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河南地区的水灾

东汉时期,河南水灾严重,在数量上占全国水灾的一半还多。在地域分布上东汉水灾主要集中在豫西,大多是由长时间降水引起的。在时间上东汉河南水灾多发生在雨水集中的夏、秋两季。水灾分布集中的原因,除了气候、地理、农业开发、黄河淤积等因素外,还有一定的政治因素。河南水灾危害严重,不仅冲毁房屋和农田,使河南人口和耕地面积大大减少,还造成一系列政治、社会问题。     

近代安徽水灾之探析

近代安徽水灾频繁发生 ,具有连续发生水灾的次数较多、明显的季节性和很强的地域性、群发性和继起性等特点。水灾的发生有着极其复杂的自然原因和极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并对安徽近代社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1931年江苏水灾及其原因分析

本文介绍了１９３１年江苏水灾的概况，并初步探讨了导致水灾发生的自然、社会等方 面的原因。     

古代湖南旱灾研究(至1644年)

古代湖南旱灾发生的频率呈加快趋势 ,明代以前旱灾危害大于水灾 ,从明代开始水灾的危害开始超过旱灾。旱灾造成农作物减产或绝收 ,引发饥荒、死亡和其它灾害。     

中国传说时代洪水问题新探

将文献资料与近年来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及第 四纪地质研究成果相结合，可以得知：中国古史传说时代发生洪水属历史事实；传说时代我 国在广阔的地域范围内普遍遭遇洪水灾害，各地水灾具体性质存有差异；发生洪水的根本 原因在于自然因素的状况即主要是气候的变化造成的，但早期人为活动对天然植被的破坏 ，很可能是造成某一地域局部范围洪水灾害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代东北地区水灾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水灾是清代东北地区发生最频繁的灾种。清代东北地区水灾流布范围广,给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的破坏。农田被淹,土地荒芜;农作物收成减少,粮食歉收;水利设施遭到破坏,劳动力缺失等,均为清代东北地区水灾对农业生产产生的重大影响。     

唐宋以来海河流域水灾频繁原因分析

以往学术界在探讨海河流域水灾成因时，多强调不利的自然 条件。不利的自然条件固然是水灾发生的重要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唐宋以来 海河流域的气候条件和地理方位并没有显著变化，灾情之所以愈来愈重，主要是由于太行山 区森林破坏引起的水土流失、淀泊淤塞所致，太行山区森林的破坏是酿成水灾的根本原因。     

唐代洛阳的水害

洛阳有伊、洛、、涧、谷等数条河流。唐代东都洛阳水灾频繁发生 ,共 35次之多 ,平均不足 1 0年一次 ,给洛阳城及沿岸造成严重破坏和损失。洛阳水灾发生多为五至八月份。唐代洛阳河流具有明显的季节性 ,雨季流量大 ,便于行舟 ,旱季水少河浅难以行船。针对频发的水灾 ,唐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救助灾民的措施 ,同时还采取了加固堤坝、疏浚河道等防治措施     

近代淮河流域的水旱灾害与社会影响——以苏北为中心(1900—1949)

近代以来(1900—1949)苏北淮河流域内多次遭受洪涝灾害和旱灾的侵袭,水灾发生的频率高且破坏力大。水灾频繁的原因不仅与季风气候、黄河夺淮等自然条件有关,同时也与近代以来人为决堤、治水不力等因素有关,这其中1931年的大水灾影响最为深远。旱灾的发生频率要低于洪涝灾害,且多发生在夏、秋两季节,尤其是1929年旱灾最具代表性。水灾和旱灾给近代苏北淮河流域带了巨大影响,使得流域内的经济失序,生产生活遭受打击,水旱灾害发生的同时也易带来各种次生灾害,同时水旱也破坏了苏北淮河流域内的社会秩序,对社会稳定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     

论清代泰州地区自然灾害

清代泰州地区自然灾害类型多样,以水、旱灾害为主;水、旱灾害连年发生,甚或交替发生;灾害发生总频率高,除水旱灾害外,其他灾害发生频率低;灾害类型在地域上有差异,水灾集中在下河地区。地形、气候、黄河南迁、不合理的人为活动,是清代泰州地区自然灾害发生的主要原因。清代泰州地区自然灾害对百姓生命财产造成损害,引发饥馑和物价上涨。蠲免、赈济、抚恤是清政府对泰州地区自然灾害发生后的主要救灾形式。     

“树”的意象：中国20世纪诗歌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20世纪中国文学中关于“树”的诗歌,其意象绝大部分都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形象的含义,纵观这些诗歌,20世纪“树”的意象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意义的变迁阶段：一二十年代的独异,三四十年代的坚韧,五六十年代的挺立,六七十年代的忍辱,八十年代初期的申诉,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崇高,九十年代以来的世俗。     

论马克思对康德先验时间理论的继承和超越

马克思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实践时间是一种原初的时间,是人与自然界显现的条件,因此,就时间作为经验的显现条件而言,马克思继承了康德的先验时间理论。但马克思的先验时间对康德的先验时间有三重超越。第一,马克思通过社会历史时间和实践时间的内容性,超越了康德先验时间的形式化、量化特征,实现了一种更优先的先验时间建构,并且包含更细致的对人的生存的关怀;第二,马克思通过其社会历史时间和实践时间,克服了主观先验时间带来的物自体概念,超越了主观时间对道德起源与结果解释的缺位,并且为主观时间本身奠基;第三,马克思的先验时间超越了康德先验时间的固化,实现了先验时间的自我建构,克服了固化时间在时间的唯一性和同时性等方面的局限性,扬弃了因果时间造成的显象界的不自由,以社会历史中的实践时间的不断进化超越了康德先验时间的故步自封。     

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历史指证

传统的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历史指认和理论思考在阿尔都塞看来普遍缺乏科学性,其根本原因在于不能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思想进程作出正确的历史界划。通过对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史的重新考证,阿尔都塞首次提出,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程中,存在着一个由“意识形态”阶段向“科学”阶段的转变,此一转变发生于1845年,标示着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循此脉络,他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作出了详细的历史分期。阿尔都塞的观点较为准确地揭示了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历史进程的内在逻辑,为正确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和基本特征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我国的实践和创新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理论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核心把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理论与中国社会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和创新,对推进我国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性伪之分合再论荀子性恶说

荀子对人性的关注,源于其设立的天人分途。他设定在人身上＂性＂＂伪＂二分对立,同时又主张二者相合,这二重关系构成荀子性恶论的核心。由性伪分,突出人的原初之性朴,由性伪合强调人归于礼义之善。性伪之分合,关键在于心的作用。因此,对荀子人性论的理解,不能仅追问＂性＂字的含义,而尤要在性伪二者的动态关系中去理解。所以,荀子的性恶是针对于礼义之善的恶,而并非本性恶。     

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的紧迫性

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使得我国非公有制企业迅猛发展。如果不及时开展和做好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会不断出现盲区产生空白点,就可能出现既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又是党建工作薄弱点的情况。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是适应非公有制企业发展形势、增强党的阶级力量、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迫切需要,也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一个崭新而又紧迫的课题。     

国内卞之琳翻译思想研究述评

卞之琳的翻译思想是对“信、达、雅”“形似、神似”“直译、意译”的继承和扬弃,在过去50余年内一直为国内学者们研究。该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为第一阶段,以“信”“似”“译”翻译三原则研究和卞译莎剧（主要是卞译《哈姆雷特》）研究为特色;20世纪90年代为第二阶段,以拓展第一阶段研究内容为特点;21世纪以来的研究为国内卞氏译论研究的第三阶段,最具新意的是卞之琳中文诗歌的英文自译研究和卞之琳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的关系研究。     

王先谦与毕沅《释名》研究比较

毕沅《释名疏证》和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先后是清人《释名》研究的代表性著作，王先谦《释名疏证补》虽以毕沅《释名疏证》为基础，但二者比较，王先谦在方法、内容上对毕沅都有所突破。方法方面，王氏采用了不同的校勘方法，注疏的重点也不相同。内容方面，王氏既能补充及完善，又能怀疑并刊正《释名疏证》。     

论儿童教育的人文化

因为儿童精神及其文化的人文性特质,儿童教育的人文化不仅是一种现实的文化需求,更是儿童教育的永恒命题。儿童教育的人文化表现为儿童教育的人文性精神和人文性精神的儿童教育两个方面。儿童教育的人文性精神体现为对于儿童作为人的精神世界的观照与尊重,而人文性精神的儿童教育则是以培育、释放儿童的人文性精神为宗旨,并有形式上的学科教育和实质上的教育过程两个层次。儿童教育的人文化在其根本上实现于教育活动的过程中。     

论我国不可量物侵害救济制度之完善

我国可以规制不可量物侵害救济的现行法律仅有《物权法》第90条、《民法通则》中侵权行为条文和《环境保护法》中不可量物环境污染条文,但这些规定并不能为不可量物侵害中的受害人提供合理而及时的救济。我国应从不可量物侵害的概念、不可量物侵害的构成要件、不可量物侵害的类型及不可量物侵害的救济方式等方面完善现行的不可量物侵害救济制度,以利于不可量物侵害纠纷案件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