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融通视域下的罗汝芳心学易学

"四书五经通而为一"是罗汝芳跟从胡宗正学《易》获得的重要结论。近溪心学易学的总思路是:先以太极生生为画前本旨,进而以乾坤相涵论心性,最后再以复卦统言功夫。四书五经的相互融通乃是作为诠释的总原则,始终贯穿在"生生(本旨)——乾坤(心性)——复(功夫)"的理路演进之中。近溪所欲达成的,是一个建立在彻底打通、彼此开放的四书五经基础上的一体圆融之学。由是,近溪之论《易》多与其它经典相联,其易学亦呈现出不拘一格的浑融气象。     

三苏道情性话题的论辩

本文主要就三苏关于道、情、性话题的论辩进行阐述,从三苏以人情为旨归而解经出发,通过六经的人情之辩、与朱熹的道性论辩以及儒释道三教融突这三个方面来凸显三苏的心性哲学。面对心性理气的时代核心话题,苏氏父子不离其中,为心性的性情之学寻求形而上的支撑;其道、性、命、情、善,融突而和合,构成了苏氏理论思维的逻辑系统;其学虽杂于道,禅两教,但仍归宗于儒家圣人之道。苏氏蜀学在理学思潮中虽居非主流,但亦为推动理学思潮的发展做出贡献。     

《爱莲说》主旨新探

荷花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比德”之花。宋代周敦颐《爱莲说》将荷花抬到了“君子花”的高度 ,成为士大夫人格的完美象征。本文对“君子”人格内涵进行剖析。“出淤泥而不染”不是对佛教典故的简单因袭 ,而是阐明了心性修养的重要性 ;“中通外直”是理学心性修养学说、道德自隆意识与立身处世、伦理责任的有机统一 ,本体论与方法论的有机统一。《爱莲说》中其他关于荷花性状的描写也是“君子”人格的物态化展示。     

“譬”、“喻”之辨——从名辩学和因明学的角度

“譬”、“喻”因含义相近常被人们不加区别地使用。从名辩思想和因明学的角度来看,尽管它们在缘起、论证方法、悟他目的等方面有诸多相同之处,但从推理的结构、形式的稳定性等方面来看,二者具有本质的不同：名辩学之“譬”是一种独立的推论形式,而因明学之“喻”只是推论中前提的一部分;形式上名辩学之“譬”相对稳定,因明学之“喻”不同时期有较大差别;方法上名辩学之“譬”大多使用类比、比喻说明问题并且例证详尽,因明学之“喻”与“譬”大致类似但在细节上有所不同。     

荀子政治伦理思想解读

荀子思想,无论是关于道德主体心性规律的义理之学的探讨,还是力图匡扶政治秩序、建立王权政治的对礼法关系和政治制度的思索,其真正的归旨乃在于政治伦理思想的阐述。其政治伦理思想主要表现在民本观念、尊君思想和“群居和一”的社会理念上,以及为实现这社会政治理想所采取的诸如“尊王贱霸”、“隆礼重法”等政治手段和“富民强国”的经世致用之策。     

儒学再兴与西学汲取--贺麟不赞成"本位文化思想"

《论语》、《孟子》是中国儒学资源的最古“地层”与原型 ,时至今日 ,儒学已经历多次重大层累过程 :缘起于孔孟 ,成功于朱、王 ,发展于民国。思想的“层累”主要指因新时代递变 ,社会新阶层迭出 ,各时期思想家对原型思想的新认识、新诠释与新发展。当代新儒家是陆王心学的现代殿军。陆王心学是孔孟心性学与佛学的“化合”产物 ,民国心学是融会佛学、结合西学的结晶。再次融会佛学以熊十力等人为代表。结合西学 ,开创“新心学”则以贺麟为代表。更新儒学 ,必须依靠西学 ,否则徒劳无功 ,为此贺不赞成“中国本位文化的思想” ,甚至认为中国儒学更新当重视对基督精神的汲取。“西洋文化之输入 ,给儒家思想一个试验 ,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试验 ,大关头” ,则说明他实质上已在警戒文化建设中的中国式“原教旨”倾向。     

“气”与船山心性论

本文认为 ,船山对“气”范畴的新规定并使之上升到本体地位 ,对他重新诠释儒家心性之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成为其关于心性问题讨论的基石 ,“气”的理念贯穿船山对心性论的理解 ,也是我们理解船山心性论的关键。     

从“种”哲学到“类”哲学——费尔巴哈与马克思的“类理论”之比较

费尔巴哈与马克思都从“类”的角度实现对黑格尔哲学的“唯物主义”颠倒。但两者的“类理俗’存在根本差异：在理论基础上,费尔巴哈从“感性直观”出发,马克思则从“感性活动”出发;在理论内涵上,费尔巴哈的人是“自然人的共同体”,马克思则认为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理论归宿上,费尔巴哈着力于虚幻的“宗教批判”,马克思则强调现实的“社会批判”。     

试析“理气论”在刘宗周思想中的地位

刘宗周(1578-1645),字起东,号念台,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因讲学于山阴县城北之蕺山,学者称蕺山先生。作为明末儒学的殿军,面对王学末流“任心率性而行”,几近于禅的严峻现实,刘氏将“一气流行”为内涵的理气论贯通于心性论,使主体性范畴更具客观必然之特质,以贞定、收束和提升心性论的本体地位。一、阳明心学主体性范畴对客观范畴的消解作为宇宙论的基本范畴,“理气”以及与其直接关联的“道器”、“太极阴阳”等,在张载、二程以及朱熹那里基本上是被用来描述和说明客观物质世界的范畴,并在这些范畴的基础上构筑气、理本体论哲…     

论江泽民的历史观

文章首先建立了历史观之“体、用”架构,亦即历史观之本体与运用的价值取向。中国中古史观以“天命观”为体,以儒家伦理观念为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体、用”演化：毛泽东以唯物史观为体,以阶级斗争学说为用;邓小平以唯物史观为体,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为用;江泽民对唯物史观的继承与发展。江泽民以唯物史观为体,以“三个代表”的思想为用。对“三个代表”思想的阐释。江泽民历史观的方法论——系统的方法。江泽民历史观之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与知识背景。江泽民历史观、历史思想之社会实践：高度重视历史学习;弘扬爱国主义,推进中华民族新一轮的伟大复兴;关注并引导中国史学的发展;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以史为鉴;用其唯物史观的“体、用”架构理论来分析、解决现实的问题;等等。     

李贽的“大人”之学与“快乐”诗学——兼议李贽诗学的“现代性”特质

与传统学界将李贽诗学归之为“童心”说不同,文章从李贽“大人”之学入手,溯源其心性锤炼历程,梳理出“快乐”诗学的特质。对此特质,分别从主体性与价值两个角度探讨：一是独立不惧的“大人”形象的树立;二是平易自然的“化工”风格。李贽有着自觉地追求自由、独立的主体意识,同时在诗学表达上不尚典,不雕琢,不求载道,这与晚清的“诗界革命”、五四的“新诗革命”皆有贯通之处,具有了“现代性”的特质,故对其诗学价值更应放置在传统与现代文学的“长时段”演变中去发掘。     

中国传统法律中的人情观——兼论法的亲和力

一、中国传统法律中的人情观（一）人情观的内涵“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犤１犦法律服务于礼治,屈从于人情,这便是中国古代统治者以情破法,行“法外之仁”的发端。《清史稿．刑法志》中有：“中国自书契以来,以礼教治天下。劳之来之而政生焉,匡之直之而刑生焉。正也,刑也,凡皆以维护礼教于勿潜。”这时候,德主刑辅、礼主法辅已成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体系中的主要内容,而这一价值体系的建立,肯定了人情在法律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尚礼教,便要重人情。与人情有些不太协调的法律不仅被人们视为“不得已而用之”犤２犦的手段,而且…     

论“天人之学”的内涵、价值与局限

“天人之学”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议题,其丰富内涵主要通过先秦时代老子“人道法天”思想与庄子“人与天一”思想体现出来。要实现道家“天人之学”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其蕴含的当代价值作出揭示与阐发,对其存在的局限进行反思与批判,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一方面,道家“天人之学”蕴涵的哲学智慧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看待、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弊端,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时代价值;另一方面,作为先秦时代的理论产物,“天人之学”存在的时代局限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加以审视和明辨,这既是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理念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基础性工作。     

二程礼论的性理基础

二程继承了儒家重视秩序的礼学传统,并创新性地从心性义理角度释礼。义理上认为礼依据天地万物差异一体的天理之序而设;心性上,纯善无恶的天命之性即性理是礼的形而上依据,自然存在的气禀之性即生性以及由此生发的人情,是礼的形而下依据。心性义理构成了礼的本体,性理是礼的本体,礼是性理的发用。理体礼用,理本礼末,理不变,礼因时而变。圣人掌握了礼的要义因此能够做到与理合一,因时变礼,乐在其中;常人通过克己复礼、礼乐教化达到安身立命的效果;背礼的人日践危地,难得安生。二程从心性义理高度谈礼,注重礼的要义,对礼进行抽象化内在化,提升了传统礼学的理论水平。     

论明清实学是儒学发展的特殊理论形态

实学是儒学发展到宋元明清时期形成的特殊理论形态和特定历史阶段。实学的本义为通经、修德、时务、致用之学,其内涵的形成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宋明时期反对佛学与道学,以佛道为“虚学”;明清之际反对理学、心学的空谈心性,以理学、心学末流为“虛学”,实学作为儒学特殊理论形态成为社会主要思潮。实学有自己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有自己的价值观、伦理观、社会观等理论体系和概念体系。明清实学与宋明理学具有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目前我国学术界研究实学,具有泛化与定位不准确倾向,需要进一步展开讨论。     

“知行说”“学知行说”考辨

《尚书》的“知行说”产生于青铜文明的商代,孔子的“学知行说”产生于钢铁文明的春秋时代,二者都是官员培养和国家治理的理论,都强调君子躬亲实践国家治理之学的极端重要性。前者虽然包含了理论学习的含义,但并不重视理论学习;后者则特别强调学习国家治理理论对培养官员、治理国家的重要意义,是春秋至今最重要的国家治理哲学。战国至今长期轻忽“学知行说”,而将“知行说”抽象化为教育哲学,这对国家治理、教育科研的理论和实践都是有害的。     

论近溪对明道"一体论"的远祧与变异

罗近溪近承王阳明、王心斋而远祧程明道。近溪通过宣说程明道的万体一体之仁而获得声誉。近溪与王心斋、王龙溪的理论差异与其承绪明道之学有关。明道、近溪的一体之仁存在着多方面的异同。从其差异可见宋、明思想变异之一斑。     

论唐代“三教合流”趋势的形成

印度佛教引入中土后,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经过了一段不适应的时期,到唐代已经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形成互相融合的趋向。这种融合首先以佛学的中国化为契机,如天台宗“一念三千”就与儒家心性之学有某种暗合,唯识宗学理上虽仍与中国哲学格格不入,但亦显示出对皇权的依赖和臣服,华严宗则大量引用老庄而“以老解佛”,同时又对双方都有所改写和调和。禅宗是对佛教作中国化改造最彻底的案例,其顿悟说既融合了道家和玄学的成分,也具有儒家心性论的背景,成为后来宋明理学和心学的重要思想来源。对这些中国式佛学,儒家的回应既有批判,也有吸收,由此而提出儒家“道统说”(韩愈),并试图以心性之学来统一儒佛两教(李翱)。道家则以《道体论》为代表,借助于郭象的“无心论”而将佛理佛法大量融入道家经典,使道家哲学在思辨层次上提高了一个档次。这些都为后来宋明理学吸收三教而成一统准备了充足的理论前提。     

周易外传镜诠·贲

<正> ①:贲bì彼伪切。■“离”下“艮”上,夫之《周易内传》曰:“贲之为卦,一阳■立,即间以一阴,至于五而又改其常度。一阴而间以一阳,妻斐以成贝锦,人为之巧毕尽;阴阳之变,至此极矣。是不是与于天地之大文,而徒为饰也。阳为性为德,阴为情为养。以阴文阳,则合乎人情而可享;以阳文阴,则虽顺人情以往、而缘饰之以不诡于道 ”。此明“贲”之饰与礼之文有异。礼之文,天道自然之秩序也;“贲”之饰,乃人为     

从传统儒学的心性论到现代新儒学的道德形上学

<正> 1958年元旦,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张君劢联名发表题为《中国文化与世界》的宣言,称:“中国学术文化当以心性之学为其本原”。“此心性之学,正为中国学术思想之核心,亦是中国思想之中所以有天人合德之说之真正理由所在”,“乃通于人之生活之内人之与外及人之与天之枢纽所在,亦即贯通社会伦理方法,内心修养,宗教精神,及形上学等而一之者”。(参见牟宗三等:《中国文化与世界》,《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展望——当代研究趋向》,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124页)可见,现代新儒学极其重视心性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