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人的“房子”:艾丽丝·默多克的小说创作理念与实践

艾丽丝·默多克的两个核心概念是"好的艺术"和"自由人",她认为优秀的小说如同一栋房子,能让小说中的人物自由地生活于其中,"好的艺术"在于能把艺术形式与千奇百怪、偶然不定的现实结合在一起。《网下》、《黑王子》、《书与友谊》分别代表着默多克早、中、晚三个时期的创作特点,其中的人物关系也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过程。艾丽丝·默多克通过编织复杂的人物关系使得小说中人物的自由生活成为可能。     

在臆想中挣扎的灵魂——默多克《大海啊，大海》中意象的象征意蕴

赫沃德·摩斯(Howard·Moss)这样说过,“生活中所有的自然奇迹———星辰、海洋、岩石、季节的轮回更替等,都是默多克笔下被善驱使而相互关爱,或被恶驱使而相互折磨的人物们追求真实却难以到达真实的种种暗示。作品中真实自然的景物在理性与感性、人性与自然、神圣与亵渎的相互     

“至德之世”:庄子整体视域下的理想社会建构

"至德之世"是庄子基于"道"的整体性视角建构的理想社会,建构的原因是现实社会"道"的缺失。人们对仁义道德、技术知识的过度推崇和依赖,导致了道"德"的衰变和社会的混乱。为使道"德"能复其初,社会整体能归于素朴和谐,庄子提出了丧我以明的齐物论、虚静待物的心斋论和离形去知的坐忘论三条解决路径。其目标是实现整个社会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最终接近于"道"的社会理想。     

照亮与对话——现象学视野中的“文之为德也大矣”

"文之为德也大矣"引发了众多学者的不同解读,可谓"尺水兴波",余韵无穷。从新文化运动直至当下,基于不同历史语境及话语模式,许多学术解读尽管与原初之意存在差异,但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接近《文心雕龙》中刘勰的原意,笔者借用童庆炳先生的"照亮"说,在现象学视野下,将"文之为德也大矣"与黑格尔"美是理念的显现"进行异时空的照亮与解读,厘清"文"与"道",并由"文"鉴"道",索"道"观"文",在本质直观和主客交融的层面上,鉴照洞明,使"文之为德也大矣"历经无限衍义后归于作者初衷。     

"接近性"理论与教学规律

把教育心理学中关于“接近性”的理论、方法运用教学 ,可以发现教学中的“接近性” ,包括内隐性接近和外显性接近两个层次的内容。内隐性接近 ,是指教学内容包含或隐蕴的语义信息与学生的心理、认知、情感等方面的重合、近似或接近。从而引起相应的共鸣和美感。外显性接近 ,是指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通过一定的外显行为 ,如言语符号系统、动觉符号系统、时空组合方式等 ,有机地配合内隐性接近 ,以达到与学生的认知、心理、情感需要的近似或接近     

试析悲剧的核心要素

在悲剧研究中,学者经常为一部作品是否是悲剧争论不休,究其原因主要是对悲剧的核心要素把握不到位。对悲剧核心要素的研究应坚持客观、主观相结合。(1)从客观方面看,悲剧主人公由于遭受了"不该"遭受的苦难必然走向"毁灭",并且面对"不该"遭受的苦难,悲剧主人公必然要予以"反抗";(2)从主观方面看,接受者在观剧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恐惧"、"怜悯"等主观体验;(3)从主观和客观二者关系方面看,作品在被接收过程中必然要显现出它的悲剧价值,这种价值集中体现为接受者观剧后身心得到了"卡塔西斯"。     

论陶渊明“雅”“俗”并容的审美人生境界

"雅"和"俗",这一对看似矛盾的审美特质却在东晋诗人陶渊明身上得到了最和谐的统一。他儒道调和的价值取向,安贫乐道的生活方式,吟诗、品酒、弹琴、读书的生活艺术,以及关注田园,追求冲和自然的诗文创作风格,无不在质朴中透显高雅,在超远中浸润平俗,形成了他别具一格的"雅","俗"并容的审美人生境界。     

“一国两制”中“一国”的历史源流初探

在"一国两制"的指引下,香港顺利回归并保持持续繁荣稳定,但也产生了种种困扰"一国两制"的问题,反映出把一个"文明中国"的政治内容装在一个"民族国家"的法律容器中所面临的难题,也说明需要进一步加深对"一国两制"的理解。本文试图通过探究"一国两制"中"一国"的历史源流,揭示当年制度设计中关于"一国"的深层次考量,对有关问题提出一些思考。     

说“稱”——上古汉语“稱”的字形和语义演变

本文通过考察商代甲骨文、西周金文和战国出土文献中的"爯"和"偁",认为:两个字形在甲骨文中记录了同一个词,其本义为"以手提鱼",常用义为"在祭祀中举献物品";到了西周金文和战国出土文献中,"爯""偁"的词义进一步引申为"称呼""称赞""衡量""称量货币"等。本文同时参考东周十三部典籍中"稱"(爯、偁)的用例,根据词义发展的规律,大致梳理出三字字形的更替和"稱"(爯、偁)的语义演变脉络。这样的梳理工作,不仅对文献解读有一定的帮助,同时对辞书义项的归纳原则也有一定的启示。     

作为嗣续光大“国民性”与“国性”的文学——梁启超1915年前后文学观的转变

1915年,梁启超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中宣布将报国的方向由政治转向社会,其借改造社会以改良政治的思路与同样以该年为起点的《新青年》同人取得共鸣。但其思想中不断增强的文化民族主义因素使他修正了对"国民性"等问题的负面认识,这与后者单纯的启蒙立场分歧明显。梁氏认识的转变反映在这一年写成的三篇文学短论中。他不再将文学视作改造"国民性"的利器,而是将其作为传承光大"国民性"和"国性"的重要手段。以此他指斥当下有害于国民和"国性"的"新小说",并将文学的发展联系于本国的文化和历史。梁氏此期的认识转变预示着其投身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动向,其与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主流话语的分歧也以此为开端。     

道德审美取向的生活实践转向及其启示——以“最美现象”为例

"最美现象"美在朴实无华的道德关切、美在真挚无悔的无私奉献、美在勇于担当的崇高品格。当今社会出现的"最美"现象,折射出国人道德审美取向的生活实践转向。这种转向所表征的道德文化现象其实是人向自身回归的一种必然现象,是社会常态化道德生活的反映。这种转向的内在机理在于人的理性本质与社会本质与当前社会道德实践的契合。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应坚持立足现实与科学引导相统一、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统一、积极倡导与典型示范相结合以及制度保障等原则。     

儒家“慎独”思想的现代反思

“慎独”作为儒家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德性，一直备受儒家推崇，其最初的含义为“诚意”，指内心的一种精神状态，后理解为个体在独处无人注意时做到思想和言行的谨慎有德，后一种含义多被广泛接受。“慎独”有其一定的境界，即应注重不睹不闻的“隐微”处，“隐”和“微”即为“慎独”的两端。儒家“慎独”作为“入德之方”在个人修身中占据了显著地位，但其最初实为儒家出于为统治阶级服务而推崇的德性，其塑造人民道德高度自律性的性质，是统治阶级管理人民的有效方式。今天我们既要发扬“慎独”注重自身完善的内向思维品质，又应将其从对人的情感压抑中释放出来，伦理存在的价值应建立在真情之上，只有真情投入的道德才会带给人幸福。     

荀子“性恶论”德育价值的反思与建构

“性恶论”是荀子德育思想的哲学基础,具有助于道德个体修身塑德,促进人生环境和谐,引导社会秩序有序建构的现代价值。然而,由于历史上对“性恶论”的德育价值缺乏全面而客观的认知,导致道德价值判断的标准失衡、道德奖惩机制形式化、道德滑坡趋势严峻、道德教育效果不佳,不利于道德教育的实施与深化。因此,当代道德教育应汲取荀子“性恶论’’德育思想精华,以“化性起伪、隆礼重法、涂之人可以为禹”的新路径,在家庭、学校、社会领域深化道德教育,提升个体修养,营造良好的社会精神文化氛围。     

陈亮“治道”思想的两个向度——“君道”与“师道”的内在逻辑

＂君道＂和＂师道＂是陈亮＂治道＂思想两个向度,＂君道＂施的是＂礼乐刑政＂,＂师道＂行的是＂仁义孝悌＂,君主＂经世致用＂之道在于能够＂交修而并用＂＂君道＂与＂师道＂。从＂王霸义利之辨＂的批判来看,＂君道＂与＂师道＂统一的＂治道＂思想之所以能解构朱熹＂三代＂历史的必性命题,在于陈亮清晰分析＂君道＂与＂师道＂存在的内在命理,即＂号令＂与＂教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可归纳为三对共存范畴：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实体规范与道德约制、外在行为与内在修养,这三对辩证统一的范畴有力地佐证君主治理国家过程＂君道＂与＂师道＂的施行统一。     

齐鲁道德文化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构建

在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核心价值体系时,应该以继承我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基础。我们民族传统价值观念的主要文化载体是传统的道德文化,传统道德文化的民间世俗化和学术神圣化使之成为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具影响力、认同度最高,而且最为稳定并具有高度超越性的文化形态。齐鲁道德文化是传统的主流道德文化,其核心部分“五常”,具有与其他民族的价值观念相沟通,并向现代主流价值观念体系发展转化的潜质。     

试论宋初谏诤的修己观——以《太平御览》的“谏诤”门为例

《太平御览》的"人事"部,分设有多达7卷的"谏诤"门,主要摘录先秦至五代典籍中有关"谏诤"的言行。"谏诤"门的设置,可看出宋初统治者对"谏诤"的重视和开国时推崇儒教、施行仁政的统治策略。尽管在宋代后来的政治中,受政治模式衰落的影响,谏诤的政治功能日益衰微,然而"谏诤"事例中体现的修己、内省的思想,能发现宋初文臣对统治者提高个人修养的刻意要求,有一定的道德借鉴意义。     

高加林的“无为”与路遥的“选择”

细读路遥小说《人生》,从主人公高加林的悲剧中,深思其“无为”的行为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源于农村时代政治话语下的隐在的政治性;另一方面源于作家的“选择”,路遥纠结于政治和道德话语的挣扎,呈现出道德性倾向。     

《宠儿》——位黑人妇女眼中的黑奴制度

黑奴制度是美国短暂而繁荣的历史上一块永久的疤痕。它为北美早期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却让无辜的黑人付出了血和泪的代价。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宠儿》让我们重新回顾了那段历史,将黑人、尤其是黑人妇女在黑奴制度下遭受的摧残再次真实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小说启发我们再一次去思考黑奴制度的根源和直至今日的影响,对于研究美国黑奴制度和黑人妇女地位都有着特殊而深远的意义。     

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义和团观——对中国现代化认识的一个侧面

建国后,随着现代化运动在中国的展开,如何认识和评价义和团,仍然是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关注点。围绕着如何看待农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看待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这两个问题,义和团观经历了近代革命的高潮、反帝反封反修的前驱、消除神话的祛魅和九十年代至今的学术认知的深化这样几个阶段的变化。梳理20世纪后半叶义和团观的延伸脉络,可以从一个侧面认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论“三一语言学”的人文主义语言观——兼评王希杰的修辞观

“三一语言学”作为一种语言学体系,包含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这种人文主义精神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关于语言的本质认识,关于语言的功能价值认识,关于修辞理念的认识。“三一语言学”四个世界理论中语言世界和文化世界的关系,言语修辞的社会和道德教化功能,以及所包含的“修辞以立其诚”的精神,等等,都丰富发展了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