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反贪污贿赂刑事政策思考

反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是国家为预防、控制和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所采取的策略和措施.刑事政策的不同选择,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具有不同的导向,并直接影响着预防和惩罚贪污贿赂犯罪的效果.<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现阶段国际反腐领域最重要的国际法文件,它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反腐理念和机制,改变了人们对传统贪污贿赂犯罪控制模式的认知,其意义不仅为完善我国反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提供参考,更为我国反贪污贿赂犯罪刑事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契机.     

贪污贿赂知情不报行为的犯罪化

在近代责任自负的法律理念影响下,我国抛弃了对知情不报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传统。现有的反贪污贿赂机制的缺陷使反贪污贿赂工作耗费巨大却收效甚微。在借鉴古代及域外对知情不报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前提下,提出对国家工作人员知晓他人贪污贿赂行为而不报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职务犯罪立法,进而为惩治贪污受贿犯罪有所裨益。     

公职人员财产信托制度的建构——贪污贿赂犯罪预防、惩治机制的新进路

现有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存在着重刑罚轻预防、重刑法而轻其他治理手段的不足，而公职人员财产信托制度则兼具预防和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功能。私法语境下的信托法具有权利分割和财产独立的基本理念，其为反贪污贿赂制度的建构奠定了基本逻辑范式。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公职人员财产信托制度，需要在明确国家监察委员会监管主体的基础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协调与党规党纪、部门规章和刑法等规范之间的衔接关系，形成层次分明、分工协作、预防优先的贪污贿赂犯罪刑事政策体系。     

论职务犯罪特殊侦查措施适用制度的构建

当前,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检察机关适用职务犯罪特殊侦查措施存在着法律依据缺乏、技术装备缺少和理论支撑缺失等一系列的问题。对此分析职务犯罪特殊侦查措施的表现形式、特点及当前我国相关的立法现状,阐述构建职务犯罪特殊侦查措施的必要性,研拟出职务犯罪特殊侦查措施适用的制度的构建,在立法上必须制定《反贪污贿赂法》。在原则上,必须坚持合法性、必要性、比例性、令状原则。在内容上,必须规定适用的主体和对象、启动办法、监督和救济令法。     

日本特别法中的贿赂罪规定及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刑法关于贿赂罪的规定虽已缜密,仍不能涵盖全部。为弥补刑法关于贿赂罪之不足,日本在很多特别法中设置了有关反贪污贿赂犯罪的条款,来具体对本领域内贿赂犯罪的构成及惩治做出规定,这些特别法从时间上可以追溯到二战之前,从内容上涉及行政法、经济法,甚至体育法。这些规定在预防和惩治不同领域内的贿赂犯罪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我国立法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刑事一体化视野中的反腐立法

刑事一体化旨在解决立法之间的前后矛盾,理顺立法之间的逻辑关系,消除立法之间的非契合性给司法实践造成的障碍,最终提高治理犯罪的效率以及提升预防犯罪的社会效果。在刑事一体化思想指导下,针对我国反腐立法的散乱、滞后、衔接不畅的问题,我们必须构建统一的反腐立法体系,制定统一的反贪污贿赂法,以实现反腐目的。     

唐朝反贿赂法律制度的成就与缺陷综析

唐朝反贿赂法律体现了唐初统治者的廉政思想。为了有效惩防贿赂行为,《唐律》对贿赂犯罪情节与刑事责任的规定力求详备。但是,唐朝反贿赂法律制度也存在一些严重的缺陷,这样的法律制度不可能根除贿赂,只能将贿赂犯罪控制在皇帝可容忍的限度内。依靠这样的法律制度进行反贿赂斗争,决定了唐朝反贿赂实践成败参半的命运。     

治理商业贿赂的思路和对策分析

商业贿赂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治理商业贿赂存在着思路的局限,此局限性主要体现为过分依赖刑法来治理商业贿赂行为,没有实现部门法规制和刑法规制的有机结合和配合,导致各部门法在治理商业贿赂方面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因此,应在充分发挥刑法中的自首和立功制度的作用的前提下,同时应该合理划分部门法规制和刑法规制的范围,完善其他部门法的相关制度,以此来实现部门法和刑法在规制商业贿赂行为方面的有效衔接.     

论俄罗斯政党制度的演变

本文力求在俄罗斯政治转轨的整体进程中审视俄罗斯政党制度的演变。俄罗斯政党制度的演变同俄罗斯政治转轨中其他重要制度的变化互为因果 ,互相影响。全文从理论的高度概括了俄罗斯政党制度演变的几点规律。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的真正分立促成了多党制的雏形。 1 993年宪法通过以后 ,立法机构开始以议会党团为运作方式。俄罗斯政党制度的规范化有赖于《俄罗斯政党法》的制定与实施     

外国和中国香港反贪污贿赂的特殊证据规则

外国和中国香港反贪污贿赂通常适用三个特殊证据规则 :一是证据排除规则 ,主要有坦白保护规则和习惯排除规则两个方面 ,前者包括坦白免予起诉规则、坦白不得采证规则两项内容 ,后者包括合理排除规则、公务行为除外规则和完全排除规则三项内容。二是证据推定规则 ,其适用的前提是必须已证明一方行贿或受贿 ,并允许被告人反证 ,同时对案件性质、范围以及贿赂数额又有一定的限制。三是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包括证明的主体、对象、要求和效力 4个方面     

列宁论反腐败的法律对策

十月革命后,针对苏俄党内和国家机关中出现的诸如铺张浪费、贪污受贿、追求特权等严重的腐败现象,为确保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永久性地位,防止国家公职人员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列宁在对腐败现象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基础上,首次阐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应以法律为武器同腐败现象进行斗争,并提出了一系列反腐败的法律对策。加强立法,为反对和治理腐败提供法律武器;加强法制教育,培育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观念,根除腐败现象的思想基础;严格执法,依法对腐败分子实行严惩,以儆效尤;完善法律监督机制,从制度上堵塞腐败现象赖以滋生和蔓延的漏洞。     

贪污受贿罪死刑不应废除的法理学、政治学和心理学分析

2010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关于取消贪污受贿罪死刑的提议引发了社会大范围的争论,体现了社会各界对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关注。文章回顾了犯罪学史上各个学派对死刑存废的争论和限制或废除死刑的相关国际条约,从贪污受贿罪与一般经济犯罪＂四要件＂的区别、贪污受贿罪侵犯的法益、死刑的功能等法理学角度和现代民主政治宪政的要求、权责相一致的要求等政治学角度论证了贪污受贿罪死刑存在的正当性,基于心理学的期望理论和成本—收益分析论证了贪污受贿罪死刑存在的有效性和必要性,进而反对贪污受贿罪死刑的废除。现阶段我国贪污受贿罪死刑中存在的问题是不严格执行死刑带来的犯罪行为与惩罚之间必定性的缺失,应提高死刑判决标准并严格执行死刑判决。     

新中国建立以来反腐败斗争方式的演变及其趋势

借助内容分析法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官方权威史记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客观、系统的定量统计数据,理清新中国建立以来反腐败斗争方式的演变及发展趋势。从整体演变的角度看,从重在打击转向更加注重预防、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由相对分离到有机结合、运动反腐方式的式微和专项治理的兴起,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反腐败的重大方式转变和主要实践经验。从微观演变的角度看,则表现为打击性治腐趋于严厉和规范,更加注重他律性途径,党风治腐的方式成为主要引导。未来我国反腐败斗争的方式将呈现打击力度明显加大、预防功能明显加强、借助党风建设以治理腐败的方式进一步突出、政令治腐纳入党纪或列入法条范畴等特点。     

反腐败风险的集成管理：内涵、特征与着力点

反腐败风险过高，不仅直接增大了反腐败的成本，而且加大了各种贪腐行为的保险系数，降低了官员的腐败代价，已成为制约我国反腐倡廉工作向纵深发展的“瓶颈”因素。文章提出了对反腐败风险进行集成管理的思路，并对反腐败风险集成管理的内涵、特征及其着力点进行了探讨，以期对我国反腐败风险管理制度体系的健全和完善有所裨益。     

浅谈预防商业贿赂体系建设的研究

商业贿赂导致的市场腐败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成为严重破坏经济秩序、腐蚀干部队伍、侵蚀党的肌体的一个症结所在。本文分析了商业贿赂产生的原因,并给出了预防商业贿赂的对策。     

中国足球领域腐败与反腐败的标本意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政府高度重视反腐败,但我国的反腐败形势却持续严峻。足球领域的腐败和反腐败,是我国总体腐败和反腐败的一个缩影。文章以我国足球领域的腐败和反腐败为案例,通过分析足球领域的腐败并对比2002年反黑行动和2009年反腐风暴的过程及结果,从腐败后果的再认识、反腐的政治决心、反腐策略和反腐措施四个方面探讨这个问题对我国整体反腐工作的标本性意义。     

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嬗变与政策重构

财物贿选,宗族势力影响,黑恶势力滋长,“半拉子”民主选举渗杂农村民主选举过程,致使农村民主选举制度嬗变,给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基层反腐倡廉工作、和谐农村建设以及当地健康乡风民风的形成带来极大危害。提出重构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政策,针对农村基层不同的具体情况,建立行之有效的“新生代”村干部选拔机制,从大中专学生、乡村经济精英、下派干部、技术骨干中选拔村干部,从源头上预防村干部腐败,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论反腐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制度反腐败是中国共产党依靠制度建设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的一项重要举措,它的提出对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具有重要意义。制度反腐败要结合中国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的战略背景,遵循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把握反腐败的核心要素,通过建立制度反腐败的创新体系进行全方位治理。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90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始终把反腐倡廉工作摆在自身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首位,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辉煌的反腐倡廉建设历史,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目前,党已取得了较为突出的反腐倡廉建设成就,但党内外的腐败问题仍未彻底解决,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在继承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要继续强化宣传教育、创新行政体制、扩大社会监督,加大打击力度,提高人民群众反腐败的信心和勇气。同时还要继续开展国际合作,积极借鉴国际反腐倡廉的经验,为提升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实效奠定坚实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