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凝聚子群结构分析

本文采用深圳农民工调查的整体网络数据,分析了农民工社会支持网（包括实际支持网、情感支持网、社会交往支持网）和社会讨论网（包括婚姻讨论网、生育讨论网、避孕讨论网和养老讨论网）的凝聚子群结构。研究发现,农民工社会网络中普遍存在子群现象,且子群之间有较大程度的重叠。农民工社会支持网和社会讨论网的子群重叠结构既有利于农民工群体的城市社区融合,也有利于新的婚育、养老文化的传播。     

中国农村的微观社会网与宏观社会结构

本文以1996年11月—1997年3月对天津农村居民社会网第一次大规模系统问卷调查的资料为基础 ,从社会网的规模、关系构成、紧密程度、趋同性、异质性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天津农民社会网的基本情况 ,指出天津农民的社会网具有高趋同性、低异质性、高紧密性等特征。在中国农民社会网的关系构成中 ,以血缘和姻缘连接起来的亲缘关系比业缘关系、友谊关系和地缘关系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形成这一特征的主要原因既与宏观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趋势一致 ,又与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农民工再次职业流动中的社会资本分析

再次职业流动过程中,农民工拥有并利用了两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即传统性社会资本和现代性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网络。本文对再次职业流动过程中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这些社会关系网络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社会资本在农民工再次职业流动中的作用。     

军队中的地缘关系初析

人际关系,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从组成人际关系的纽带来看,人际关系可分为: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虽然业缘交往是部队中人际交往的主要部分,但也不可忽视地缘关系的人际交往。因此,研究部队内部的地缘关系,探讨地缘关系对军人交往的影响,对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提高部队的凝聚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地缘关系在部队交往中的地位及成因所谓地缘关系就是由于居住在同一地域而形成的人际关系。如邻里关系,同乡关系、街坊关系等等。人们所形成的街坊观念乡亲观念就是这种关系的反映。以地缘为基础而建立的人际交往,在部队内部具有本身特殊的成因和地位,它是服役战士因入伍地点相同、文化背景相同和价值观念相近等精神上相趋一致的因素而建立起来的个人交往和非组织群体交往。一般说来它具有以下几个主要成因: 1、情感交流的需要。部队战士来自祖国各地,     

工作单位性质与利用网络求职的差异性:来自珠三角农民工的实证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的市场转型研究一直关注于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以及不同性质的工作单位其市场化程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的实证研究,发现伴随着职业流动的增加,农民工在求职中并没有减少对社会网络的使用,只是越来越少地使用先赋性的亲友网络,越来越多地使用在职业流动中新建的社会网络。本文的研究还发现,不同性质工作单位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影响了农民工对求职方式的选择。农民工进入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工作单位,可以较多地通过市场途径求职;进入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工作单位,则需要较多通过社会网络途径求职。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OIN The social distance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migrant workers：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数据分析显示,市民最喜欢的职业主要是市民就业比较集中的行业,如成为行政机关干部、教师和科研人员;市民最不喜欢的职业主要是农民工就业比较集中的行业,如建筑业、饭店服务业等。市民与农民工社会距离的类型以中、远距离为主。在社会距离的评价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非对称性。社会地位差异、文化差异、空间隔离和非正式制度对社会距离有很大影响。市民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有不断缩小的趋势,两大群体之间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融合。     

农民工维权行动的路径分析

在我国劳动关系中,农民工的合法权利往往受到侵犯或不公正的对待.虽然在农民工维权过程中存在诸多障碍;但是,他们仍会因时因势以各种方式、按自己的理念采取维权行动,即根据自己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政策法规、社会支持和社会关注、自身社会资本等实际情况的认识或判断,采取最为可能达到行动目的的维权方式.劳动关系中的农民工维权行动在我国的政治、经济等领域已经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着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政府在农民工维权过程中应当准确定位.     

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民工心理失范的性别差异研究

本文从角色视角,利用调查数据,分析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民工心理失范的性别差异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性别、婚姻状况和与“养家糊口”相关的社会角色及特征对农民工的心理失范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男性的心理失范程度要比女性严重,婚姻状态对农民工的心理失范影响没有性别差异,与“养家糊口”相关的社会角色及特征对农民工心理失范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研究进一步发展了暴露差异理论与脆弱性差异理论,认为社会角色与性别角色变迁的不一致导致了角色紧张的出现,从而导致心理失范及其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     

员工社会网络结构特征对关系绩效影响的比较研究——基于中外两个研发事业部员工整体社会网分析

以两个集团公司研发事业部为个案,本文构建了不同情境下员工的社会网络,并对不同网络的关系特征值做了计算。研究发现,员工所处的社会网络位置对员工关系绩效存在显著影响;网络结构特征对国有企业员工和外资企业员工关系绩效的影响不同;中外企业研发员工社会网络的整体结构特征存在一定差异。这一发现为企业通过优化社会网络改善员工关系绩效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丰富了嵌入性理论在中国企业的实践和应用。     

流动模式与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研究:基于性别和世代的视角

基于广州2016年的“农民工社会融合与婚姻家庭调查”数据,本文从性别和世代的角度系统探讨了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问题。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显著低于第一代农民工,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低于男性农民工,且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最低。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具有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存在性别和世代差异,其中流动模式形塑着农民工的婚姻收益和离婚阻力,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同时又受到具体的性别效应和世代效应的共同影响,其中的脆弱性差异机制可以解释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性别效应和世代效应。     

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决定因素研究：基于上海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次从国际移民的涵化理论视角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方式及决定因素进行探讨,通过对上海市农民工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工作为国家内部城乡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认同存在以户籍为基础的制度性约束和以资源匮乏为特征的能动性限制。农民工社会认同主要受文化态度、社会交往、经济成功和社会环境四类变量的影响,农民工的个体人口统计特征也会影响城市认同的意愿。当地语言的熟练程度、与当地人交朋友的意愿（而非与外省市的农民工交朋友）、类似群体的收入地位水平、感知到的社会歧视程度和参与保险的程度都成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应该要有助于农民工的心理层面的社会认同的转变,尤其是从“外地人”向“本地人”的认知转型。     

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

本项研究运用定量数据从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迁移压力和社会资本三个角度,分析了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研究发现：（1）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产生的影响远大于绝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2）农民工群体的迁移过程面临的压力,例如被排斥、不公平待遇等会对他们的精神健康产生较大的消极影响;（3）相较于其他群体,社会资本和精神健康的关系在农民工群体中的表现更为复杂。有的社会资本对精神健康有积极的影响,例如信任和网络密度;而有的社会资本则对精神健康产生消极影响。     

Challenges in Rural Social Work Practice: When Support Groups Contain Your Neighbors,Church Members,and the PTA

Rural social work occurs in unique practice environments with challenges and rare opportunities. Strong social ties, commonly found in rural communities and often missing in urban areas, can serve as sources of resilience for group members facing adverse life circumstances. Therapeutic formal and informal support groups, bolstered by this support and led by social workers in rural communities, can face numerous challenges due to locale, lack of transportation, and potential worker burnout. This article highlights ethical considerations rooted in a theme of rural group work while providing helpful hints based on the IASWG Standards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with Groups.     

Changes in characteristics of ego-centred networks of female immigrants married to Korean men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networks of female immigrants married to South Korean men, using two-year data on migrant wives from the Gyeonggi Welfare Panel and an ego-centred network approach.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a larger network with less cohesive ties provides more diverse social support for migrant wives. Migrant wives gradually reduce dependence on their family-in-laws and play roles of support givers for those with the same nationality by sharing their experiences in South Korea. The ego-centred network analysis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networks of married migrant women in South Korea.     

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检验农民工的多重参照群体

尽管社会经济地位低于城市居民，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却更高。这种客观经济地位与主观福利评判的不一致有两种解释：同质性参照群体假设和向上流动期望假设，暗示农民工在进行社会比较时会选择不同的参照群体。基于一项大规模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本文通过建构农民工的多个参照群体检验了上述假设，结果验证了同质性参照群体假设：控制个人收入后，同省其他农民的平均收入越高，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越低；加入农民的平均收入后，农民工相对于城市就业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优势消失，甚至转为劣势。向上流动期望假设未获支持：城市就业居民的平均收入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而且这样的“零效应”可能并非由于向上流动期望的压抑影响造成的。     

社会资本与不平等的再生产：以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收入差距为例

本文以农民工与城市职工收入差距研究为切入点,探讨社会资本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路径及其程度。通过分析中国8城市的调查数据,运用收入分解方法,考察社会资本影响农民工与城市职工收入差异的两条路径,即进入职业的机会差异和职业内的收入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户籍制度和交往同质性原则导致农民工（相比城市职工）在社会资本存量方面更加欠缺,难以进入收入高的职业,且职业内的讨价还价能力也很有限。两种路径差异的综合,是导致农民工收入较低的重要社会原因,因此,社会资本是维持和固化社会不平等的微观机制。     

农民工收入与村庄网络 基于多重模型识别策略的因果效应分析

以往基于家庭网和社交网的实证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没有影响。这些结论的得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农民工个人网的范围界定不准,且对内生性问题解决不够。本文采用22个省份的农户调查数据,针对中国农民工频繁返乡的特点,证实同村打工网的规模与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收入具有正向因果关系。为解决影响因果判断的内生偏误问题,本文采取赫克曼二阶段法和工具变量方法组合使用的多重模型识别策略,把村庄遭受的自然灾害强度作为工具变量。     

农村进城务工女性的社会支持研究——以北京地区家政服务员社会网络构建为例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农村进城务工的女性越来越多,但城乡"二元结构"带给她们的种种现实问题仍然难以解决。因此,她们需要依靠自身力量和乡土关系重新构建城市社会网络,以获得必要的社会支持。本文在关注家政服务员乡土社会网络与城市社会网络的同时,着重对其社会网络特征进行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