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长期以来,我国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存在着“政府缺位”和“政府失灵”的现象,造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短缺,说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着制度性的缺陷。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从过去的城市偏好转换到城市和农村并重,而且实现供给重点由城市向农村倾斜。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创新的目标是尽快构筑公共财政框架下的农产公共产品供给新体制。     

基于农户角度的公共产品需求偏好与政府公共产品投资决策研究——以南京市城乡边缘区为例

本文通过调查南京市城乡边缘区农户对政府公共产品投资现状的评价和农户对政府公共产品投资期望偏好,比较和分析了农户对新农村建设中政府不同类型公共投资的需求强度.结果认为,在过去5年间南京城乡边缘地区的乡政府对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相关的农村公共产品投资相对较多,对与农民自身生产、生活和农村环境保护相关的公共产品投资偏少,从满足农户偏好出发,政府应当把有限的资金重点投资于社会保障型公共产品和公共属性比较明显的公共产品,特别是对农村道路、排灌系统、饮用水供给设施和医疗服务等公共产品的投资.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的原因及整治对策--一种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的考察

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着供给不足和供给过剩并存的失衡现象,内在原因就在于作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政府)的组成人员--政府官员也是"经济人",也存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利行为.加强对这种自利行为的约束对策是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需决策制度;改革现行干部评议、晋升、薪酬和问责制度;规范公共事业听证制度;在公共部门恢复自由竞争.     

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选择及影响因素分析——以西藏“安居工程”为例

西藏农牧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就是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在比较分析不同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优劣、具体供给形式和适用领域的基础上,通过“安居工程”对西藏公共产品性质异化问题、广大农牧民对公共产品需求程度、政府政策目标以及西藏农牧区各类供给主体供给能力和发展状况等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指出政府主导型供给模式是当前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最佳模式.     

农业税改革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及对策分析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仅影响着农村社会的正常发展,而且影响着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和目标的顺利实现。农业税改革在确保为农民减负增收的同时,也势必会对乡镇基层政府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造成影响。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加大中央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转移支付;改变乡镇基层政权对农村公共产品“自上而下”的供给模式,充分尊重广大农民意愿;拓展农村公共产品投资渠道;加强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的监督;推进农民自主创业,努力促进农民增收。     

农户对公共产品需求的优先序及供给主体研究——以福建省永安市为例

在农户的视角下,从农户认为“对自己和村里人最重要的公共产品”和“最急需政府投资的公共产品”两个方面进行的聚类分析显示,农民自己最迫切需求的公共产品和最急需政府投资的公共产品的排列顺序有很大不同。这说明有些公共产品属于“俱乐部产品”,农民可以自己投资或者投资一部分;农民最需要政府投资的是自己急需但不愿意投资或无法投资的公共产品。建议尽快建立政府决策和农民自主决策相结合的农村公共物品建设体制。涉及宏观的、外部性强的公共产品主要由政府决策;外部性不是很强的准公共产品和俱乐部产品,则建立消费者参与机制,让农村社区居民参与公共物品供给的决策和管理。     

农民公共产品权益保障的逻辑演进——从公共产品最优供给模式不足到次优供给模式契合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关涉农民公共产品权益的实现.但从实然发展角度看,政府先入为主的最优供给思维在农民偏好的“非全面显示”与“非理性行为”面前陷入桎梏,引致农村公共产品管理混乱和集体行动困境.在分析现代元素嵌入乡土社会引致农村利益分化、最优供给模式下农民公共产品权益保障陷入困境的基础上,从应然发展角度指出次优抉择条件下“无嫉妒供给”模式构建、约束条件下应然与实然的统一、嵌套博弈下多边治理机制引入及集体之名下村域公共产品资金筹集机制的构建等是保障农民公共产品权益实现较为合理的选择.     

以人为本: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的价值取向

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保障农民根本利益、提高农民素质、增加农民收入的必要条件。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增加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关键要树立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尊重民权、扩大民主、培育民智的指导思想。构建“以人为本,统筹发展”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明确划分各级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责任;构建农民对公共产品需求的表达机制;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等。     

我国服务型政府是公共品的主要提供者

从公共产品结构层次分析可以看出: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具有不可替代性;政府是公共产品供给的组织者和直接责任主体;政府是公平目标价值的守望者.我国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现实选择是:做好公共产品供给的战略选择;促进公共产品供给公平价值的实现;选择和灵活运用好公共产品供给工具.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与制度创新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缩小城乡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表现为主体错位、效率低下和总量不足,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投入缺乏主动性,投资渠道逆向,扭曲了农业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制约了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必须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进行制度创新,实现由农户供给为主向政府投资为主的良性供给机制转换。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路径变迁及现实选择

农村公共产品的普遍短缺已严重制约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回顾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变迁过程,可以发现农村公共产品的短缺纠集着历史和现实的必然,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使得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依然在困境中徘徊。要破解这种困境,必须改革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其基本思路是: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建立"由下而上"的需求表达机制和需求偏好的显真机制;构建政府主导的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注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优先序;强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的预算和监管。     

农村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模式及其演变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总体经历了封建时期"无机构、无资金"、民国时期"有机构、无资金"和新中国时期"有机构、有资金"三个阶段,目前,"农民自我供给"的状态基本结束,政府开始成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主要存在"政府出资、政府生产"、"政府出资、社会生产"、"政府社会合作投资"、"政府出制度、社会投资"等四种模式。从提高政府供给农村公共产品效率的角度,需要采取措施完善"一事一议"制度,建立"自下而上"的供给决策机制;科学界定政府事权,实现事权与财权的统一;调动社会资本积极性,促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市场化

目前农村公共产品普遍短缺的原因在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和供给方式单一。仅仅依靠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不但资金来源不足,而且效率低下,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引进市场机制势在必行。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市场化都存在必要性和可能性。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市场化的途径,一是转变政府观念;二是构建有效的市场化竞争机制;三是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筹措机制;四是间接扶持和引导私人资本进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市场;五是发挥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市场化中的控制作用。     

不同收入水平下农村居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比较研究——以江苏为例

以江苏常州、南通、连云港3市的农村调查资料为依据,通过分层聚类分析表明: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农民的公共产品需求偏好结构有较大差异;在目前农业小生产条件下,农民生活性公共产品需求与人均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农村公共生产服务的需求仍较高,而农村公共卫生和医疗、农村基础教育始终是最需要解决的生活性公共产品.因而,在新农村建设中,各地区应根据农民需求偏好确定公共产品的投资结构和方向,在注重结构优化的同时结合财政能力和农民实际需求确定公共产品的供给次序.     

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露机制的构建瓶颈与实现路径

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健全的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表露机制有利于供给决策的正确制定和执行。林达尔均衡和蒂布特模型为农民通过公共选择表达需求偏好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农民、中间组织和政府三大主体的缺憾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分别使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需求偏好表露机制难以在我国完全适用。为此,可以从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完善中间组织、改革农村公共产品决策机制、建立统一的城乡户籍制度入手,为构建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露机制清除现实障碍。     

陕西省农村公共投资现状及其成功经验——以宝鸡市为例

随着农村公共产品投资力度的不断加大,只有掌握投资绩效情况,才能为政府的投资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文中以陕西省为例来分析其各类农村公共产品投资的绩效,并把宝鸡市作为陕西省农村公共投资发展较为完备的案例做一分析,最后给出推动公共产品供给的均等化,增加"软件类"公共产品的投资,创新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等推动农村公共投资发展的建议.     

论政府雇员的自利性及其控制

政府雇员制本质上就是掌握专业知识的单纯“经济人”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对公共领域的一种介入。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所谓政府雇员“公共人”与“经济人”双重角色的失衡,而在于如何使得这种介入达到政府与雇员之间的利益共赢,而要达到这种共赢的局面,就必须对政府雇员的自利性进行控制。     

论行政人员的道德价值

我们所处的社会已经分化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在私人领域中,经济人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活动可以自然地生成权利义务休系的总体,进而实现经济人的道德价值确定。公共领域中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如果说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不仅不是恶,而且能够最终在权利义务的总体中转化为善 ;那么,行政人员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和公共权力的主体,他的行为如果不是善的,就必然是恶的。所以,行政人员的行为体系不仅需要建立在法律制度的外在性规定上,而且需要在行政人员的道德价值确定上保证行政人员的自我实现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及对策研究

农村公共物品能够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本文基于公共物品理论及治理理论,分析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失衡的现状以及不同供给模式的优劣.为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和效率低下的问题,满足农民多样化的公共需求,政府作为主要供给者,不仅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同时还要引导企业(个人)进入农村公共物品领域,支持农村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建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构建多元化合作供给平台,实现农村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给机制.     

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三维目标

本文从回应性、配置效率和社会效率三个维度,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目标进行了疏理。文献研究发现:回应性标准是评价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最重要也是最常用的标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配置效率不仅具有城乡差异,而且还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供给主体单一、供给机制僵化是导致配置效率偏低的痼疾。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社会效率目标,突出体现在对农户收入与消费所产生的影响上。农村公共产品在现代农业发展中对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