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祛魅与道德祛魅——现代生命技术道德合理性限度反思

本文以对现代生命技术研究与应用的道德反思为切入点 ,以道德在新技术革命中的作用及其合理性限度为论旨 ,追问“道德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担当技术选择的仲裁”、“技术何以有禁区 ,道德能否为技术划定禁区”及“是技术离开了道德 ,还是道德离开了技术” ,认为当代人类在祛魅技术的同时应当避免附魅道德 ,技术祛魅与道德祛魅是当代人类同时面临的两个重任。     

道德祛魅、理性附魅到正义返魅——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哲学解读

历时性地检视国家治理的变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在国家治理中的三次转换:早期道德魅化之下,价值理性高扬,工具理性不彰;进入近现代,通过道德祛魅与理性附魅,价值理性不断旁落,工具理性持续扩张;当前,亟需通过正义返魅,推动价值理性复归,让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逐步走向融合.推进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能把国家构建在传统魅惑化的价值基础上,也不能重复西方经典现代性的非道德路径,而是要在正义观主导下,建构制度的正义与正义的制度.     

论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的嬗变

权力是政治国家的主导运行规则,权利是公民社会的主导运行规则。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反映了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以利益为联系纽带的对立统一关系。权力具有社会性、非对称性、强制性、与职责相对应性;权利体现自主性、公认性、与义务相对应性。从权力本位走向权利本位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努力维护权利、切实保障权利、充分享有权利是文明社会的标志。当代中国要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政治文明、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实现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的根本转变。     

“祛魅”与“复魅”之间--论“道统”与“政统”纠葛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

知识分子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的一个具有较强自我身份认同的文化群体。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以不同的样态影响着不同的时代,其代表的精英"道统"与代表权势的"政统"构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框架。两者相互的关系表现在"祛魅"与"复魅"之间,这是一种"解构"与"建构"的文化模式,它既是针对自身,更是针对彼此,并外化成"突破"与"规约"的结构。在暧昧的纠葛下,中国知识分子走了一条颇为传奇而又耐人寻味的历史发展之路,其作为一种传统原型已经成为中国人文精神的符码,绵延至今,不曾断续。     

“道德环”对构建中国慈善事业的启示

“道德环”是美国慈善文化理论,它包括机会、繁荣、感激、慷慨四个过程.它对建构中国慈善文化有重大启发,笔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构中国慈善事业的“慈善环”,包括“责任环”、“信任环”、“资源流转环”.从政府、捐助者、慈善机构、受助者四个不同慈善主体出发,分别阐述其角色职责、认同信任、资源流动的相互关系.     

多元价值社会中教师道德枷锁的解除

现代社会呈现出价值多元的趋势,但对于教师的道德要求,人们仍以理想化的"完人"形象作为标准,这种过高的道德期望已成为教师沉重的精神枷锁.在当代价值多元社会里,作为传统社会产物的道德权威式的教师形象已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根基.在教育实践中,如果把教师作为道德权威往往容易导致道德强制.从道德本意看,道德意味着自我实现,而不是自我牺牲,道德是平等的,追求高尚并不是教师的特权.教师道德是角色道德和个性道德的统一体,不能在强调角色道德的同时抹杀教师作为人的个性道德的合理性.总之,教师道德是时教师最起码的职业要求,而不是最高的道德要求.     

从显性道德到隐性道德——“朱学勤困境”的法哲学分析

人们常说，保障人权的宪政制度是道德的，侵犯人权的专制制度是不道德的；人们又说，现代政治是宪政政治，而不是道德政治。宪政政治与道德实现的具体关系密不可分，并非宣布“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即可完全言尽。通过对政治价值与政治道德的细化清理，尤其是“隐性道德”与“显性道德”一组政治价值的提出，本文分析了“朱学勤困境”这一道德决断困境：为了防止道德专制主义．政治道德必须实现从显性道德到隐性道德的技术性转变，实现自由民主的政治成熟。这一宪政道德观．为缺乏中世纪法治保守主义传统的华人社区长期忽视，进而导致汉语世界长期误会有关宪政主义的政治学说。     

略论现代人的价值本位与道德生活

在物质极度丰富、技术高度发达、价值日趋多元的当下,现代人应该秉持什么样的价值本位,实践什么样的精神生活,对感知、体悟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有着极大的影响。本文提出了价值本位是生命意义准则的观点,对现代人价值本位的转型进行了深入分析,道德生活是人类在先进的价值本位指导下最基本、最体现生命意义和价值的精神生活,并对如何实现道德生活进行了思考和探索。     

从经验的真理到道德的社会——兼论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对“道德门”事件的启示

伦理学如想合理地解释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道德门”事件,必须回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因为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他这里获得最终定性的.在他的伦理体系中,鉴于道德知识不同于自然科学知识,属“经验的真理”,由此决定了人们道德德性的获得方式为“习得”,而非“教导”.亚里士多德还明确地判定,人们“习得”道德德性离不开城邦,因为城邦化的“共存”不是某种可供个人选择的生存方式,而是出于人的本性,因此“道德的社会”对于“道德的个人”而言具有先在性.     

公共行政价值、公共利益与公共责任——政府公共权力科学运作的三维构架

当前,科学运用政府公共权力对于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增强政府的合法性、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发展与和谐进步等方面都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为此,必须把政府公共权力的运作置于公共行政价值、公共利益、公共责任三个维度所建构的三维框架中加以考虑,只有处理好它们的关系,才能使政府公共权力的运作真正走向科学化与制度化。     

文化“祛魅”时代的文艺学话语反思——从消费主义文化理论视域考察当代文学艺术场域的文化转型

随着社会文化结构的嬗变,文化与文艺话语范式经历了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巨大变革和转型.消费主义文化逻辑的普泛化,在祛除现代性文化之魅的同时,也彻底解构了审美现代性发生以来的文艺自律神话结构.面对审美现代性的式微与大众消费文化的滥觞,文艺学话语必须通过对现代性权力话语的理性僭越,在消费主义的历史语境中实现话语范式的重构与创生.     

理性自身的启蒙——阿多诺“祛魅”观重构

理性曾经成功地祛除了世界的神秘性和形而上学之“魅”,但理性自身也染上了神学和形而上学的痼痰.阿多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对理性自身的附魅过程、危害性及其来源作了深入精辟的分析并明确指出了对理性进行祛魅和启蒙的道路,从而在韦伯的基础上把“祛魅”概念向前作了实质性的推进.     

解决道德权利法律权利双重权利的冲突(下)——卡尔·威尔曼等美国学者对典型案例的道德推理

权利冲突是法治领域中的一个世界性问题,如何解决权利冲突也就成为世界各国所要竭力面对的问题。一般来讲,通过立法和司法是解决权利冲突问题的有效手段。本文以美国学者卡尔·威尔曼的《真正的权利》一书中所列举的典型案例为据,系统地介绍威尔曼和其他美国学者"解决道德权利法律权利双重权利的冲突问题"时,对这些典型案例的道德推理过程及其所阐发的精彩论证。这些道德推理过程及其论证和论点是笔者最感兴趣的部分,也是中国学术界和司法界在研究和解决权利冲突问题时较为缺乏的。通过这些推理,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如何解决有关道德权利法律权利双重权利的冲突问题。     

从送法下乡到理性选择——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

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是一个法律逐渐“祛魅化”的过程,即从基层司法建设魅化法律到农民法律参与下的法律脱魅。法律的祛魅化使农民对法律有一个更为理性的认知和选择。法律实践和法律参与的“知情祛魅”逻辑从主体角度抑制了农民对法律的需求,而基层司法体制的诸多弊端和缺陷则从外在限制了农民的法律需求。由此可见,结构混乱虽然使乡土社会产生了法律需求,但这种需求的扩展性和持续性存在问题。因此,当下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并非简单地从“送法下乡”向“迎法下乡”转换。     

文学“革命”经学与中国现代学术分科的形成

中国学术的现代分科大体形成于戊戌至五四之际。其确立的核心在于“经学”被现代学术各科分解,并且作为传统学术之统领的思想祛魅。具体涉及制度、学术、思想三个层面。各分科在经学瓦解中逐渐生成,并在思想层面摆脱中国学术之“以经为纲”这一最为“传统”的特征,是其得以“现代”的前提与标志。该任务的最终完成,得益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文学革命以“文学”为手段对经学遗留进行思想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学,广泛生产针对“政教”和“人生”等领域的思想内容,试图接替经学在传统社会的思想指导地位。尽管这一接替并未真正完成,但在现代学术分科意义上,文学革命仍促成了文学的独立,即建立了不同于传统文学之经学附庸状态的、具有独立思想内核的现代体系;同时也完成了传统学术之“以经为纲”的思想祛魅,为各科的现代独立与生成奠定了基础。     

从培育“有道德”新人到“以德治国”

江泽民提出的"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与邓小平"培育‘四有'新人"思想中要使我们的干部和人民"有道德"的要求一脉相承,同时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治国方略的高度强调了道德建设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进一步突出了"四有"的整体性,凸显了"四有"的非均衡性,是时邓小平"培育‘四有'新人"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先秦儒家的精神实质:从道德理性主义到道德理想主义

先秦儒家的精神实质是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内容的道德理性主义和以“内圣外王”为终极追求的道德理想主义。儒家的道德理性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尽管在秦汉以后受到了压制、扭曲和异化,但它却为一代代儒家知识分子提供了批判现实的精神力量,使中国古代君主制带有“开明”的色彩。     

哲学如何回应“祛魅”的现代世界——理解现当代哲学的重要视角

考察哲学如何回应"祛魅"的现代世界,是理解现当代哲学的重要视角。"世界的祛魅"是现代社会的根本特点和必然趋势,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现代社会的基本面貌,支配着现代人的生存品性和生存处境。究竟如何理解并面对"祛魅"的现代世界?我们是否能够承受这样一个世界?这无论对于现当代西方哲学还是当代中国哲学,都是一个无法逃避的核心课题,现当代哲学的主题、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都在对此课题的回应中得以充分显现,它对于我们理解现当代哲学的精神品格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从道德泛化到道德虚无的异变逻辑

中国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位,具有明显的泛道德主义的特征。“人性本善”的假设使儒者只知“仁以扬善”,而不知“智以驭恶”。传统伦理文化在处理动机与效果、目的与手段、言与行的关系上往往未能起到促进“善”的作用。中国传统伦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断裂,面临重建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