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出土《日书》中的五行及其配物运用

《日书》是古代日者选择时日、占断吉凶的一种实用简册,它广泛流行于当时的中下层庶民和低级别官吏中,是考察当时社会思想史的重要材料。目前出土的《日书》主要集中在战国中晚期和两汉,其选择时日、占断吉凶的方法多与五行学说有所融合,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古人对五行的理解和运用。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五行是古代中国人基于长期观察形成的一种朴素的物质观念,也有学者指出五行不是物质概念,而应该从历     

从《周易》和《日书》的比较看卦爻辞的含义

本文通过对《周易》和《日书》用语的比较,重新考释了《周易》卦爻辞“利见大人”、“中行”、“子克家”、“亨”的含义。     

《论语外编——孔子佚语汇释》评介

<正>孔子的言论除了在《论语》中有较为集中的记述外,更大量的还散见于历代特别是周秦两汉的重要典籍中,且其中相当一部分就精辟、可信程度而言也丝毫不亚于《论语》。正因如此,古往今来不少学者都曾致力于纂辑《论语》之外的孔子言论并且各有所成,而由裴传永同志奋斗七载始告完成的《论语外编——孔子佚语汇释》(济南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一书,更是这类书中饶具特色、扎实严谨的一部。我认为这部书具有如下突出特点:     

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葬俗试析

丧葬礼仪和埋葬习俗是重要的民俗之一,在同时代的不同区域或不同时代的同一区域人们对死者的丧葬礼仪、埋葬习俗都是不相同的。在我国,对于死者的埋葬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从考古发掘和民族学所提供的材料来看,大体上有土坑葬、土洞葬、木棺葬、石棺葬,     

从葬日制度看商周时期祖先崇拜的变化

商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变化较为剧烈的时期之一,葬日制度也经历了较大的不同.由最初的商代及西周时期卜算甲乙丙丁十干到战国对于子丑寅卯十二地支的尊奉.葬日制度的变化背后体现了祖先崇拜的变化与不同.对于祖先日神上帝的崇拜转为对祖先上帝的畏惧恐惧心理.     

"夸父逐日"神话新解——从"入日"一词的训诂说起

将"夸父逐日"神话的不同记述与史书记载、甲骨卜辞及今人有关神话的研究等比较分析,指出夸父的逐日行为与《尚书·尧典》所载羲、和氏奉尧帝之命守四方以测日影一样,有敬日与测日影双重目的,并因而利于其所在种族定年岁、四时,以指导民众的生活聚居、农业生产等.神话中"入日"一词实为"日入"之倒装,意即一直追至太阳落山处,夸父口渴致死非因其"进入太阳圈"或"接近太阳"太热等,而是因其极度劳累辛苦所致.     

从《七十八日游记》看德富苏峰的中国认识

《七十八日游记》是德富苏峰1906年历时两个月零十天游历中国的见闻及感想,很好地反映了日俄战争后德富苏峰中国认识的主要内容及特征。他在《七十八日游记》中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中国人的自私自利、软弱、缺乏公益心、没有进取心、缺少国家国民意识等这样一种负面形象,并阐述了他对当时中国社会及政治局势的看法。不可否认,苏峰对当时中国（人）的认识是存在一定客观性的,但是苏峰的这些记述也是多有偏颇,行文中充满了作为＂兴盛国家的国民＂的自负与骄傲,以及对中国的鄙视情绪,也正是这样的一种原因,造成了德富苏峰的上述中国认识。     

藏族地区的丧葬习俗

丧葬习俗是一个社会政治、宗教、经济、文化的折射,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藏族地区的丧葬习俗极具特色,几乎存在了世界各民族的丧葬习俗形式——土葬、火葬、塔葬、天葬、水葬、崖葬、树葬、石棺葬、附寄葬等等。藏族葬俗具有受自然环境影响大、受藏传佛教影响大、葬式种类齐全的三大特点。藏族葬俗的形成受诸如民族信仰、民族间交往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要对其有正确的认识,而不能简单地认为它是哪一种文化的反映。     

秦简《日书》与秦汉社会的生命意识

本文根据睡虎地秦简《日书》和秦汉文献史料，系统阐述了秦汉时代优胜劣汰、自强不息的生命意识，其中包括秦汉社会对男女婚配体质、年龄谐调的重视；对授精受孕时间季节的选择；对胎养、胎教、幼育及新生婴儿的把握与抉择等。并揭示了秦汉社会的优生意识的时代价值特征。     

云梦秦筒《日书》初探

研究云梦秦简《日书》的文章,已知的有三篇,这就是曾宪通先生《楚月名初探》(载《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1期),于豪亮先生《秦简'日书'纪时纪月诸问题》(载中华书局《云梦秦简研究》)以及何幼琦先生近作《论楚国之历》(载《江汉论坛》1985年10期).诸先生之作,对"日书"的研究无疑是有益的.本文不想涉及三位先生论断的是非,仅就"日书"本身反映的几个问题做一些初步探讨.     

传统与认同：墓志中唐人的风水观与归葬东都

唐人对墓葬风水的追求是普遍现象.祖先崇拜、洛阳地域的良好风水是吸引唐人归葬洛阳的重要因素.风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唐人思想观念的有效途径.当时移居内地的非汉人群体,对华夏文化中风水观念的摄取,既表明其汉化的趋向,亦是其认同华夏文化的表征.     

汉唐金城、西平麹氏研究

金城、西平麹氏在自汉至唐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认为,西汉末,鞠谭之子间避难湟中,改姓麹氏,麹氏形成。东汉末,麹氏通过立功河陇的方式,在金城、西平形成自己的郡望。西晋时,麹氏跻身大族行列,晋末他们在中央政权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十六国时,麹氏分散于诸族政权中。北凉亡,金城、西平麹氏随沮渠氏入徙高昌,并于501年建高昌国,成为高昌国的鼎族豪宗,但西平麹氏并没有受到重视.640年,唐灭高昌,麹氏内徙,自此衰落.南北朝至隋唐在中原发展的麹氏人物在政治上并不太显赫。     

秦汉时期河套地区的历史文化地位

秦汉时期,河套地区是汉匈军事争夺的焦点,为中原王朝控制后,则成为经济开发的新区。这里曾经是汉军北征的基地,也是民族交往的走廊。讨论当时河套地区的历史文化地位,对于认识秦汉时期的军事史、民族史、经济史、文化史,都是有益的。     

“生物战”抑或“诅军术”——匈奴与汉王朝的“疾疫”纠葛

在汉王朝与匈奴之间的胡汉关系中,曾经出现过匈奴将缚住前后足的马扔到汉军城下、在汉军必经之路埋牛羊等做法。这种诡异举动不仅引起汉朝君臣的狐疑,也引发了当代学者的一场讨论。有的学者认为匈奴的这一做法是将动物尸体的瘟疫传播给汉军的“生物战”,并将汉末瘟疫大流行归之于匈奴的传入。有的学者则认为匈奴的这一做法是一种原始的巫术——...     

两汉时期西域人汉式姓名探微

本文探讨了两汉时期西域人采用汉式姓名的问题。认为王莽于西汉元始二年(2年)操作实施的“去二名”改制措施,是导致以后西域人改用汉式名字的直接原因;论证和复原了西汉曾经在西域实施过“去二名”措施以及东汉继续在西域推行汉式名字的史实;讨论了有关西域人采用汉式名字或姓名的模式问题;探讨了来源于汉地的姓氏观念在西域的植入和生根的轨迹。     

六世纪前的交趾与内地交通

自汉代在今越南地区设置交趾郡及交州以来,交趾、交州就渐成为古代越南的代名词,直到唐设立安南都护府后,才被"安南"一词所代替。交趾,为今越南北部,自古就与中原来往不断,在经秦汉及六朝的统治后,交趾与内地的交通得到了发展,并形成了这一时期中越交通道路的特点:具体交通线路尚不明晰;主要以水路为主;功能主要为军事战争使用;交通中合浦的地位尤为重要;奠定了古代中越交通格局。由于道路畅通,两地之间人民往来不断,互通有无,使双方的经济文化得到发展,交州也成为了这一时期中原与南海诸国交往的前沿大门。     

剺面习俗的渊源和流传

剺面习俗在东汉至隋唐时期流行于以突厥为主体的西域诸民族中,并于唐代前期随着突厥与中原政权的频繁交往和大量降唐的突厥人内迁而被汉族等更多的民族所了解。剺面习俗在匈奴人中并未流行,突厥中的剺面习俗是由迁入西域的民族传入的。春秋战国时期,一些分布在阿尔泰山及附近地区的鹿石面部有斜线纹,它们很可能表示的是剺面的创伤。     

中古时期药用盐的输入与传播

中古西域地区（尤指中亚、南亚）药用盐的东渐,是中古社会丝绸之路医药文化交流的一个代表。通过考察药用盐在汉唐之间,乃至宋元时期的中西交流活动,可以发现,至晚到南北朝时期,各种矿物盐,由于具有不同的药用价值,或被作为贡品,或经由贸易通道流入中原,进入医家、旅行家、统治者的视野中。从汉到宋代及其以后,药用盐的东渐活动,大体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即从汉代西域开始进贡药用盐,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增多,再到隋唐时期社会需求达到峰值,宋元以后,由于传统商路的改变,＂西盐东渐＂日趋式微。中古药用盐对中原社会生活的影响,不仅使中古本草书中进口盐与本地盐存在贵贱之分,而且还大大加深了人们对盐的药用功效的认识。     

论“吏民”的社会属性——原“吏民”之二

“吏民”一词虽然在中国古代长期存在和广泛使用,但涵义模糊,且并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注意,偶有论及者亦莫衷一是。实际上,“吏民”并非指庶民中有爵位的、富有的特定群体,也不是“吏户”与“民户”的合称。“吏民”中的“吏”是与“长吏”相对应的“下吏”,秦汉以降两者之间的界线呈逐步下移趋势。这些“下吏”来自于“民”,又复归于“民”,与普通农民共同组成中国古代皇权统治之基础——“吏民”。从社会结构而言,他们是社会金字塔的底层;从国家政治统治来说,他们是地方政府管治的基本民众。     

汉唐时期中央官学的演变与社会流动

中央官学正式建制始于汉武帝创立太学 ,此后历朝继续扩充和不断完善 ,逐渐形成多学科、多层级、建制完备的中央官学体系。中央官学适应不同时期政治和文化统治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 ,这些调整与变化不仅反映了教育体制和文化学术思想的变化 ,更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变化与社会阶层的流动轨迹。本文主要勾勒了汉唐时期中央官学招收对象的变化 ,论述了官学由贵族等级制向平民普及性的转变 ,它是中古时期社会变化和社会阶层流动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