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建国初期内蒙古自然灾害的救助工作

建国初期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灾害频仍、灾情严重,给人民生活、生产造成众多损失。党和人民政府带领各族人民群众克服一切困难,在给予灾区群众大力救济的同时积极开展了生产自救、以工代赈、节约渡荒、群众互助等多方面的救灾救助工作,帮助灾区群众渡过灾荒,恢复生产。     

中国社会救助活动的近代转型

在中国封建时代,由于社会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以及庞大的农村人口的存在,社会救助主要体现为与人们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灾荒救助与贫困扶助。在救灾与济贫这两大任务之中,前者被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对灾害的防备,以及灾后的救助工作,始终是历代封建王朝社会救助活动的基本内容。而各种救助活动得以开展,除了封建国家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外,民间社会与政府共同参与是其主要特征。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社会开始步入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等均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传统的社会救助活动,因应时代的发展,在其形式、内容、行为观念等方面,也呈现出新的特征与状态。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直接促成了中国社会救助活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唐代刺史与灾荒

唐代刺史是抵御灾荒的主体,灾害发生后,刺史需及时上报朝廷并积极御灾。但由于当时救灾思想、救灾手段的落后及救灾程序的限制,唐代刺史并无及时处置灾情的权力,因而救灾效果也不理想。     

传统社会贫困人口家庭救助惯习的成因及当下走向

在中国传统社会,家庭担负着重要的救助责任。家庭救助的领域有:养老救助、教育救助、医疗救助、就业救助和灾荒救助等。在传统社会,贫困人口家庭救助惯习的成因有三:内在制度在伦理上强化了家庭成员间的互助共济功能;缺少外在制度对贫困人口的社会救助;民间慈善组织是一种较强的选择性救助。当前,由于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家庭价值观的变迁,致使家庭的救助作用在不断衰减。同时,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各种风险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和危害性,单靠家庭无力应对诸多风险。因此,国家、社会及个人均不可高估家庭的救助功能,反而应加强国家的社会救助能力建设;社会组织发挥积极的救助功能;国家可对家庭采取激励措施,以动员家庭积极参与对贫困家庭成员的救助。     

民国前期湖南灾荒社会原因研究

1912～1927年湖南灾荒频仍,究其社会原因,政治腐败、局势动荡、军事不断、土匪猖獗破坏了防灾赈灾机制;财政拮据、金融混乱、经济凋蔽,人们穷困削弱了御灾救灾能力;生产落后、科技停滞、人多地少、盲目垦殖加大了灾荒发生概率。     

传教士与中国社会救助事业的近代化

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通过创办慈善救助事业以实现其传教之目的。传教士在华创办的医疗、慈幼、灾荒赈济等慈善救助事业广泛地践行了西方社会先进的施救理念与模式,为中国社会救助实践树立了新的榜样。在中西救助实践的比照下,中国社会救助事业逐渐开启了学习西方,扬弃传统的近代化之路。     

抚按与明代灾荒救济

抚按是明中后期灾荒救济的核心力量,他们奏报灾伤,请蠲请赈;踏勘灾伤,核实灾情;受命赈灾,主持赈务;监督赈济,澄清吏治。二者职任有交叉也有分工,巡按侧重勘灾和救灾监察,巡抚侧重报灾和领导赈灾,共同推动了灾荒救济的进行,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因执行救灾程序的机械化及抚按自身的贪腐和不为,也严重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     

1940年代“中原大灾荒”中的民变研究

20世纪40年代中原地区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灾荒,这场大灾荒引发了河南各处民变的发生,有的地方甚至衍化为武装暴动。灾荒引发的饥馑是各处民变的直接诱因,另一方面政府救助的迟缓乏力、军政当局的腐败不堪等,对民变的发生起着重要的助推作用。民变也是民众与政府及社会关系危机的折射,是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民变背后所揭橥的社会问题不容小觑。     

试论抗日战争对西北地区灾荒之影响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北地区遭受了严重的灾荒,农业生产几近破产.除了自然环境的恶劣,战争是灾荒频发的"罪魁祸首":巨大的战争消耗,使得农业生产缺乏必要的劳动力和资金投入;军队、战争难民的涌入,企业、机关、学校内迁,导致西北地区粮食供应缺乏;滥垦滥伐,严重地破坏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加重了西北地区的灾荒.国民政府疲于应付战争,对经济和水利投入不足,又直接影响西北救灾的效果.     

我国古代对冲自然灾害风险的"荒政"探析

荒政作为中国古代应对自然灾害的政府行为,包涵着丰富的原始风险意识.而从认识灾害的规律、以平籴法应对灾荒,到设常平仓自觉地转移、分摊灾荒风险,再到仓储的多元化、养恤的互保化和救灾的预案化,中国古代荒政逐渐成熟的过程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应对自然灾害的风险管理的大致轮廓.     

论南宋城市的官方救助体制

南宋时期,随着市民贫困化现象的不断加剧,城市社会救助问题进一步引起官方的重视,其救助类型有面向贫民和穷民的预防性救助、面向灾荒民众的补救性救助、面向特定群体的补偿性救助,救助机构有综合性和专门性之分,救助形式和方法有无偿、有偿、放免、收养、资助等。与传统荒政的既有模式相比,南宋城市的官方救助具有对象的广泛性、内容的多样性、行为的规范性等特点,但就其体制而言是不成熟的,存在着诸多不足和局限。     

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救灾思想与实践——以华洋义赈会为例

华洋义赈会作为近代中国一个有国际影响的救灾组织,为西方救灾思想东传提供了平台.置身于其中的传教士以自身的实践感受到中国灾荒频发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缺乏积极的预防措施.为此,他们不停地宣传防灾重于救灾的思想,在参与制定华洋义赈会救灾政策时,将信用合作及筑坝、修路等预防性措施作为治本之策,并付之于实践之中,为华洋义赈会的发展和民国乡村社会建设做出了宝贵贡献.     

低保救助实践中的负激励效应研究

大量有劳动能力者进入低保以后,原有的以老弱病残者为主体的社会救助理论已难以满足低保救助对理论指导的需要,因此,必须以全新的视角考察低保救助对低保对象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对昆明低保的研究表明,低保救助在一定程度上对低保对象产生了负激励效应;这种负激励效应主要受低保对象的性别、职业、对申请低保的资格条件与申请难易程度的认知的影响,同时与低保对象对就业环境的认知以及是否存在补偿心理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     

就业激励和援助:贫困救助制度演进和优化的基本取向

就业援助和激励是政府对弱势群体就业实行专项援助和激发鼓励的社会政策或制度安排.促进有劳动能力的穷人就业历来是贫困救助的基本方案;引入和推进工作福利制是当代贫困救助制度体系改革的重点.在我国现行的贫困救助制度体系中,因就业激励和援助制度缺失,有劳动能力者依靠生活救助的现象突出.面向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群建立就业援助制度,建立生存保障与就业激励有效衔接机制,为其劳动就业给予必要的手段、机会和能力性援助,应是我国贫困救助制度优化的基本取向.     

论政府在灾荒救济中的作用——以武汉1931年水灾为个案的考察

在1931年江淮流域大水灾中,武汉三镇是受灾最重的城市。水灾发生后,政府认识到了这次水灾的重要性,并进行了较为积极有效的救灾行动,同时设立救济水灾委员会,作为代表政府的最高赈济机构。通过考察救济水灾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可以看出,南京政府是这次水灾救济的主导者,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中央政府在社会救济中应有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局限性及职能缺失。社会力量则弥补了政府实际行政能力的不足和在救灾体制方面的缺失,充当了国家救济替补者的角色,形成与政府广泛的合作与互补。而灾荒反过来又促进了政府和社会的成长,促进了国家防灾救灾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我省民政事业建设成效显著

我省民政事业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切实履行“上为政府分优,下为百姓解愁”的职责,为全省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 救灾救济工作成绩斐然。八年累计投入救灾救济资金3.87亿元,救助受灾群众698万人(次),初步建立了社会救助体系,维护和促进了全省的改革、稳定、发展。     

民国时期河南灾荒的义赈救济探析

民国时期河南灾荒频发,义赈活动快速发展,规模逐渐扩大,社会影响巨大。民国时期河南义赈主要表现为个体名人善士、区域性群众性团体和国内外慈善团体灾后积极参与救灾。相比较而言,在各种救灾团体中,华洋义赈会是各种义赈组织中规模最大、组织最严密的一个义赈组织,其施赈范围和力度在当时都是空前的。民国时期河南义赈无论从其救灾思想还是从其具体的救灾措施来看,在当时都是十分先进、实用的,但也有其局限性。     

浅论中国古代天变成灾的社会因素

中国古代的灾荒爆发之频度与烈度为当时世界所罕见 ,除却中国特殊的自然因素外 ,政治思想、专制苛政、救灾政策、生产方式、民变战乱、备灾救灾过程不得其人以及贪污腐败等社会因素甚为关键 ,成为中国古代天变成灾的主要原因 ,使得天灾这一自然现象演变为社会历史现象而与中国古代社会相伴始终。     

《周礼》备荒救灾思想浅论

《周礼》中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备荒、抗灾、救灾思想,其主要措施有储粮备荒、禳天弭灾、节财省用、减赋免役、调粟赈民等。救荒赈灾的费用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同时,积极鼓励邻里互助,共度灾荒。     

天灾与人祸——从诗歌看清代的自然灾害及其救济

有清一代自然灾害频发,水、旱、蝗、疫等各种灾害持续不断,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清政府为了维持政权的稳定,对灾荒高度重视,在平时就建立各种仓储,积极备荒;当灾情发生时迅捷地救灾、赈灾。为此,清政府制定了一套严密的防灾、报灾、救灾的政策与法令,形成了一套高度成熟的保障机制。清代中前期由于国力昌盛,封建国家救灾主体的功能凸显,能够帮助灾民有效地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清代后期随着国力的衰败,封建国家的主体作用也日益下降,以士绅阶层为主体的民间救济活动日益活跃。清诗对此作了丰富多样的书写,涉及了水、旱、蝗灾等各种自然灾害,反映了灾荒下人民的苦难生活。由于吏治的腐败,一些荒政有所废弛,清政府对灾民的救济收效甚微,有时反而加剧了灾民的苦难。许多诗歌都揭露了这种天灾下的人祸因素,反映了贫富之间的巨大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