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台湾女性主义作家李昂

李昂的作品是台湾女性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她文笔犀利,目光敏锐,理性训练充分,行文切中社会热点问题。作为女性,她坚持不懈地致力于自身性别的反思、自省和潜力的挖掘;作为作家,她积极参与人类精神事业的探索,关注文明变迁中人的存在境况。李昂的女性写作始终存在一种理性的自觉,相比之下,其他作家的女性主义创作总让人感到她们的抒写与她们的人生是同构的,她们笔下的人物与她们本人有着不期然的同样的命运。李昂对女性问题的描写与前辈女作家的差异还表现在,她除了关切女性在整个社会制度中婚姻爱情方面的遭遇外,更注重揭示女性隐秘的内心世界,特别是女性对“性”的认知、压抑、沉沦与抗争。因此,李昂也成为极富争议的女作家。     

困惑与寻求:知识女性的精神探索──兼谈女性文学女性意识的历史发展轨迹

在中国文坛上，曾涌现出一大批以切身体会来描写女性经验的女作家，她们以女性特有的心理感受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创作了一部部别开生面的作品。现当代人物画廊中，更摇曳着活跃异常、多姿多彩、血肉丰满的女性形象。当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男性作家塑造的。而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的创作有着明显的区别。前者往往把对女性的描写作为对整个现实世界反映的一个方面，通过这一内容，力求更全面、深入地表现客观现实的真实面貌；后者则不同，她们在其中倾注了几乎全部的热忱和心血，把它视为世界的重心、现实的中心来描写和表现，倾诉了他们对人生…     

"杀夫"叙事中的罪与罚——论《杀夫》等五部小说

李昂等女作家不约而同地创作出了五部"杀夫"题材的小说,揭示了中国传统的性别文化对女性身体和精神的禁锢与扼杀,在家庭中男性的复杂、病态心理给女性带来的伤害.女作家们通过不同的叙述方式,表达了她们对同一现象不同的思考,体现出不同的价值立场,亦可从中窥见社会变革中家庭婚姻两性关系所呈现的张力和女性生存的处境.     

台湾的“劳伦斯”——李昂创作谈

台湾女作家辈出,并在文坛占有半边天的地位,其中李昂更为引人注目。她从性的角度切入生活。通过对性问题的大胆诘问,探索女性命运、探索人生、探索社会。她选择了一条坎坷之路,她不羁与无忌,她以辉煌的创作实绩,显示了一位女性作家的理性追求和思想的厚重。     

论李昂的政治小说

李昂的政治小说书写了政治对身体的控制,以身体的在世状态解构了抽象高蹈的政治话语,呈现了人对世界的真实感受.小说揭示了政治的男权性质,指出不同政治阵营的政治行为皆有男权特征.小说表现了女性身体与抽象政治集团间的复杂关系,其主动挑战男权政治话语的姿态对大陆女性小说创作有启发意义,其强烈的公众关怀、尖锐的社会批判性亦值得借鉴.     

两种穿越的讲法：跨次元现实与新媒介时代的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是文艺风格的总结，当创作手法和受众感知达成一致时，它表达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和追求，一旦经验和感受更替，现实主义也面临变革。网络小说中常见穿越元素，类似题材并非网络原创，但传统文学尽力弥合虚构穿越与现实的边界，网络小说却将穿越用作常规设定。两种故事的不同讲法，不只是文学自身的转变，还来源于虚拟劳动通过媒介经验构造的因人而异的现实。技术主导下的媒介表征系统融合，让艺术的现实拓展了经验的现实。传统现实主义预设现实与虚构的边界，而新媒介时代，在虚构与现实间的无边界跨越成为人的无意识生存状况。现实主义表现出现实与虚构、经验与情感不分彼此的新变化。     

隐形书写与女性创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林白、陈染、徐坤、海男等为代表的女性主义作家异军突起.她们一方面着力于女性自身经验的开掘,带有自传意义的女性书写构成了对传统规范文化的有力冲击和颠覆.另一方面,女性写作挣脱了主流话语强大的吸咐力,进行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书写,体现现实和历史中女性被湮没已久的真实生存状态浮出历史地表.她们关注自身成长经验和性别体验,以女性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和表述功能尝试对世界的深度开掘,在创作上进行有力度的女性隐形书写.     

理想与诗情——九十年代女作家创作反思

九十年代一批年轻的女作家在社会历史转型时期的创作所呈现出的新特征：在文化观念上自觉地与男权文化中心话语疏离，坚持以女性话语方式抒写对女性命运的终极关怀，认识到今天男女平等的真正意义在于文化观念上的彻底平等；在现代意识观照下以清醒的理性态度解读生活的意义，探索生命的本质、揭示当代知识女性的生存困境，更加注重主体生命体验，从社会层面与哲学本体层面上指向了女性精神解放的实质意义，充分显示出九十年代年轻女作家自足的女性主体精神；另外青年女作家们对待性爱问题的情感取向，表现了女性心理深度，以女性话语方式传达出女性已开始走向性觉醒，标志着性爱观的进步。女作家以自己的创作参预着社会文化的建构，在对现实的关注中也守望着理想与诗情。她们期待两性在文化观念上的真正平等，这是人类彻底的精神解放与人性自由的前提，意味着一场深刻的文化观念的革命正在悄悄地运行     

女性焦虑与丑怪身体: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亚文化群体

一 引论:张爱玲小说与女性亚文化群体 阅读张爱玲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作家如何能够忠于她的生活、历史、文化现实以及她自身的性别特质。在这方面,张爱玲很少加以伪装或反串。此种忠于自身(女性)经验的书写模式,让张爱玲得以忠于自己的性别/经验而写作。不论是在女性压抑、焦虑或内囿问题上,我们都可以在张爱玲小说中挖掘到各种有关女性的沉默、匮乏、分裂、甚至疯狂的意涵和潜在文本。 大体上,张爱玲书写女性人物的成功之处,乃在于她写出了女性角色的内囿特质,以及她们在性别政治中所面临的复杂状况;并在这基础上揭示出这些女性人物的矛盾、压抑和自我冲突的深层面貌。事实上,在小说创作以外,她在影评中也曾经论及女性这方面的复杂心理和现实问题。例如她在《借银灯》中评电影“桃李争春”和“梅娘曲”时,便指出影片的浅薄在于:“全然     

走出女性困境的精神旅行——阿特伍德的《浮现》研究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加拿大著名的女作家。她的小说创作各个阶段都不同程度地倾注着她对女性生存现实的思考和关怀。小说《浮现》充分表现了阿特伍德对女性人物生存状态的忧虑与思考,以及对女性觉醒、抗争、自我重建的心路历程的关注。女主人公返回大自然,试图逃离父权的控制,寻找在现代文明中迷失的自我,这一过程充分展现了女主人公独立自主的意识,在潜意识中探索女性精神世界的路迹。     

论宋代文言小说中女性形象演变的文学史意义

从北宋到南宋文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在身份、性格、行为模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是因为两宋小说作者在创作中采取了不同的视角，在女性形象中寄托了不同的人生理想，从而赋予女性不同的心理和行动。这种差异并非孤立，它不但使两宋妇女形象有不同的美学意义，而且与宋代小说的总体演变相一致，是整个小说史变迁的重要表现之一。     

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的历史浮沉与演变趋势

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是现代中国女性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浮沉轨迹和艺术演变趋势与女性诗词创作主体的女性意识嬗变密切相关。具体而言,在转折期(1912—1936),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现代中国女性诗词创作主体的女性意识由传统的闺阁意识向现代女性意识转变,尤其是现代女性视角的向外观照与向内审视的结合,表现了现代旧体诗词中女性意识的深化。在中兴期(1937—1949),由于抗战现实政治时势的影响,女性诗词创作主体向外进一步拓展宏大叙事与抒情,向内进一步审视母女关系和女性身体,思想与艺术趋于成熟。及至分流期(1949-1976),大陆与海外华裔女性旧体诗词创作中出现了现代女性意识的异化与认同,形成了二水分流的女性诗词艺术景观。在1977年以来的复兴期,由于中国内地旧体诗词创作中现代女性意识的全面复苏,尤其是新世纪进入网络文学时代以来,当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在语言、意象、题材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生命悲剧的现代寓言──论李昂的“寓言小说”

也许是由于《杀夫柳《暗夜》强烈的轰动效应造成了非理性的集体无意识，致使李昂有一组较优秀的“寓言小说”迄今仍未引起读者和评论界应有的重视（起码大陆来见一篇阐释文字），这样强烈的反差，使我油然产生一种探索的冲动。李昂这组“寓言小说”包括冰仙花症》、《移情》、《三寸灵魂》、《渡》、《三心二意的入伍篇，收集在短篇小说集《一封未寄的情书》辑二中、李昂自云她写《杀夫》和《暗夜》“是使自己朝向一个‘伟大’的作家的道路来努力”①。这组寓言小说可以说是李昂朝向一个“伟大’作家目标迈进的理性自觉。如果说《杀夫》和《…     

陈秀喜与杜潘芳格的台湾女性诗歌书写路向

在台湾文坛,有着"文化母亲"之称的陈秀喜与杜潘芳格,作为"跨越语言的一代"女诗人,是以女性诗歌书写开创了通往生命梦想和诗歌世界的道路。这种创作路向,或透过女性的日常生活经验言说,表现女性独特的生命意识;或在家庭场景中审视婚姻真相,揭示父权制枷锁的束缚,彰显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或透过女性之眼中的社会历史影像,关注现实变动,忧患岛屿命运,传达出人间关怀和社会意识。在女性书写的语言策略和审美方式上,则是透过女性诗心的审美路径,将女性生命体验与大自然的花草植物相融合,表达自己对于台湾乡土和岛屿人生的感情认知。当然,两位女诗人的人生成长和性格取向的差异,特别是杜潘芳格的客家背景与宗教信仰,又让她们的创作同中有异,诗歌风格各有侧重。     

神秘与现实之间──论贾平凹的小说创作

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审美契合点在神秘与现实之间。纵览贾平凹的小说作品，虽呈驳杂斑斓之状，但只要认真梳理、辨析就不难发现，贾平凹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寻找自己美的归宿；另一方面在“神秘生活”中去营造自己的小说世界；并且在神秘与现实的流注贯通中，去构筑自己小说艺术的殿堂。贾平凹在谈自己的创作体会时曾说：“我放弃了玩什么新花样，只是真实地去写，尽力使故事弄得简单，不求圆滑。”①我们认为，这是贾平凹于忡国作家》1腑7年第4期发表的《瘪家沟》以前的创作写照。此前他的小说创作，无论是以《贾平凹小说新作集》为代表的1…     

叙事的摇摆：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李子俊女人形象分析

丁玲的思想和创作“向左转”后，她曾有的女性话语立场并未被革命话语立场所遮断，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仍有延续，从叙事学角度分析，这时的女性话语已不同于“莎菲时期”的女性话语，它以潜在的、变形的方式存在；丁玲塑造李子俊女人形象的过程就是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摇摆的过程，两种话语交错出现使得李子俊女人形象更真实传神；丁玲此时的女性话语立场虽较“莎菲时期”逊色，却仍显其连续性。     

从革命女性到女性革命——丁玲创作对女性解放的探求

丁玲带着她的梦珂、莎菲们登上文坛,但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还没有为这些“ 革命女性”准备现实的土壤。1929年,长篇小说《韦护》标志着丁玲创作从“革命女性”向 “女性革命”的转变。在这里,为了肯定革命的必要性,丁玲不惜用大量笔墨礼赞爱情。但 丁玲毕竟是忠实于自我的作家,到延安后,1942年3月8日前写下的《“三八节”有感》标志 着丁玲对女性解放的探寻已经超越了革命的现实功利层面,又回到人性解放的大主题上来。 在经历了不同阶段的探索之后,丁玲的女性观注入了更为丰富的时代内涵,她的创作向往 在“人”的意义上建构真实的女性主体。     

“文化大革命”时期小说的创作队伍

“文革”时期小说的创作队伍有三类：一是在“文革”前已创作出有影响作品而又被允许继续创作的，二是在“文革”前有习作练习或发表的；三是从未写过作品的。这样的创作队伍构成，反映了当时对“十七年”文艺的否定和现实政治的需要。与此相关，“处女作现象”和新时期一些有成就的作家在“文革”中开始起步，成为值得注意的问题。     

悄悄的行动──8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小说的性爱意识

这里所说的女性小说指的是由女作家创作．真实地表达女性经验，带有明显的女性话语特征的小说本文。和80年代中期以前一样，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女性小说中性爱内容仍然占据着最主要的地位，女性意识其它方面的内容往往是通过性爱这个棱镜折射出来的。8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对女性文学创作表现出了更大的宽容度，心态亦趋成熟。在这样的大背景已女性小说的性受意识也发生了重要乃至革命性的变化。女作家们不再象80年代前期那样项影自怜、叫屈和愤激，而是从性爱的各个方面对男性中心观念进行颠覆。从创作主体方面来看，一批在80年代中期以前成…     

新世纪女性乡土叙事潮流的崛起及其意义

女性乡土叙事是新世纪头十年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一股崭新的创作潮流。其表现形态、文化意蕴,与以往的女性文学,或以男作家为创作主体的"乡土文学",都有很大差异。一方面,它将性别意识带入一向由男性垄断的乡土叙事领域,呈现被遮蔽、被修改的女性乡土经验,提示乡土经验的复数形态;另一方面,它又将乡土/底层经验带入女性文学中,提示女性经验的复数形态。女性乡土叙事潮流的崛起标志着女性写作的转型,但转型不等于放弃性别立场,而是超越性别书写性别,将性别视阈引向广阔的乡村生活领域,在性别与乡土的互动中构筑了乡土叙事的别样空间。这对于新世纪女性文学和乡土文学的未来走向都具有前瞻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