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次革命”中的黎元洪

1913年3月,宋教仁案发生。革命党人主张武力讨伐袁世凯,酝酿二次革命。当时在中国能够左右政局的有三大政治军事力量,即北京的袁世凯集团、武昌的黎元洪集团和据有华东、华南的国民党势力。此时,作为第三势力的黎元洪,其地位举足轻重：从政治上看,黎元洪是副总统,在中间派中很有人望;从军事上看,黎元洪占据湖北,处于北洋军南下之必经之路,如黎元洪支持国民党,则袁世凯颇为棘手,而黎元洪倒向袁世凯,则国民党必败无疑。在这个政治三角角逐中,黎元洪成为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均极力争取的对象。黎元洪权衡利弊,决定倒向袁世凯。在二次革命中,他以湖北不靖为由,电请北洋军再次入鄂,震慑南方革命党人,黎元洪充当了北洋军阀镇压这次革命的得力帮凶,可以说二次革命就是袁黎两人共同镇压的。     

宋教仁与民初法治

<正> 民国初年,革命党人反对独裁,提倡法治,追求制定一部正式的民主的宪法,宋教仁就是一个主要的代表人物。他在武昌起义后,就着手规划民国的政治体制,为湖北军政府制订了《鄂州约法》。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又出任法制局局长。宋教仁的政治理想,就是要制定一部采用责任内阁制的良好宪法,确立议会民主政治,实现法治。他强调说:“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 尽管宋教仁在为实现法治而努力奋斗,然而,他不懂如何发展维护法治的社会政治力量,因而采取了一系列华而不实的策略步骤,结果,他的努力并无实效,民初的法治,被袁世凯轻而易举地摧残了。宋教仁本人,也被袁世凯政府收买的暴徒所暗杀,而凶手和幕后唆使人也在袁世凯的包庇之下,未能受到民国法律的制裁。革命党人在民初关于法治的种种言论、规划、期望,只是画饼充饥而己。     

当代社会变革与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刍议

社会变革是社会自身发展完善的本质要求。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众传媒的急剧变革,对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了适应环境和时代的变化,现代社会变革呼唤着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有效治理。跳出时下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研究的微观情结,从社会经济、政治体制、政治文化、传媒等宏观方面探讨社会变革中我国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治理机制,有利于推进我国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进程,以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     

袁世凯与民初政治述略

探研民初政治,袁世凯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历史人物,他对共和的认知和态度,直接影响到其治国理念和治国模式.袁世凯因共和认知十分肤浅,所以对政党政治漠不关心;因缺乏民主意识,所以对国会意见并不尊重;因过分信奉权力,所以一步一步脱离共和的羁绊,不断集权,乃至帝制自为;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完全否定袁世凯的一生,其之所以如此,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袁世凯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施政讲究实际效果;其次,他关注的不是制度本身的优劣,而是制度能否在民初行得通.     

论唐绍仪在创建民国中的作用

本文分析了清末旧官僚、袁世凯的政治心腹唐绍仪在辛亥革命民主潮流的荡涤下转变为民主共和的追随者和支持者、并与袁世凯决裂的过程,肯定了他在辛亥南北和谈、促成共和、创建民国中的积极作用,也指出了他拥袁的调和立场给辛亥革命造成的消极影响。认为唐绍仪在这时期政治上的成败得失与辛亥革命历史、民国命运息息相关,通过对他的研究可帮助我们更好地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了解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清末新政时期袁世凯势力的扩张

清末新政时期袁世凯势力的扩张周建林袁世凯是清末崛起的一股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的代表,他所创建和控制的北洋军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历史进程。众所周知,袁世凯是靠小站练兵起家,又靠出卖维新派和帝党及镇压义和团运动发迹的,而他名声显赫,并能左右朝政,则...     

陈宦与张作霖的政治抱负与谋略之比较——论护国后陈宦未能像张作霖那样割据称王的原因

陈宦未能像张作霖那样割据称王的原因和两人的政治抱负与政治策略有关.首先,陈宦入川之后,忠于袁世凯.拼命打压四川地方势力,为北京统一四川卖力,导致四川各股政治势力均对陈宦恨之入骨,这就为陈宦被驱出四川埋下伏笔;其次,陈宦对冯国璋、黎元洪效忠,得罪了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段祺瑞,这是当他被驱逐时得不到北京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张作霖早就有称王东北的野心与准备:他拼命扩充实力,笼络奉天各种政治精英,排挤张锡銮,驱逐段芝贵,在袁世凯倒台前后傍上段祺瑞,使他在和冯德麟争夺奉天的过程中得到段祺瑞的有力支持.     

陈宧与张作霖的政治抱负与谋略之比较——论护国后陈宧未能像张作霖那样割据称王的原因

陈宧未能像张作霖那样割据称王的原因和两人的政治抱负与政治策略有关。首先,陈宧入川之后,忠于袁世凯,拼命打压四川地方势力,为北京统一四川卖力,导致四川各股政治势力均对陈宧恨之入骨,这就为陈宧被驱出四川埋下伏笔;其次,陈宧对冯国璋、黎元洪效忠,得罪了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段祺瑞,这是当他被驱逐时得不到北京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张作霖早就有称王东北的野心与准备:他拼命扩充实力,笼络奉天各种政治精英,排挤张锡銮,驱逐段芝贵,在袁世凯倒台前后傍上段祺瑞,使他在和冯德麟争夺奉天的过程中得到段祺瑞的有力支持。     

法与政治位阶之辩——袁世凯与宋教仁法政观之比较

民国初年是中国现代化的肇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思想在这里对抗和交融.袁世凯和宋教仁的思想代表了民初政治中两种扞格不入的法政观.二人思想冲突的根本在于二人对东西方政治传统认同迥异,尽管都以建设共和为目标,袁世凯坚持中国传统延续,宋教仁则受西方思想影响极深.二者在共和观念来源这个基本问题上就产生了分歧,以至于在法律与道德、法律与政治的关系认知上分道扬镳.袁世凯以道德为目标,法律为工具,政治在法律之上;而宋教仁认为政从法出,法的位阶高于政治.     

当代社会变革与中国政治社会化互动分析

社会变革是社会自身发展完善的本质要求。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方式、传媒的急剧变革,对中国政治社会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反过来,政治社会化对政治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对民众政治素质和政治能力的提升以及对民众政治认同的催生,又有力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变革。     

袁世凯称帝的心理悲剧

1916年袁世凯制造的"洪宪帝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幕丑剧,也是袁世凯政治生涯中的最大败笔。袁世凯称帝是一系列因素相互作用、共同酝酿所造成的,观察其帝制自为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袁世凯称帝跟列强的怂恿,个人的迷信思想、权利欲望,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不可断割的联系。这些因素对袁世凯的心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终促使他丢掉"共和"的面具,无所顾忌的恢复帝制,造成了近代中国改良主义的失败。     

袁世凯幕府与清末立宪

在清末立宪活动中,幕府人员帮助袁世凯完成了对立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参与的转变。同时,幕府人员积极参加清末的宪政改革,在中央编制了新官制方案、在东三省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天津试行了地方自治、在直隶进行了司法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利于中国政治的近代化,同时也有利于袁世凯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     

辛亥革命80周年全国青年学术讨论会综述

<正> 由湖南省政协、湖南师范大学和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等11个单位联合主办的“辛亥革命80周年全国青年学术讨论会”于1991年10月9日至13日在长沙举行。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的90余位青年学者及几位特邀的来自国内外的专家、教授出席了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80余篇,专著、资料等20余部。现将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关于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有人认为,不能单纯以政治革命和政权归属为标准,而应从广泛的社会变革来考察。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革命政权也被袁世凯窃取;但     

春秋战国时代政治的变化

<正> 春秋战国时代,无论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思想等各方面都显示着深刻的变化。在经济方面的变化,主要是农村公社土地的由定期分配到永久占有和作为农村公社的井田制的逐渐破坏,土地国有制的逐渐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在政治方面的变化,主要是世族世官制的逐渐废坏,郡县制的成立和官僚机构的形成;在法制方面的变化,主要是法律制度的由不成文法变为成文法的新刑法的建立;在文化思想方面的变化,主要是在这一社会变革中所出现的代表各阶层利益的百家争鸣的新局面。而促成这一变化的     

宋教仁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

宋教仁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之一。与孙中山、黄兴相比较,他不同于“实行家”和武装起义领导者黄兴,是积极的革命宣传家和政治活动家;他也有异于革命“三民主义”的缔创者孙中山,是当时有名的“二民主义者”。当袁世凯窃取政权,孙、黄下野以后,他企图通过和平的议会斗争来拯救和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结果失败了。本文拟对他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作些粗浅的介绍和探讨,这对于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和认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资产阶级的特性,也许是有益的。     

社会变革中我国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治理机制

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众传媒的急剧变革,对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了适应环境和时代的变化,现代社会变革呼唤着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有效治理。应从营造良性的宏观环境和建构高效的具体治理模式出发,构建良性的社会变革中的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治理机制,以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     

袁世凯与周学熙关系考因

袁世凯与周学熙关系一度十分密切 ,相互信赖 ,探析其原因主要从两个方面 :一是客观原因 ,传统的世交和姻亲关系 ;二是主观原因 ,两人的思想相通 ,经济利益相关 ,以及周学熙的个人素质 ,袁世凯的知人善用。正是这些原因构成两人紧密关系的基础 ,成就了袁世凯———周学熙集团的形成发展。     

儒学研究的可喜收获——《孔子·孔子弟子》读后

高专诚同志所著《孔子·孔子弟子》一书,是儒学研究的新成就。它的特色,余浅见所及,主要有以下几点。1、把思想冲突放到了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中分析其原因与意义。儒学繁衍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代。但孔子一生,博学笃行而无所成。他的弟子冉求在鲁国从政不久而战功显赫,政绩出色,不是因为他推行了孔子的主张,而是因为他执行了季氏的政治意图。作者认为冉求在鲁国实行     

西哲与汉儒的完美统一--严复性格与命运的再考察

严复对中国富强的追求,使得他反对中国传统中阻碍中国进步的东西。他对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认识和理解,使他理解了中国之所以落后英国之所以先进的宿命的命运,在于两国对现实完全不同的体察。所以,为了追求富强梦想,他反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反复无常,即起码的“政治道德”。而他分析这些所谓的“儒者”反复的原因在于缺乏作人的宗旨,只不过是为了追求官位。他为了自己的宗旨,决不与袁世凯合作,为其复辟帝制制造舆论。他对袁世凯的感情是复杂的,他既为他的“训练新军”成就而自豪,又为他的复辟帝制的愚蠢行为而叹息。     

何时我们能挺起脊梁做人？——一九八四，莫理循中国西南行（之二）

莫理循（1862—1920），是清末民初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位著名的澳大利亚人。他于1894年来到中国，1897年担任《泰晤士报》常驻北京记者，1912年受聘为民国政府总统袁世凯的政治顾问，直至去世。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参与者，他曾较深地介入了中国的政治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