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新媒体时代的公共利益与公民权利——基于宪法学和创新社会管理机制的思考

微博新媒体时代,不仅出现了言论自由、信息自由、公民参与新的情况,而且也提出了国家依法管理社会、维护公共利益的新要求。既要保障宪法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公民言论自由、信息自由、批评与建议权等权利的原则,也要提高国家维护信息安全流通、保障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和国家安全的职责。尤其要适应微博发展带来的信息流通安全的客观情况,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微博带来的社会管理新问题,适应保障信息安全流通的新情况,畅通、利用微博新媒体表达民意的新渠道,创新网络信息流通与信息管理的新方法。     

我国公民个人网络信息保护的困境与出路——兼评《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是宪法所保护的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当下个人信息安全之保护却面临诸多困境，主要体现在我国相关立法位阶较低而且呈现出“重刑轻民”、“重公轻私”的特点。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并且也做出了针对性的回应。但是，要从根本上保护我国公民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宜建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建立健全民事救济机制，并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     

试论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的现状与对策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信息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如何保障网络信息安全,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针对当前我国网络信息安全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应从三个方面着手,即大力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健全网络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立法。     

大数据时代国家信息主权的确立及其立法建议

国家主权包含国家信息主权,国家信息主权是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必然延伸。网络空间被视为一个"新疆域",但是网络空间中的信息规制并不应当是"法外之地"。网络主权原则是我国维护国家主权利益、参与网络国际治理与合作所坚持的重要原则之一。网络事件造成的不安全因素严重侵害了国家信息主权安全和政权运行,大数据时代网络信息的传播给传统国家主权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每个国家在其信息领域的主权利益都应当受到保护,信息领域内不应当有双重标准。国家应当排除外来信息干涉,独立自主地行使本国信息主权。     

论“网络社会”中个人隐私权保护

"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一样,其成员同样具有个人隐私信息数据受到保护的权利。当前在"网络社会"中同样存在着一些对个人隐私信息数据的非法收集、利用和泄露,对被侵害人造成损失的违法犯罪行为,但由于与现实社会存在一定差别,使得存在于"网络社会"中的这种侵犯个人隐私权行为具有隐蔽性强、形式多样、侵权主体难以确定等特征。现阶段国内外对于"网络社会"中个人隐私保护主要集中在法律维护层面,但个人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网络加密技术的升级和国际社会间的合作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隐私信息安全风险与防范内涵

针对网络发展中的个人隐私权风险,研究网络信息安全问题。结合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讨论实现信息安全保护,并提出实现个人隐私权信息保护的具体措施和方法。     

网络政治参与视角下的政治稳定研究

当前,网络以其传播速度的快捷性、传递内容的庞杂性以及参与的便捷性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载体。网络参与所蕴含的强大聚合功能为各种政治、社会力量在网络上集聚、组织和动员提供了便利,因而网络政治参与带来的网络风险与政治稳定息息相关,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政治发展过程中政治主体需要控制适度的社会动员,逐步推进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治理网络风险需要从单一国家政府层面走向国家与社会和公民个人的合作共治,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实现治理资源、技术和机制的有效整合。     

网络社会中个人信息的保护——构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规范意蕴

网络社会语境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呈现出膨胀和多元的态势,“偷拍”“偷录”等能够被评价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是“违反国家规定”的另外一种表达,旨在突出规定的相关性和广泛性,但是并不降低国家规定的主体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的定位.个人信息是指与个人有关的信息,不要求可识别性.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不是对立关系,个人隐私在内容上是个人信息的一部分.个人信息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个人生物信息和个人社会信息、个体信息和涉众信息、动态信息(行为信息)和静态信息、识别信息和非识别信息.对个人信息进行多种分类,可以为以后新类型信息识别打开通道.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公民”是一个泛称概念,包括所有自然人,也包括死者.     

“个人”概念的演进及其时代精神——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个人”再到“公民社会人”

马克思对"抽象的人"的批判始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完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是"现实的个人"从孕育到诞生、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现实的个人"是在现实的生活资料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社会关系中获得具体规定的。可以从自然性与社会性、感性与理性、利益和需要、生活资料生产和人自身生产等四个统一中把握"现实的个人"的基本特质。作为一个哲学范畴,"现实的个人"具有抽象性。"人民"是"现实的个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逻辑延伸,在现实生活中有抽象化的倾向。"公民社会人"是"现实的个人"在当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复归"和具体表现形态,是时代精神的彰显。重塑"公民社会人"和构建公民社会是时代的要求。     

关于保障中国信息安全问题的战略思考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利用信息安全成为人们当今考虑的安全重心。维护信息安全 ,建立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成为 2 1世纪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由此 ,中国也亟需制定一个保障信息安全的国家战略 :首先必须明确信息安全的概念和内涵 ,强调信息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战略地位 ;其次要认清信息安全的现状 ,界定对信息安全造成威胁的主要来源 ;最后针对我国信息安全存在的隐患及信息安全保障建设的弱点 ,从管理制度、法律政策、技术开发、社会力量及安全教育出发构建起全方位的综合防范体系 ,从而有效地保障国家信息系统安全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演进逻辑与生成机理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中国社会对网络集合行为或网络集体行动的一种本土化用语。受"压力维稳"思维的影响,网络群体性事件常被"污名化"为破坏社会稳定的非法事件。网络群体性事件是阶层分化与利益失衡、利益诉求梗阻、网络表达渲染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始于公民基于利益诉求或情绪宣泄的网络表达,随着网络公共话题的聚合和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分化,网络群体性事件由网上走向网下,促使现实关联行动的达成。公民以网络表达为主要形式的参与行为有力地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但也有可能由于失范而导致社会混乱。为了消减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负面效应,有必要吸收协商民主的理论精要,创新治理模式,具体路径包括风险消减中的利益表达与吸纳、舆情监测中的网络回应与疏导。     

风险文化研究与国家信息安全--中国社会双重转型下的传媒文化责任

20世纪后半期以来,人类开始步入信息化时代,知识的增长和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特别是网络与卫星通讯技术的普遍使用,推动了社会结构变迁、经济利益重组和权力格局的演变过程,使得心理意义上的社会不安全和各种损失的不确定性日益突出。随着对世界认识的加深,人们对现代各种制度控制确保社会安全的能力产生了怀疑,人们的风险意识在增加,对风险社会的研究也在深入,从而形成了一种风险文化现象。风险文化的核心内容是风险社会研究。处于社会双重转型期的中国,因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变迁与体制转型,使当代中国进入了高风险社会。就地缘政治而言,包括国家信息传播在内的信息文化安全问题也日益凸现在国人面前,成为风险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安全隐患。大众传媒在确保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信息文化安全方面,应该从更广泛的社会视野和更深层的内在文化理性去观察与思考,以营造有利于当代中国人的心理潜质和价值判断的舆论环境,推动中国公民政治文化认同和行为取向的最终实现。     

论电子商务与信息安全

本文探讨电子商务对企业管理实践与信息安全理论的影响,分析电子商务对哪些管理上的学科需要变革,以及需要变革的主要方面;同时提出"电子商务与信息"思维上新的概念,由于现在Intermet网络上信息交流的安全问题已涉及企业和国家机密,也影响到电子商务工作的正常运转,所以要通过信息安全分析电子商务对企业管理的作用,确立网上身份证信息,保证电子商务安全与良好运行,从而建设性地提出了发展我国电子商务的建议.     

流氓软件问题的法律规制

规制流氓软件应该在确保网络用户合法权益得以保护与软件行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以技术中立原则为指导。在民事立法上确立网络用户隐私权、个人信息财产权、私有虚拟空间财产权和信息自由制度;在程序法上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行政法上制定反流氓软件的专门法律和个人信息安全法;并通过修改刑法使得除关系到国家、国防和尖端科技安全之外的其他计算机系统也能够确保安全。     

论环境权的证伪与证实

厘清现行环境利益的分配格局,通过新的环境文化的培植和权利、义务的设计来实现对弱势群体的人性关怀。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环境权本身就是国家和公民进行环境利益分享的法律分配方式。环境权可以定义为公民享有环境利益公平分配的权利,分为公民全体环境权和公民个人环境权。公民全体环境权以国家公平分配环境权的义务相对应,而公民个人环境权与其他公民的尊重义务相对应。     

公民参与；幸福表达的权利之维

我国是坚持人民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公民和主权所有者的二元身份,人民既是政策执行的客体,又是政策制定的主体,保证人民参与事关自身利益的政策制定和公共资源的分配过程,实现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国家主人的权力。人民的参与权与幸福感的认知是呈现正相关的关系,为了保障这一权力的实现和权利的表达需要政府担负起更多责任,在开放对社会行为的容忍度的同时抓紧制度建设和整改,在教育的源头加强公民的参与意愿与能力,保障与鼓舞公民参与。     

“云计算”时代的法律意义及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对策研究

“云计算”时代的到来,进一步降低了人类利用网络信息资源的成本,提高了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赋予了人类更广泛的信息自由,进一步提高了电子政府治理绩效,深刻改变了人类的民商事活动,也对人类现有的信息安全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战。黑客侵犯网络用户隐私,病毒破坏网络信息资源,加上“云计算”自身存在技术缺陷,使得网络信息安全面临着种种潜在威胁。构建“云计算”时代的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应积极借鉴国外经验,尽快制定出台《信息安全法》,立法应体现出一致性原则;应建立起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互动机制,不断完善信息安全标准立法。     

战略互信的内涵与意义

国家间的信任问题作为学科热点问题研究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当前,诸多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习惯于将国家间的互信称之为战略互信,而且将建立信任措施、信任机制等问题的研究提升到维护国际安全与地区稳定的战略高度。当前的国际社会无法诠释和约束不可预测的极端行为,这就需要一种筹划和指导国家间或国家和国际组织间为维护总体利益和安全而建立相应的信任机制,即战略互信。     

论居民身份证功能的扩展与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2011年新《居民身份证法》规定了采集指纹信息,将生物特征信息应用于身份证制度。居民身份证功能扩展与公民隐私权保护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采用了多项新技术,证件安全防伪性能有很大提高,使公民个人隐私得到更多保护。同时,公民将自己的身份信息提供给了国家,也就丧失了这部分隐私,隐私权的内容和行使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和制约。借鉴美国社会安全码和香港智能身份证制度的经验,中国应尽快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及其配套法规,建立统一的公民身份信息保护机构,在行政指导下规范使用身份证信息的行业自律,根据不同的泄露渠道确定相应法律责任,发挥身份证信息保护中公民行使权利的作用,健全法律监管,斩断身份证信息泄露的利益链条。     

邓小平国家利益思想探讨

邓小平同志时刻关注着国家利益,并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制定我国的国际战略。国家利益原则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 (一) 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重大意义。 1.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家利益是国家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等的总称,其核心是主权问题。主权是国家的根本属性和国家独立的基本标志,一个国家没有主权也就谈不上维护国家利益的问题。在人类社会还按一定区域划分为一个个不同国家的情况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