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研究—--基于长阳“撒叶儿嗬”保护的分析

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撒叶儿嗬”的抢救与保护取得了重要成果。一向重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与开发的长阳县在政府支持、法律保障、群众基础以及各种切实有效的措施和方略等方面均给予“撒叶儿嗬”保护以高度的重视和深切的关怀,成功申报了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并且充分利用自身文化资源服务于民族社会的发展。长阳以“撤叶儿嗬...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研究

历史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由传承人传承的。但随着遗产濒危程度的加剧和各国政府的出手相救,除传承主体之外,又出现了一个由政府、学界、商界以及新闻媒体等共同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从表面看,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均基于遗产保护而生,但实际上两者功能完全不同。传承主体负责传承,保护主体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推动、弘扬等外围工作。如果我们弄乱了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职能上的区别,作为保护主体的政府放着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做,而亲自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来,就很容易将自己所熟知的官方文化、当代文化等外来文化添加进来而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有基因使"民俗"变成"官俗",使"真遗产"变成"伪遗产"。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破坏,许多都与各级政府亲自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改编风"有关。这种错位性制度安排,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注意。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研究

历史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由传承人传承的.但随着遗产濒危程度的加剧和各国政府的出手相救,除传承主体之外,又出现了一个由政府、学界、商界以及新闻媒体等共同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从表面看,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均基于遗产保护而生,但实际上两者功能完全不同.传承主体负责传承,保护主体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推动、弘扬等外围工作.如果我们弄乱了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职能上的区别,作为保护主体的政府放着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做,而亲自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来,就很容易将自己所熟知的官方文化、当代文化等外来文化添加进来而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有基因使"民俗"变成"官俗",使"真遗产"变成"伪遗产".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破坏,许多都与各级政府亲自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改编风"有关.这种错位性制度安排,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注意.     

提高认识 加强领导 提供保障 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推上新台阶——在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就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确立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工作原则,这一原则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顺利推进提供了行动指南。在这一原则的指引下,重庆市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局际联系办公会为领导机构,以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为工作平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利用科学研究指导保护实践方面,重庆市将重庆文理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设立为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重庆文化遗产学院,由此构建了"政府主导、学界介入、社会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庆模式",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及学术研究齐头并进(参看牟延林、谭宏《文化遗产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以"重庆模式"为例》,《求索》2008年第1期)。2008年10月8日,重庆市政府在重庆梁平组织召开了"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方佳军和重庆市文化广播电视局局长汪俊在会上分别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做了重要讲话。我们选编这一组发言稿,希望借此为全国兄弟省市的非物质文化遗...     

创新举措 突出重点 打造品牌 努力开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新局面——在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上的讲话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就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确立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工作原则,这一原则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顺利推进提供了行动指南。在这一原则的指引下,重庆市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局际联系办公会为领导机构,以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为工作平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利用科学研究指导保护实践方面,重庆市将重庆文理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设立为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重庆文化遗产学院,由此构建了"政府主导、学界介入、社会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庆模式",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及学术研究齐头并进(参看牟延林、谭宏《文化遗产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以"重庆模式"为例》,《求索》2008年第1期)。2008年10月8日,重庆市政府在重庆梁平组织召开了"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方佳军和重庆市文化广播电视局局长汪俊在会上分别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做了重要讲话。我们选编这一组发言稿,希望借此为全国兄弟省市的非物质文化遗...     

比较与借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于法制建设视角

在分析日本、韩国和法国三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制建设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制建设的建议,认为:在日本、韩国和法国,公私法共同参与保护,三国政府都构建了中央到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共管机制,由政府与民间共同出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高度重视培养全民的文化保护理念,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化。这些成功的经验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责任主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责任主体的确定是关系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败的大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对其加以保护是每个人的责任，但分散的个人能力有限。政府作为民众的代表和社会的管理者，在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筹集资金、组织人员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相应的政府部门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责任主体。政府的重视与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败的关键。民众保护意识的提高和积极参与也非常重要。     

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对河南省的启示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传统的保护方式和陈旧的发展理念妨碍着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工作的顺利推进,其现状不容乐观。目前河南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政府投入力度不够,对传承人的保护与培养不力,政府和民众的参与意识均较淡薄。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方面,韩国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其成功的经验在于：完善法律法规制度,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政府调动各方力量,大力资助传承人,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有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商业、旅游业结合,加强宣传。汲取韩国的成功经验,结合河南省实际情况,河南省非物质文化保护与开发应采取的对策是：建立完善的法律机制,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与培养,提高全社会的保护与开发意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开发与利用的支撑要素分析——以安徽池州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开发与利用是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路径选择之一。对"可进入市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产业化开发与利用,需要在政府主导、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开发可行性评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力资源开发等要素的支撑下进行。     

民俗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学科价值——以“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例

当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重大.民俗学的学科追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是相通的,民俗学学科理论和实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民俗学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场问题在于"基层社区"保护、"文化空间保护"和"民间社会保护"三方面.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政府行为的法律规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基础工作,政府在其中处于主导地位.通过法律明确政府的职权职责是必要的,但规范政府的行为过程,加强对政府行为的法律监督,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来讲尤其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应加强对后两者的规定,才能充分、有效发挥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主导作用,促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和传承.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市场困惑与反思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始终存在市场困惑,主要表现为迎合市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间存在认识困境;市场吸纳容量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多样性之间存在包容困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政府角色与市场角色之间存在错位现象。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市场困惑的原因在于对“资本”的认知有失偏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特质认识不足,以及市场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多元主体话语博弈的对象。理性看待资本、确立市场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思想,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特质、探索多元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模式、甄别不同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情况以及灵活转变政府角色,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研究

在城市化的冲击之下,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消失、消亡,遭到毁弃、随意滥用和过度开发。法律作为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手段,在实践中却没有很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立法、执法建设落后于社会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以致法律保护还不能应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紧迫性。     

群贤毕至,会师中原——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郑州论坛综述

2010年11月举行的＂逐鹿中原——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郑州论坛＂,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为主题,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高等教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政府责任三大论题,深入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与文化内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化倾向、文化遗产学学科成立的概念与范畴及课程设置、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责任等基础或前沿问题。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如何科学界定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核心范畴,如何处理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商业化的关系,文化遗产学作为一门学科其概念、范畴是什么、如何形成本学科的研究范式,高等教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如何履行自己的责任,政府应如何处理发展经济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如何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创新结合起来等。这些问题既为相关领域今后的研究指明了方向,也为我国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学术背景、理论参考与学理支持。     

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规定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科学概念,通常又称为"无形遗产"。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来的。《教科文组织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评审程序、评审标准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保护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了国际法的范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宗旨和内容给予了界定,对国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定责任、国家保护和国际合作共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以及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等都作出了确切的规定。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沿线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但中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方面还不健全,通过对中国西北和西南9省市区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梳理分析,结合国际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保护经验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应转变立法理念,由政府本位转为社会本位,加强私权保护机制;对文化资源向文化资产的转化进行探讨,在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形成可持续、兼具文化与经济效益的利益共享化价值;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属性,在赋予传承人知识产权的同时还应赋予不同的权利范围,均衡处理社区与群体之间、公众与传承人之间的利益诉求;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许可制度,明确传承人在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利用发展文化产业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共赢;加大政府、企业、公共组织的基金投入力度,多渠道筹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资金;完善传承人权利救济机制,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益保护基金、公益诉讼等特殊法律保护制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之殇:"汤瓶八诊"系列案评析

"汤瓶八诊"系列案反映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知识产权制度在理论与现实上存在着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是由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法制不健全和不完善而导致的,它主要体现在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在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知识产权问题时存在观点、思路差异."汤瓶八诊"系列案亦反映出我国亟须明确和厘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否拥有私权利、知识产权制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角色等问题.通过修改《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等有关知识产权条款,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拥有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私权利及其他权利类型,改良知识产权权利及创新知识产权制度,将在某种程度上缓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知识产权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     

长阳南曲考论

长阳南曲渊源于容美土司时期司主田舜年、田丙如、田如对昆曲《桃花扇》的移植和扶持。长阳南曲从演唱题材方面看,显然具有引进曲种的本质;从艺术特点方面看,属于"阳春白雪"类艺术,与明末清初的昆曲艺术有类似、近似的特征。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肇庆端砚非遗保护研究

端砚不仅是肇庆市传统文化特色产业，更是粤港澳大湾区岭南文化艺术的典范。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出发点，探讨加强端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性，针对端砚保护理念滞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力、传统传承与现代创新不足等问题，提出转变端砚治理理念、强化端砚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完善端砚区域保护体制、革新端砚保护手段等策略。     

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保护体系的三维构架——地方政府、地方社区组织、地方居民

随着我国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目前我国的文化生态环境也随之发生了较大变化,作为我国重要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较大程度的冲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国际、国家、地方三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义务与责任也进行了相应的明确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保护体系在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并且更具实际意义。文章通过以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为出发点,从地方政府、地方社区组织、地方居民三个方面的保护主体来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保护体系的三维构架。文章认为这三者在地方保护体系中应分别扮演组织者、承担者、参与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