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谦与毕沅《释名》研究比较

毕沅《释名疏证》和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先后是清人《释名》研究的代表性著作，王先谦《释名疏证补》虽以毕沅《释名疏证》为基础，但二者比较，王先谦在方法、内容上对毕沅都有所突破。方法方面，王氏采用了不同的校勘方法，注疏的重点也不相同。内容方面，王氏既能补充及完善，又能怀疑并刊正《释名疏证》。     

论《荀子》对《释名》的影响

语言学家在批评《释名》声训时,往往说《释名》违反了荀子约定俗成的理论,其实《释名》和《荀子》的语言理论是一脉相承的,《荀子》一书也存在大量的声训,《荀子》对《释名》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     

《释名疏证补》对《释名》相关理论问题的探讨

王先谦《释名疏证补》是一部集解性的著作,汇集了清代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该书在解文训诂的同时,对《释名》相关理论体系也有探讨,集中在名实关系、声训理论、《释名》语音和《释名》价值几个方面。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释名》的校释

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 ,在引用、论及《释名》时 ,对该书进行了多处校释 :以明刻吴王官本为底本校正其文字 ;对《释名》的解说结合《说文》予以阐释或评述。段氏的校释虽时有疏失 ,但精当之处甚多 ,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研究《释名》的宝贵资料     

论《释名》的方言研究

《释名》中有 4 0条方言研究材料。《释名》是一部以东汉通语为研究对象的著作 ,它不代表青徐方音。《释名》的方言研究材料反映了青徐、冀兖、荆豫等地区的若干方音特征 ,并客观表现了方言词语的构词特点。《释名》在方言史、方言学史以及词汇史、词汇学史和词源学史上都有重要价值     

《释名》性质新论

《释名》是一部性质颇有争议的著作,概括起来主要有5种观点：训诂著作说;声训著作说;词源学或语源学著作说;理据著作说;百科全书或语文百科综合词典说。这些观点都抓住了《释名》某些方面的特点,具有不同程度的合理性,但是又都没有抓住《释名》的实质,定性均有欠准确、欠科学之处。我们在评判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释名》是以声训推源为主要方式,以义训、形训和直陈等为辅助方式,以揭示词的理据为目的的词汇类编。     

《释名》的声训及其训诂价值

东汉末年,北海刘熙成国撰写了一部著作《释名》。它以声训的方式跻于训诂之列,与以形训为主的《说文》和以义训为主的《尔雅》比翼齐飞,从而开创了我国语源学的先河。刘熙的功绩应该说是不可磨灭的。但是,多年来对刘熙《释名》的评价多是肯定得少,否定得多。尽管这部书的声训存在着     

《释名》成书考辨

《释名》篇目今传二十七篇,毕沅以为原来曾有三十篇,根据《韦曜传》所栽和类书所引相关篇目考之,毕说较为可信。署名毕沅的《释名疏证序》可能为洪亮吉代作,准此,则该序与同署为毕氏的《补释名》观点抵牾问题可以释疑。关于《释名》的成书时间,毕沅、洪亮吉、叶德炯、钱大昕等人的考证各有得失。从题署、郡制、州制、交往、物事等方面综合论证,可将《释名》的成书时间定在公元210年前后。     

《红楼梦》释名场合下人名的翻译

释名场合,是指小说中对于人物名称的来历给予解释的场合.在释名场合下,汉语人名本身的字面意义得到凸显,同时由于这些字面意义与中国文化的某个方面,小说情节发展的某个阶段发生关联,从而对译者的翻译能力提出挑战.本文以《红楼梦》的杨译本和霍译本为蓝本,分析释名场合下《红楼梦》中的人名翻译的案例,总结释名场合人名翻译有效的策略和方法,为今后翻译中对同类问题的处理提供借鉴和参考.     

《释名》语言学价值新论

汉代是训诂学的黄金时代,鼎足而立的《尔雅》《说文》《释名》三书,堪称训诂学史上义训、形训、声训的三大里程碑。《尔雅》和《说文》历代备受推崇,至今犹为显学。独有《释名》较受冷落,自问世以迄清代,研究者少,“五四”以后,人们对它肯定少而贬抑多,往往以“穿凿附会”、“唯心主义”评判它,把它目为作用不大之书。今天,在人们对语言的认识有了突破性进展的基础上,在汉语词源学研究获得长足进步的背景下,很有必要站在语言学而不是语文学的立场重新审视《释名》,深入发掘和充分认识它在语言学研究方面的独特价值,批判继承这份文化遗产,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以服务于科学的汉语语义学的建构。     

《释名》“一词二据”现象及其产生原因

同一个名称的得名之由应该是确定的,一个词的理据只能作出一种解释,而不应该随意解释.作为一部解释词语理据的著作,<释名>则有48处出现了"一词二据"现象.产生"一词二据"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兼容并收前人的训诂材料;二是运用声训随意系联同音词或近音词;三是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探求理据.     

莫友芝《黔诗纪略》逃禅出家人物述评

莫友芝《黔诗纪略》从拟议到出书整整花了20年（1853—1873）,是书资料丰富、内容广泛、体例特殊、重点突出,其中大量记录和保存了明末清初在黔地逃禅出家的明朝士大夫的生平事迹、诗文作品,为我们研究这些明代遗民提供了难得而又系统的文献资料。据是书记载,其时黔地士大夫出家为僧有姓有名者达数十人,其中著名者有钱邦芑、郑之珧、陈起相、郑逢元、黎怀智、谢国檄、孟本淳、朱文、谈亮、眼石等。他们作为明代遗民,在国破家亡之际毅然选择了逃禅隐居,寄情山水,放浪形骸,遁迹空门,不仅要在生死困境中挣扎,而且还要在儒释的思想困境中自我救赎。为排遣心中的愤懑、哀怨,他们的诗歌多有感时伤怀之气。     

张岱《石匮书》的史学价值及其缺失

张岱原是出生于钟鸣鼎食之家的纨绔子弟,明亡后在异常艰苦的情况下致力于明史的纂修。他对《明实录》屡遭篡改及各种当代史在编纂过程中的任情褒贬、曲笔讳饰等种种弊端深恶痛绝,决心对明代历史进行全面的整理,订正其中的“诬妄”。其史学代表作《石匮书》、《石匮书后集》具有“事必求真,语必务确”的特点。在体例上仿效《史记》,但有所创新。其中序论集中反映了张岱的历史观及其对人物、事件评价的标准。     

无爱的荒凉--《型世言》之女性世界

《型世言》最为显著的特色是对女性“德”、“节”的颂扬,用小说的形式为贞女烈妇立传。作品描绘了封建社会妇女的真实命运,客观展现了守节妇女的艰难处境及其走上不归路的必然性,这与明代的社会文化背景是一致的。在这部作品中,女性只有“类”的存在,而没有个体的存在,其自我价值是失落的,全书呈现出无爱的荒凉。将此置于文化史、思想史的长河进行考察,不难看出《型世言》具有的独特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     

关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的几个“内证”考辨——与石昌渝先生商榷

通过对石昌渝先生<〈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考>一文提出的几个内证--宋、明土兵制度、银元作为货币流通使用的时间以及子母炮出现的年代等问题进行文献核查和考证,可以发现石文对以上几个问题的考证均存在史实错误,因而,根据这些"内证"推导得出的"<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史通》书名辨证

书名是认识该书性质的最重要的事项之一。产生于唐代的《史通》 ,自宋代起 ,学者们对其书名内涵的解释仁智相参 ,颇不一致。分歧的关键即在一“通”字。有的认为《史通》之“通”是笺注的意思 ;有的认为与语言通顺有关 ;还有的辨析此“通”没有“通识”的意思 ,也不具备“贯通”之意。异说纷纭 ,莫衷一是 ,影响到了对《史通》主题思想或作者主体意识的认识的一致性。其实 ,作为史学理论大家的刘知几深明书名体现和规范该书性质的道理 ,对其书名的涵义是有明确界定的。所谓“史”即指历史学 ;所谓“通”即通义的省称 ,属古代理论文体专有名称。     

胡应麟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与明末宗宋诗风

一般认为,明代的前后“七子”尊唐诎宋,而胡应麟在《诗薮》中更进一步,全盘否定了宋诗。实际上,胡应麟基于其盛衰相继的诗史观点,认为“衰世”也蕴含了勃发的生机,对宋诗在否定中又有所肯定,对宋诗的代表黄庭坚诗歌也多有论评,特别对其学杜与用事进行了多向度的考察,较早地打破了明代对黄庭坚诗歌“缺席审判”的坚冰,直接导引了明末的宗宋诗风。     

《何氏语林》成书考论

何良俊编撰《何氏语林》开明清世说体小说之先河。而其为何会在世说体小说中断三百多年后的嘉靖年间横空出世呢?为什么在体例上又比模仿对象《世说新语》多出言志博识两门;既是模仿《世说新语》所著,又为什么书名不与《世说新语》相类似,而与已经失传许久的裴启《语林》重名。另外,其按语、小序有没有借鉴前人?上述问题正是本文要解决的。     

从《新刻韵学大成》看明代丛书刊刻一现象

明代刊刻了大量的丛书,这些丛书一方面保留了很多珍贵的文献资料,一方面又存在着某些明人刻书陋习。本文对收在《格致丛书》中的明代韵府类书籍《新刻韵学大成》的真实面貌进行探求,证明《新刻韵学大成》和《韵学事类》实为同一部书,从这一点引发出明代刊刻丛书的弊病———“变幻名目,割裂首尾”。     

《型世言》的价值取向和叙事模式

晚明拟话本小说《型世言》以“树型今世”为编著目的,在题材选择、情境冲突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与同时期拟话本小说相比,其恪守礼教摒弃世俗人欲,重振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十分明显。小说采用叙事 议论的叙事模式,情节平铺直叙,固然朴实,却缺乏艺术性。作者注重小说的教化功能,忽视其娱乐功能,所以造成《型世言》的艺术价值与同时期拟话本小说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