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词话追溯源流的传播功能

追根溯源,寻其出处,是宋代词话传播词人词作以及词学观念的基本功能之一。宋代词话在传播词人词作的过程中,对词的源头、词派、具体词人词作继承中创新等众多问题追溯源流,沿波讨源。而追溯源流的过程,也往往是确定作品价值的过程,同时也是在诗与词、词与词之间进行比较式传播的过程。     

从词选、词话看柳永词在宋代的传播

通过对宋代词选、词话著录柳永词情况的考察,可以见出,柳永词在士人文化圈中通过一般词选、词话传播的整体状况较为落寞,但在歌妓、平民文化圈中通过通俗词籍--唱本的传播及口头的传播则异常火爆.这种二水分流、泾渭分明的状况鲜明而生动地表明了宋代柳永词传播过程中雅、俗两种审美趣尚的分野.     

古代词话作者的自我传播意识——中国古代诗词传播现象研究

词话作者在词话中大量记述自己的作品,这一文学现象包含着古代文人学者朴素的传播意识.为了更好地传播自己的作品,词话作者运用的传播方法、技巧主要有两个,一是利用"晕轮效应"原理,或把自己的作品与名家作品相比较,或追作、补作名人作品并把它们附在名人作品之后;一是通过记录逸闻轶事和谶诗等加强其故事性、传奇性和神秘感.与词集等传播媒介相比,词话在传播己作方面具有其特点和优势,因而成为词话作者传播己作的理想选择之一.     

清代对宋代柳永词评之研究

柳永是宋代的词名家,宋人对其词评价偏于“鄙俚”一面,清人则对其词评价客观公正.从清代词话引用宋代词话这一角度分析,得出清人与宋人在柳词审美上的变化,总结出清代对柳永词评价的特点.     

演为说唱,继往开来——明成化刊包公故事说唱词话八种述评

明成化刊包公故事说唱词话八种如从分析文学作品的常规角度——诸如情节结构、人物刻划,语言技巧等标准去衡量,每一种都显得十分粗糙、简单、幼稚、原始。尤其在文辞方面,更是文理不通、错别字百出。当然,产生上述种种现象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民间艺人大多文化水平不高,不论对编写说唱词话的作者或说唱词话的表演者来讲,都是纯粹为了谋生觅食,没有可能象骚人雅士那样去字斟句琢地反复修改自己的作品;二是这些说唱词话其     

古意传久远,动静两相宜——唐宋诗词传播模式研究

唐宋诗词作为承前启后的传世之作,其传播是极具典型性的。作品依托帝王、名士、歌者这几个关键的传播介质,在不同场合和渠道进行着动态的组织、互动与传播,并以题壁、题红、题扇等方式实施着静态的转换、保存与传播。在大量的诗话、词话、笔记和作品等史料的基础上,对不同传播环境和传播介质的特点与效果进行对比,着重分析唐宋诗词的动态创作活动及其由动转静的过程,并试图从通过传播模式的研究,探求其传播规律和方法。     

宋词的书册传播

图书是宋词传播的重要媒介,对宋词的即时传播特别是流传后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别集、选本和词话是传播宋词的主要图书媒介。它们的传播方式不同,传播功能和传播效果也不同。别集传播宋词的数量最多,选本保存宋词精品及作者人数最多,词话则宣传宋词最力。     

宋代笔记与诗词关系探论

宋代文学的翘楚是文言散文,笔记又属散文中的大宗.梳理宋人笔记与其诗词作品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客观全面把握宋人诗文创作、理论批评的特点,避免因局限于一类一体的考察,而忽视对作家的整体性观照.爬梳大量现存宋代笔记和代表性文士的诗词创作情况,探析诗话与词话生成演进的文学史历程,剖判诗词与笔记文类交涉的概貌,可以发现,笔记是诗词作品文本的渊薮,能够据此校勘异文,勾稽本事,作为文献之宝库;更进一步,笔记也与诗词批评专著的生成交涉甚深,诗话、词话的成立,实源于笔记的孳乳,是笔记诞育了这一从著述体式到内容题材都极富中国文学批评特色的典型形式;另外,"以笔记为诗""诗化笔记",彰显出二者文体互渗的审美取径.     

宋代笔记与诗词关系探论

宋代文学的翘楚是文言散文,笔记又属散文中的大宗.梳理宋人笔记与其诗词作品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客观全面把握宋人诗文创作、理论批评的特点,避免因局限于一类一体的考察,而忽视对作家的整体性观照.爬梳大量现存宋代笔记和代表性文士的诗词创作情况,探析诗话与词话生成演进的文学史历程,剖判诗词与笔记文类交涉的概貌,可以发现,笔记是诗词作品文本的渊薮,能够据此校勘异文,勾稽本事,作为文献之宝库;更进一步,笔记也与诗词批评专著的生成交涉甚深,诗话、词话的成立,实源于笔记的孳乳,是笔记诞育了这一从著述体式到内容题材都极富中国文学批评特色的典型形式;另外,"以笔记为诗""诗化笔记",彰显出二者文体互渗的审美取径.     

宋代笔记与诗词关系探论

宋代文学的翘楚是文言散文,笔记又属散文中的大宗.梳理宋人笔记与其诗词作品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客观全面把握宋人诗文创作、理论批评的特点,避免因局限于一类一体的考察,而忽视对作家的整体性观照.爬梳大量现存宋代笔记和代表性文士的诗词创作情况,探析诗话与词话生成演进的文学史历程,剖判诗词与笔记文类交涉的概貌,可以发现,笔记是诗词作品文本的渊薮,能够据此校勘异文,勾稽本事,作为文献之宝库;更进一步,笔记也与诗词批评专著的生成交涉甚深,诗话、词话的成立,实源于笔记的孳乳,是笔记诞育了这一从著述体式到内容题材都极富中国文学批评特色的典型形式;另外,"以笔记为诗""诗化笔记",彰显出二者文体互渗的审美取径.     

黄庭坚诗歌在宋代的传播与刊刻

黄庭坚诗文在宋代的传播与刊刻是有关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对解释黄庭坚在宋代的巨大影响和后来江西诗派的确立极为重要。黄庭坚投师于苏轼之前，在诗坛上已颇有声名。成为苏门弟子后，更加速了黄诗的传播过程。南宋以后，黄庭坚诗文集的编纂与注释基本完成，各种刻本流行开来。在黄庭坚文集的编纂、刊刻过程中，家族、姻亲等起了关键作用。     

论城市生活状态下的宋代文学传播途径

宋代文学传播在城市生活状态下,呈现出了新的传播途径,表现为轰动效应、品牌效应、旅游广告效应、宫廷文学消费以及城市谋生等息息相关的城市化特征。这些不同于题壁传播、纸媒传播的文学传播新特点,是文学传播近世化的开始。研究这些传播途径,可以更深入认识影响宋代文学的生成发展机制,解读宋代一些特殊文学样式。     

词学史上经典化王安石词的历程

王安石词作不多,却常录于古代词话、古今词选本,这是经典化其词的重要演进过程.论者多肯定他转变词风、开拓词境等意义,在词学史上占据席位,这是经典又罕见的例子.文章增补宋清两代其他词话的词论,如王灼《碧鸡漫志》、张炎《词源》、丁绍仪《听秋声词话》等论述,完备古代词论中的王安石词.从近人词选本、赏析、创作等角度,着重考察王安石词重要性塑造的经典举措,分析近代词论家多元化审视王安石词,从而确立其经典词文学的地位.     

《能改斋漫录》诗论初探

《能改斋漫录》是南宋人笔记（属词话范畴）中较为重要的一种，上下两卷，内容丰富，涉及沿袭、乐府、议论等14个方面。研究中从与诗歌创作有关的诗人修养、诗歌语言的继承与创新、诗歌语言的运用三个视角出发给出《能改斋漫录》在宋代诗论中的文化定位。     

《金瓶梅词话》与徽州饮食文化考

《金瓶梅词话》中的饮食文化地域特色显著,从饮食习俗到食物产地再到餐具炊具,无一不显现着徽州文化的特色。饮食习俗如安席、吃看桌席、平头桌席等,食物如枇杷、春不老、香榧、羊角、白鸡头、乌菱、莲蓬子、荸荠等,餐具炊具如八仙桌、顿罐、铫子、螺甸大果盒等,不但极显地域属性,而且也真实地反映了徽州与众不同的饮食文化。《金瓶梅词话》主人公西门庆吃的是徽州的土特产品,摆的是有着徽州特色的酒席,用的是徽州产的餐具炊具。因此,从饮食文化去考虑,《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必是从徽州地域里走出来的徽州人。     

胡仔与严羽诗学观之比较——以《苕溪渔隐丛话》与《沧浪诗话》为视角

《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三大诗话总集之一,《沧浪诗话》是宋代三大诗话别集之一。胡、严二人都对宋代诗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深刻反思。他们的诗学观既有相合处:如推崇诗骚、汉魏、晋、盛唐,追求诗歌的整体美与含蓄美,注重创新等;也有差异处:对宋诗的批评态度不同,二人提出的师法对象有别,以体派论诗的精深度有别等。他们促进了宋代诗学批评理论体系自身的建构。     

宋代寺院题诗的存佚与变迁——以《全宋诗》的辑录现象为例

宋代题寺诗通过寺院的公共传播后,有些作品很快流布众口,甚至成为一时经典;少数作品还会被镌刻入石,以诗碑形式延伸传播;有些经过往读者抄录而得以在地志笔记中留存,成为后人辑录的依据;而多数作品则因涂削坍毁或风雨侵蚀而消亡散佚。不同际遇构成题寺诗存佚与变迁的多重因素,对《全宋诗》的整理与辑录产生直接影响,漏收、重收、误收及版本差异等各种现象同时存在,对这类作品进行补录、甄辨乃至纠正是更好的保存文学遗产的有益之举。     

被忽略的存在——《历代词人考略》引用《人间词话》情况概说

<人间词话>问世后的一二十年内,况周颐著的<历代词人考略>是极少数对它进行大量引用的著作之一.研究<历代词人考略>引用<人间词话>的情况,有助于探究<人间词话>早期的传播、接受、批评情况,特别是况周颐对它以及王国维词学的评论.     

宋代歌妓略论

宋代歌妓根据其妓籍和服务对象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官妓、家妓和市井妓三大类。她们对当时社会的宴乐风俗、士人生活、文学创作特别是音乐文艺的传播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从宋代的正史、笔记、诗词与小说中大致勾勒出宋代歌妓的本来面貌,对其组织制度、活动情况作一个全面而真实的考察,以期给人们提供一个正确评价宋代歌妓的历史平台。     

《幽怪诗谭·小引》解读

袁宏道《与董思白》信,传递了《金瓶梅》抄本问世的第一个信息.《金瓶梅》的问世,震撼了晚明文坛.相继有王世贞、屠本竣、谢肇制、薛冈、冯梦龙、沈德符等著名文人作家评论传播《金瓶梅》,抄本在北京、麻城、诸城、金坛、苏州等地传抄.《与董思白》写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至今已411周年.晚明与《金瓶梅》有关文献,称此巨著为《金瓶梅》、《金瓶梅传》,无有称《金瓶梅词话》者,欣欣子序称"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因此,有学者猜测原抄本曰《金瓶梅》,"词话"二字是书商刊印时加上去的.《幽怪诗谭·小引》称《金瓶梅词话》,在至今所见文献中,这是最早传递词话本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