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的动力、特性与政治发展

尽管新制度主义的不同流派对制度、观念、主体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看法存在差异,但他们都认为制度变迁的动力产生于制度变迁主体的预期.理性制度主义的最新成果认为,这是主体学习的结果,个体在竞争压力下、在实践的学习活动中可以产生对新制度的构想,而历史制度主义则认为这是历史的制度和观念作用于主体的结果.就制度变迁的特性而言,差异性与同构性是制度变迁的基本形式,也是一对矛盾统一体,在差异性的基础上观察同构性和在同构性的基础上观察差异性是判定制度变迁的有效方法.制度变迁与政治发展是交织在一起的,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解读制度变迁可以丰富我们对这一理论的认识.     

知识分子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与局限

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在制度变迁与社会变革中具有重要地位。从制度与发展的关系来看,知识分子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推动生产力发展,充当思想解放的先锋,引导观念转型,最终促成了制度变迁和社会变革。从制度变迁的模式来看,知识分子作为政党核心力量参与领导制度革命和献身社会改良。同时,知识分子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包括身份的"双重性"、乌托邦情节以及受文化变迁的内敛性制约等等。     

公共权力制约的路径选择及其价值预设

公共领域的制度安排及其演变,不仅与社会现实的政治、经济条件相关,而且与政治共同体的文化价值传统相关.民族传统的价值信仰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共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和制度选择的思维空间.中西方在公共权力制约上不同的路径选择,隐含着对人性以及人类社会生活秩序不同的价值预设.这种观念预设同制度演进形成了一种既相互支撑又相互限制的内在循环,并使观念演进和制度变迁一并呈现出了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现象.     

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历史变迁、发展逻辑与优化路径

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是加强党对农村的全面领导，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经历了萌芽探索、政策提倡、全面推行三个阶段，从地方自主探索到国家顶层设计，逐步规范化、全面化，研究其历史变迁、把握村两委“一肩挑”制度的演变逻辑可为其进一步创新发展提供历史经验。采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从深层结构、路径依赖和动力机制三个方面对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的历史脉络进行全面梳理发现，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的演进受到政府体制、经济发展与观念认知的深层结构影响；学习效应、协调效应和适应性效应影响变迁路径，形成路径依赖；党的领导强化、地方探索经验累积和基层治理需求扩张提供动力机制。未来，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应重塑制度环境，完善村级选人用人机制，做好“一肩挑”干部培训工作，健全权力叠加的监督制约机制。     

国家与产权效率的关系─—兼论产权制度与社会整体制度的变革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变革，涉及到中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整体经济制度的创新和社会非正式制度（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伦理、道德、价值等观念）的契换。只有社会整体制度机制的相互配合与谐调，才能实现社会制度体系的全面创新，以达到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的最终目的。本着这样的社会目标与理论任务，笔者以对西方产权理论中关于国家与产权关系的观点和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社会中产权本质的界定为理论基础，探索产权制度与社会整体制度变革的途径与意义。一、国家扮演着决定产权界定、产权安排与变迁的角色产权界定是指明确产权运作的主体是谁…     

改革开放以来实体性党纪法规的变迁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

使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及其关键节点、路径依赖和情境等基石概念，能有效从中观层面、动态视角把握改革开放以来实体性党纪法规基本脉络和演变动力。1997年制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和2015年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是两个关键节点，将历史阶段划分为单行党纪法规文件期、侧重经济纪律期和政治纪律统领“六大纪律”期。实体性党纪法规的路径依赖表现为：保持“先进党”的价值取向，以专门的党内法规或者党内规范性文件文本作为纪律载体，在体例上根据实践需要形成两种模式。以经济体制改革和完善为主线下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环境共同构成实体性党纪法规变迁的制度环境，纪律建设理念、反腐败观念和对纪法关系的认知共同构成观念层面的能动性因素。     

文化变迁与现代化过程中的心理学问题研究述评

文化与文化的变迁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传统课题,70年代以来,文化人类学的大批学者,把他们的研究重点从对原始的未开化的部落文化的研究,逐渐地转向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及其变迁的研究。随着这类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发现,现代化的发展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新的发明的产生和制度的改进。包含在文化中的人们的心理、态度和行为是影响和制约文化变迁和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许多心理学家也被吸引到了这一领域中,这一领域又被称为“心理人类学”,或称为“跨文化心理     

人权概念的外延

人权观念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对人权概念的外延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西方国家对人权概念外延的理解,主要强调第一代人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发展中国家则主张第一代人权和第二代人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中国从19世纪后半叶起引入西方近代意义上的人权概念,至今对于究竟哪些内容属于人权概念的外延范畴,仍无比较一致的意见。笔者认为,人权概念的外延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开放系统,应当在最广泛的意义和最大包容度上考虑这个概念所涉及的范围,既要防止将人权概念的外延泛化和庸俗化,又要保证它的开放性、兼容性和科学性;既要正确对待人权概念外延过去的“扩张史”,又要正视它在未来的发展扩充     

丝绸之路:外层文化圈的建构——兼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历史特点

本文从历史文化学这一特定的视角,研究了“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问题。文章认为“丝绸之路”的开闢是人类不同的文化类型进行世界范围交融的开端.它带来了世界文化由内融型发展阶段向外融型发展的转变,它的深远的历史意义在于:从经济文化上看,它不仅带来了大唐帝国的开放和繁荣,而且导致了资本主义的诞生;从宗教文化上看,它直接影响了伊斯兰教的产生,以及世界三大宗教的流传和分布状况;从政治文化上看,世界历史政治格局的变化和世界政治地图的改变,都同“丝绸之路”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合法性、 嵌入性与"失准"的精准扶贫 ——一个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以新制度主义为研究视角,从合法性、嵌入性研究精准扶贫的失准问题。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是对传统扶贫的反思和超越,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变迁,这一制度变迁先后经历制度扩散和制度落实两个阶段,前者会面临合法性困境,后者则会遭遇嵌入性挑战。具体而言,在制度扩散过程中,会面临强制性同构、规范性同构与精准扶贫形式化,以及观念—认知限定与精准扶贫主体失位两种合法性困境;在制度落实过程中,会遭遇制度场域限定与精准扶贫的可持续难题、政府主导与市场和社会机制缺失、利益群体分化与精准扶贫负面强化效应等三类嵌入性挑战。     

何以建设一个"不羞辱"的好社会?——基于羞辱的深层根源分析

羞辱的本质在于伤害人的人格与自尊,乃至不把人当人.结合历史与现实来考察,羞辱现象的产生有其制度、文化与心理多重根源.等级制度是羞辱"惯性化"的根源,惩戒制度中的羞辱性惩罚是羞辱"合法化"的根源,分配制度的不公是羞辱"隐性化"的根源.传统的专制文化、面子文化和当代的低俗文化是羞辱的文化根源.立威与区隔、自证与宣泄、报复与补偿是不同群体羞辱行为的心理根源.一个体面的社会是其社会组织不羞辱人的社会,一个文明的社会是人不羞辱人的社会,唯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建设一个好的社会.     

战后美国南部"文化危机"问题

美国有史以来,其南部一直是一个亚文化区域,走过了一条与其他地区十分不同的发展道路,有着自身独特的保守主义文化传统。二战以后,南部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迁,其经济模式、政治运作乃至种族关系等方面都逐渐与美国主流社会趋同,于是,"多元文化主义"中的南部"文化危机"问题成为美国学术界论争的对象。事实上,南部文化并没有随着南部政治和经济的巨大变革而出现危机。实质上它是论争各方在文化的概念上存在分歧、中产阶级理论的误用和美国当下保守主义思潮的巨大影响所致。美国南部文化特征依然鲜明。     

平成时代日本文化海外输出战略的特点及其启示

平成时代日本在经济步入萧条、国际形象亟需改善的背景下提出了“文化立国”及“文化外交”理念,以此为契机大力推行本土文化的海外输出。本文首先分析了平成时代日本文化海外输出的社会背景,再从相关法律法规、代表性战略项目和以动漫为例的具体传播策略三个层面展开,由宏观到微观深入解析日本推行文化海外输出的各方举措。随后,总结日本在扩大文化国际影响力、创造经济效益、提升国际形象三方面所取得的成效,提炼出日本在平成时代相对于其他时代,对比其他国家,在文化海外输出方面所呈现出来的特点。最后针对日本的成功经验,提出中国在国家文化输出过程中的实践策略。     

An Exploration of Major Factors in the Cultural Ecology of the German Aesthetic Discourse of Modernity＊

德意志审美现代性话语是近代以来德意志历史发展的自我显现，由德意志自然、历史、社会、思想共构的德意志文化生态，统摄着德意志审美现代性话语的历史命运，也现实地决定着德意志审美现代性话语的本质特征。德意志由文化立族，新教精神是德意志的民族意识、思想观念、文化理解、生活经验的灵魂。由市民社会孕育、养成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文化制度等德意志市民文化生态情境，极大地决定了德意志审美现代性话语的形态。德意志启蒙思想中的感性确立与美的独立、理性主义调整与价值理性的生成、艺术公共性的建立三大思想情致，是德意志文化生态的构成元素。     

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二维关系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是人类文化空间中纵横不同的两个维度。前者是以理智为主导的实证性文化,侧重理性思维;后者是以直觉为主导的非实证性文化,侧重感性思维。尽管客体差异及运作规律不同,致使主体思维方式与认识方法不同,但在文化体系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整体中,却彼此渗透,相互影响:依靠科学技术诞生的物质成果越来越依赖于人文文化,人文文化的发展也离不开科学技术所创造的物质世界;科学的社会建制体现了科学活动的文化价值和惯例,科学文化的制度层面渗透了人文因子,并体现着人文文化的要求;科学精神不仅求真,而且求善,人文精神不仅求善,往往与求真密切相关。二者都致力于人类的文明进步和人自身的完善,因此,促进二者的统一,是人类文化历史发展的必然。     

牟宗三的中西文化观论析

牟宗三从“道德的心”这个文化生命“本原形态”出发,对中西文化进行阐释和抉发。他认为,中西文化系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在西学东渐冲击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破”后如何去“立”的问题,他提出了一条更加注重开出科学和民主的“新外王”文化发展之路。他的关于文化和文化发展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当前文化和民主建设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先秦时代"百家争鸣"的文化背景

探讨中国文化的源头,先秦时代的"诸子文化"是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环节,特别是当先秦的"诸子文化"被视为世界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化源头之后,搞清它产生的文化背景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扬弃了陈旧的一元论的思维模式,进入多元化的探讨,并且通过比较文化学的方法,提出了"贵族文化"、"官僚文化"、"征服者文化"、"被征服者文化"的新概念,为解决这一问题找到了新的视角.     

信仰及其秩序的构成——中国信仰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和谐"现象及其概念理解,信仰问题的理解与认识,乃是其中的关键。中国信仰及其社会实践方式,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秩序的和谐建构紧密相关。实际上,"和谐"既可以指一种价值目标,也可以是一种社会现实,同时也是一种信仰方式;而基于某种信仰关系、道德秩序、政治秩序、权力秩序等层面的和谐建构,则是社会、文化和谐的基本要素。因此,从信仰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来探讨中国文化和谐秩序中诸种信仰关系在和谐秩序构成中的具体地位及其作用,有利于把握中国社会与中国信仰双重变迁的某些规律。     

No Freedom Without Moral Responsibility: Interview with Metropolitan Kirill of Smolensk and Kaliningrad

Critically adopting concepts drawn from Anglophone consumption and material culture studies, including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 the article addresses the history of Soviet things in the last three decades of the USSR in terms of a sociology of everyday practices.     

上海发展文化产业面临的挑战、机遇及对策

发展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发展文化产业面临着诸如思想观念上的差距、产业的规模化程度低、现代文化与现代科技结合度低等方面的挑战。鉴于此,各级领导者和从业人员都应尽快更新发展文化产业的观念;实施“走出去”战略,培育优质文化企业集团;建立健全文化产业法律法规,促进文化法制建设。根据已经具备的优势、自身特点和区域中的地位,上海应优先发展旅游业、传媒业、视觉产业、新闻出版与版权产业、会议展览业、创意产业等文化产业,培育文化支柱产业并整体提高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