育水平的时期估计值有了大幅度上升,2007²012年的生育水平大约在1.7至1.8之间。研究进一步重构了19642012年的生育水平大约在1.7至1.8之间。研究进一步重构了1964¹985年出生队列的部分年龄别生育率,发现年轻队列的峰值年龄别生育率较低,但在较高年龄时会出现年龄别生育率相较之前队列升高的现象。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我国生育政策对于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以及政策变动可能带来的时期生育率的变化。     

试论时期总和生育率、终身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的关系

通过对总和生育率(TFR)、终身生育率(CFR)与政策生育率(PFR)的概念及相关数据分析,论证总和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可直接比较。在特定条件下TFR、CFR和政策生育率会产生差异,在一个国家生育水平下降的历史时期,TFR必然小于当年49岁组女性的CFR;"超生率"、"未婚率"、"未育率"和"不孕率"的变化,决定了政策生育率与终身生育率的差异。借鉴日本经济与人口发展相关数据,可以相信由平均初婚年龄推迟、女性有偶率下降导致的生育水平下降很可能成为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大潜在威胁。因此,当前以及今后相当的时期内,我国的政策生育率应高于1.8。     

关于中国1990年代低生育水平的再讨论

本文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样本计算了 1 990年代各年份的分性别平均初婚年龄 ,这一结果再次表明这一时期中初婚年龄有显著提高。本文还根据以往历次调查的各年份年龄别生育率按队列计算了累计生育率 ,结果发现 2 0 0 0年时各队列的累计生育率水平高于五普数据中各队列的平均活产子女数。本文还就队列累计生育率计算结果详细分析了 1 990年代终身生育水平的趋势。这些分析从一个新的角度说明 ,1 990年代各队列的终身生育水平也在发生显著的下降 ,正在接近现行生育政策所要求的水平     

论内在总和生育率

在不断完善对时期生育率的测量指标中,人口学家们提出了各种基于对生育行为各个方面进行控制的生育率指标,以便获得更为准确的生育水平度量。对生育率的数量成分和进度成分的分解,使得我们对时期生育率的变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针对递进生育率和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的缺陷,澳大利亚学者提出了内在总和生育率的指标,并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它能更准确测量生育率的数量效应和进度效应。内在总和生育率是对生育的年龄、胎次和间隔同时进行控制的生育率指标,反映的是生育行为内在稳定的生育水平。本文对这一方法进行介绍,并利用我国1988年2‰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数据,说明该指标的构建和计算过程。     

利用初育年龄测度终身生育率的探索

理论上终身生育率是衡量妇女生育水平的理想指标,但由于时滞问题而难以运用;实践中采用的总和生育率用不同年龄妇女生育率加总进行替代,虽然简便易行,却存在一定偏差。与现有的利用总和生育率推算终身生育率的研究有别,本文尝试利用真实育龄妇女队列的初育年龄测度终身生育率。依据1950²011年育龄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数据,发现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率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且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这表明,应用初育年龄可以及时提供妇女终身生育率的可靠信息。     

基于调研数据的总和生育率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来自湖北鄂州、黄石、仙桃的调查数据

文章基于5490份有效问卷的调查数据对湖北省总和生育率（TFR）进行分析。结论表明,自1985年以来年龄别生育率下降主要原因是计生政策严格控制生育数量,而非生育行为的推迟。TFR呈现先快速下降后缓慢上升的趋势,其变化与高生育水平育龄妇女占比无关。与政策生育率变化有关。通过对湖北省总出生人数进行估算和分析,结论表明1985—2008年总和生育率对总出生人数的影响程度要大于高生育水平育龄妇女占比的影响;外推预测表明2009～2014年出生人数趋势稳定,2015年以后呈下降趋势。利用Logit模型对实际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为：受访者文化程度、户口性质、出生年代、工作状态、丈夫工作状态、放宽的计生政策和奖励少生的计生政策。     

总和生育率的测算及分析

文章针对现有人口抽样数据的特点和缺陷,通过对总和生育率指标的分析和改进,测算了1994~2004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探讨了影响该指标变化的各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94~1996年的1.80左右下降到2001~2004年的1.62左右,其中2000年为1.66;影响中国总和生育率的主要因素有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生育率、生育年龄和城镇化进程等。     

关于影响生育水平的因素及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对策分析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在更替水平以下,这是我国长期实行人口政策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但由于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计划生育部门的管理机制等原因,要保持和稳定目前这种低生育水平是艰巨的。本文从影响生育水平的若干因素、我国目前出现低生育水平的原因以及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难度出发,对稳定低生育水平提出了一定的对策建议。     

浅析中国1991～2000年生育模式变化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分析生育模式的变化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通过计算 1 991～ 2 0 0 0年中国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TFR’ ,清楚地看出 ,提高初婚年龄和拉大一孩至二孩生育间隔所造成的生育模式的变化导致中国 1 0年间TFR偏低。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TFR’较之TFR更加接近中国妇女的实际终身生育水平     

鼓励生育政策能否提高生育率? ——基于生育成本缺口递增的视角

中国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引发调整生育政策的讨论,但鲜有对鼓励生育政策的效果评估与理论解释.通过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构建生育成本缺口递增假说,并基于世界人口政策数据库与OECD家庭数据库对基于转移支付的鼓励生育政策进行了效果评估,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生育成本是一种动态结构,需求跃迁导致生育成本缺口增速快于收入增速,进而决定鼓励...     

中国妇女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现象广泛存在。在发达国家,普遍的情况是实际生育率大大低于意愿生育率。发展中国家同样出现了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的现象,但更多呈现出与发达国家相反的规律。中国也出现了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且实际高于意愿的情况。根据中国2001年全国生殖健康调查,基本完成生育的40~49岁妇女,其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8,而平均实际生育子女数为2.2。利用2001年全国生殖健康调查数据,考察中国妇女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的特征和影响因素,并考察个体背景(个人特征和社会经济背景)、生育政策和生育孩子情况(包括孩子的性别结构和存活状况)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些因素都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产生显著影响,但性别偏好是造成生育行为大于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     

中国的生育水平——基于模拟的验证

中国的实际生育水平一直存在争议,2010年的普查数据为我们提供了考察生育水平的新证据。本文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使用人口模拟模型,选取不同的生育水平方案,来模拟2001—2010年历年的出生人口数量和2010年的人口总量,以判断2000—2010年生育水平。结果表明,现行的总和生育率在1.7以下,1.6左右,2010年在1.6以下,但降到1.5以下的可能性也非常大。为了避免低生育的更进一步的严重后果,中国应该适时地完善生育政策。     

中国生育率研究方法:30年回眸

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人口学及人口研究迅速成长的30年。生育率研究方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中国的生育率研究方法既有从西方引进的各种生育率指标和模型,也有中国学者为了适应自己的需要而改进和创建的方法和模型。笔者从生育率度量指标和生育率模型两个方面总结我国生育率研究方法的应用及变化。对在中国生育率研究中所使用的主要方法进行回顾并对这些方法对我国生育率研究的贡献进行总结。     

中国人口生育问题研究

本文对建国以来中国人口的生育转变、生育水平、生育模式和生育政策研究的各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综述和评论。     

人口老龄化机制研究:基于生育率持续下降视角

人口老龄化现象主要通过人口转变理论解释,由于生育率下降不满足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设想,人口转变理论对人口老龄化的解释力受到挑战。从制度的角度研究社会养老制度建立以后形成的"社会养老、家庭养子"对生育率的影响,以期解释人口转变结束后生育率持续下降的原因,从生育率下降视角研究人口老龄化机制。研究发现,在"社会养老、家庭养子"制度下,养子收益减少、养子成本提高、家庭养子资源比例减少,使家庭生育率下降,生育率下降导致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提高养子成本、降低家庭养子资源比例,由于家庭缺乏养子激励,生育率进一步下降,进而导致更严重的老龄化。老龄化一旦形成,具有不断强化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