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成长及其与社会资本的融合

尽管家族制管理在家族企业初创期有其相对优势,然而,随着家族企业的发展,排斥社会资本的家族制管理将成为制约家族企业成长的瓶颈。家族制管理衍生于低信任的中国家族文化,因此,融合社会资本的路径在于对中国家族文化的扬弃。家族企业成长的核心在于如何有效融合社会资本,家族企业的成长过程,是一个不断融合社会资本的过程。     

信任与中国家族企业的持续发展--一种文化的观点

家族企业的二重性规定决定了家族企业的基本矛盾.企业成长要突破家族限制与社会资本融合,真正制约家族企业的是信任资源.了解中国家族企业必须对我国信任资源和信任结构有所认识.只有把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和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现实的市场环境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才能有效地指导家族企业的健康成长.     

中国家族企业的成长:文化约束与文化创新

对于中国家族企业的成长 ,学术界形成了制度约束、融资约束、管理约束和信任约束等观点。在评析上述观点的基础上 ,本文认为 ,在同样的产权制度和市场结构条件下 ,文化成本是中国家族企业成长的主导性约束条件。只有当潜在的边际收益超过边际文化成本时 ,家族企业主才可能放弃或转变自己的特定文化取向 ,做出拓展交易的选择 ,如引入职业经理人、外籍员工和外来资本等社会资源。这一约束致使中国家族企业的成长轨迹呈现出创业期、突变期、分化期三个不同的阶段特征。案例研究显示出中国家族企业成长的特定阶段主要由文化成本状况决定。企业家必须积极理解与吸取不同的文化观念 ,并在全社会中形成一种包容新思想观念和外来文化的氛围 ,才能实现中国家族企业的持续成长     

社会文化视角下的家族企业制度变迁

一种企业制度总是与它所存在的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相联系的。在当前中国的社会背景下,家族企业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家文化”内涵的深刻影响和社会信任制度的缺乏是家族企业制度向现代企业制度变革的主要障碍。     

家族企业的制度选择

企业组织形式并不能代表该企业组织形式的企业制度。家族企业只是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它与现代企业制度是相适应的,选择现代企业制度是其追求经济利益的需要。家族企业的发展受企业规模、经济发展状况、制度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制度选择时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正如制度变迁往往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一样。要求我国现阶段的家族企业超越现实地追求现代企业制度只能是拔苗助长。     

社会资本与中国家族企业成长研究

家族企业已经成为我国企业发展的主体,但是家族企业在发展中也存在许多问题。目前,应从社会资本角度研究家族企业的成长。社会资本成就了我国家族企业的辉煌,但在中国社会的背景下,社会资本被局限在关系层次上,并被工具化、利益化,从而在关系层次上被泛化、异化。如果社会资本不能应经济发展而变革,就可能走向反面,制约家族企业发展。因此,社会资本在信任层次上的突破是家族企业向现代公司制发展的关键。     

企业家社会资本与家族企业的融合研究

现有的将社会资本分成社会金融资本、社会人力资本、社会网络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的研究,虽有启发意义,但难免有泛化之嫌。鉴于此,笔者对企业家社会资本重新作了厘定,并以非正式制度补充正式制度的视角对家族企业作了分析：企业家社会资本的正向运作有助于形成对称性信息、对称性信任,有益于泛化家族网络、家族理性,有利于降低信息成本、代理成本;家族企业所有人和经营人在运作社会资本中达成的“关系契约”可通过关系曲线加以描述：企业家社会资本与企业家个人能力、泛家族理性、对称性信息、对称性信任、制度性信任等因素正相关。     

信用治理：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依赖

家族企业创新发展的关键就是要将家族信任扩展为社会信任。这是许多学者在如何实现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上持有的现点。但是笔者认为仅从关系与信任的角度来解释家族企业社会化困境是缺乏说服力的。本文试图从家族企业的内外部信用治理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认为当前最关键的是在制度层面加强家族企业的内外部信用治理,只有这样才能推进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制度变迁与企业家成长

制度变迁与企业家成长都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企业家成长是在制度变迁中进行的。制度变迁和企业家成长引致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由于有效制度供给不足 ,制约了企业家成长 ,从而使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现实制度变迁和企业家成长之路在于制度创新和建立企业家制度     

文化基因、信任模式与中国家族企业的管理专业化及国际化

家族企业不仅在中国,在西方同样是一种举足轻重的企业组织形式。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基于血亲关系和泛家族化的特殊主义信任模式是华人经济圈的本质和要害之所在。成也家族败也家族。从文化基因尤其是信任模式角度对中国家族企业的分析表明,只有进行信任模式的痛苦嬗变,才能克服家族企业国际化的管理”瓶颈”,才能真正满足企业成长的管理需求。     

家族企业外来经营者信任治理的制度解构

作为一种相机抉择,信任治理取决于一定的制度结构.家族企业外来经营者信任的产生必须基于产权制度、治理结构、人才机制、企业文化以及信任媒介的基础性保障,家族企业外来经营者信任的演进必须基于授权机制、革新机制、沟通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以及评估机制的合理配置,而家族企业外来经营者信任的退出则须借助于风险防范、利益协调以及失信惩罚等制度方法.     

家族企业中的信任与控制

家族企业是如何走出家族主义困境实现信任扩展的?有一个能够超越文化背景的影响而普遍存在的约束条件,即信任风险的防范,信任涉及的资产数额越大,潜在的信任风险越大。因此,存在一个资产规模的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以下,家族企业可以根据对员工信任度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控制形式;而一旦企业规模越过这个临界点,家族企业将倾向于推行正式的控制制度以防范信任风险。     

家族企业的成长困境与持续创业

家族企业是家族文化与商业文明的有效结合,大多私营企业只是创业者个人控制或合伙的组织,缺乏家族的使命和精神,不能被称之为家族企业.文章为家族企业正名,并通过对过去3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家族企业的成长历史进行三个阶段性的特征分析,识别家族企业成长的路径依赖和制度困境,这是制约中国家族企业持续创业和成长的深层次因素.     

家族企业治理研究述评

家族企业在我国乃至世界经济中普遍存在着,家族企业治理是影响家族企业的生存和成长的重要因素,家族企业治理问题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主要对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家族企业的信任治理、职业经理人以及家族企业治理的经济性及其缺陷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这对研究家族企业治理是十分必要的.     

特殊集体主义的固守、弱化与契约形式演化

浙江家族企业,成为浙江经济发展活力的源泉。本文从研究社会文化对契约形式选择的影响入手,提出家族主义这种特殊集体主义在浙江家族企业中的继承、固守和弱化对家族企业契约形式的选择有决定性影响,随着企业中特殊集体主义被个人主义稀释,契约形式自然演化,从而推动浙江家族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如果企业家转化契约形式的能力不足,家族企业就会停滞甚至衰亡。     

家族企业的"家族式治理":人文制约抑或理性选择?

我国当前家族企业的“家族式治理”的诸多特征不能归因于儒家传统文化的制约,而是家族成员(尤其是家族企业主持人)在制度信任缺失情境下理性选择之结果。首先,家族企业一旦由家庭、家族生成之后,由于受企业场域逻辑的要求以及市场理性的制约,在治理模式上更加理性化;其次,家族成员之间也存在一种契约,“自己人”关系更加理性化;再次,在获得一定的信任后,“外人”也能成为“自己人”,这也是家族企业用人模式的另一“理性选择”;最后,家族企业的文化解释的效度主要体现在家族企业的控制权和代际转承上,而家族企业治理层面上的其他诸多特点并不是文化制约之结果。     

唯物史观视野中的文化与制度变迁关系论纲

文化在制度形成和变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归根结底而言,文化的形成和积淀、制度的形成和变迁皆源于人类的社会生产实践;就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而言,文化是制度产生的直接来源。文化濡化和文化涵化是文化作用于制度变迁的具体机制。文化在不同的制度变迁模式和制度变迁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作用。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构建现代制度的过程中遭遇了文化与制度的矛盾问题。秉承综合创新原则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挥其对中国未来制度变迁所具有的思想导引、文化认同和制度评价功能,促进中国制度变迁的顺利进行和现代化发展,是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     

社会资本、治理结构与家族企业代理问题

传统委托代理理论对于家族企业代理问题的研究忽视了家族企业成长的动态性和代理目标的多元性,而且缺乏对家族企业外部代理问题和相关治理的关注。本文从治理范围和治理方式两个维度,将家族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分为四种类型,并提出了家族企业的社会资本治理模式。在社会资本治理模式下,家族企业应对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采取不同的委托代理安排:在企业内部,对于家族经理人员,用"价值观治理"来超越个体的"权威治理";对于非家族经理人员,通过泛家族化构建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长期信任。在企业外部,应当通过扩展的家族企业网络来降低代理成本,提高组织的交易效率。     

以新的社会基础促进东北国有企业和谐发展

东北国有企业的和谐发展与区域社会基础的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体制改革与制度变迁的大背景下,国有企业发展所植根的社会基础的内涵发生了较大变化。东北国有企业应当在新社会基础上重视企业社会资本、行业人力资本和区域文化资本的变化,调整自身发展战略,从而获得企业自身的全面和谐发展。     

家族文化对我国家族企业制度安排的作用分析

家族文化是传统的儒家文化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影响与制约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家族企业制度的安排起着根本性的制约作用。如何突破家族文化的束缚,实现家族企业制度创新,是我国经济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