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政府机关之间的立法博弈及其启示

"三权分立"是美国宪法的重要原则之一。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并无绝对的分野和界限。国会是美国的立法机关,但总统和联邦最高法院依照法律规定或在实际上也享有一定程度的立法权。立法权的这种分配模式,为联邦政府机关之间进行立法博弈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文章重点研究了三权在美国宪政模式下的立法博弈途径及其对美国立法的影响。     

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博弈分析及立法建议

运用博奕论,对我国金融监管进行了博奕分析,针对当前我国在金融监管法律体系方面存在的金融目标多重性和矛盾性、金融监管机构的内部博奕分散了有限的监管力量、金融监管双方存在着同谋行为等问题,提出了建立综合模式的金融监管体系和单一的金融监管目标,加大对违法经营和监管不尽职的处罚力度等立法和政策建议,以期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     

民主党派在我国立法中的利益整合功能研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出现了不同的利益诉求。在这一时期,民主党派的政治地位在经历了确立、发展、缺失之后逐步得到加强,在我国的法治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民主党派成员主要通过提出立法建议、提交立法草案和参加座谈会与论证会的方式参与立法,有效促进了我国立法的民主化和理性化。但是在立法中也出现了民主党派代表性较弱,参与立法的过程缺乏制度与程序性保障,参与立法的积极性不高等现象。     

西方国家的政党立法与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法制化

政党立法是当代民主政治和政党制度发展的共同趋势。在我国,实现多党合作制度法制化很有必要,它可以增强各民主党派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避免各政党活动的随意性。在宪法及有关法律中规定多党合作制度的一般原则而非制定专门的《政党法》,应是其法制化的基本方向。     

美国电子政务的立法状况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考察美国电子政务的立法行为,总结其电子政务立法的特点与规律,并提出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在简述了美国电子政务发展的历史进程与现状之后,详细讨论了美国的电子政务立法行为,对不同领域的政策进行了梳理,并从中归纳总结出三条特征,即:立法的渐进性,新型信息技术的导向性,政策行为与机构设置的关联性。随后,提出了我国在电子政务立法方面借鉴美国经验的几点原则:首先,我国的电子政务立法应符合我国的政治机构框架以及治理理念;其次,应在技术方面具有适当的前瞻性;同时,电子政务立法还需要整合各方利益,实现协调发展。     

美国中东军售的国家利益博弈

由于中东地区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基地,与美国式西方民主相冲突,同时该地区也是美国全球能源、军事战略利益重心区,是其全球利益角逐的软肋,所以,美国通过特殊军援积极扶持其在中东地区的铁杆盟友———以色列的同时客观上来刺激中东阿拉伯国家与其开展军火贸易,从而在军火三角销售中展开维护其国家经济、战略利益的博弈。     

美国职业教育立法及其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启示

美国职业教育立法具有立法先行、承上启下、职责明确、有的放矢等特点,它对我国职业教育立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示.     

自然保护区立法的利益博弈

通过对我国自然保护区设立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利益分析,指出目前存在的自然保护区保护不力阊题不仅仅是因为法律的位阶低等因素导致的,而是保护区的立法未能较好地协调其背后的各种利益关系,没能有效地重新分配或确认这些利益关系。最后,提出了在兼顾环境利益、国家利益、地方利益与社区居民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制度构建的必要性。     

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利益博弈及其法律调整

城市房屋拆迁是一个关系到公民个人财产权利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政府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重要体现。但现实中拆迁时各方的利益博弈却存在严重的不均衡,被拆迁人利益经常受到侵害。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在于重构我国房屋拆迁制度的立法理念;厘清政府在房屋拆迁中的职能定位,退出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的民事关系;同时需要完善相关法律体系控制政府权利的滥用以及加强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和监督。     

我国利益团体参与立法的法源空间

利益团体参与立法有利于促进立法的民主、科学。在我国利益团体参与立法具有一定的法源空间,但现行制度存有诸多缺陷,有待完善。我国的社会团体因缺乏应有的独立性、自愿性和非政府性,不能满足其承担的利益表达职能的需要。     

多元主义:对美国《联邦宪法》的解读与评析

美国《联邦宪法》构筑在其起草者詹姆斯.麦迪逊的多元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之上。而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和利益集团机制既是多元主义的两大机制,也是美国宪政体系下实现国家良治的保证,它们按各自的逻辑运作,又相互作用。其中,分化的政府治理权为各利益集团提供了利益表达的制度化渠道;同时,利益集团又是分权制衡政治体制得以有效运行的社会力量。该宪法构建的宪政体系为美国的经济与社会繁荣提供了制度保证,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模铸下,美国宪政体系和民主现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永远无法得以根治。     

战后美国两党经济政策趋同现象分析

战后美国两党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有所不同。民主党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及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共和党则主张自由放任的保守主义及紧缩性的经济政策。尽管两党存在许多分歧与差异,但是在经济政策上也存在大量的趋同和共识之处,并呈阶段性特征。导致这种趋同与共识的原因从根本上是源于两党对西方民主价值和民主政体上的一致性认识,同时还主要受到选民中间化、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利益集团及跨党联盟等因素的影响。     

电子商务平台交易双方信任问题的博弈分析

电子商务平台上交易双方的信任问题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愈加突出,双方缺乏信任是目前阻碍电子商务潜力有效发挥的主要因素。依据电子商务平台上交易双方的动态博弈行为特征,确定交易双方信任问题的博弈支付矩阵及复制动态方程,构建交易双方信任问题的演化博弈模型,以寻求影响交易双方信任问题的关键因素,并基于此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分析表明,电子商务平台上商户的经营成本、商品价格、额外收益与支出及电子商务平台上顾客的感知价值及额外损失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博弈稳定策略的演化方向;商家选择诚信经营且顾客选择交易策略有助于推动电子商务健康发展,但需要商户和平台共同作出努力来对以上因素的变动施加积极的影响。     

中共联合政府主张提出前在参加政府问题上的多方博弈

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共即须面对如何与国民党政权相处,即参加政府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中共、共产国际（苏联）、美国、国民党等四方因不同的考量而展开多方博弈。中共从扩大政治影响,促进自身发展,维系国共合作的角度讲有参加政府的需求;共产国际（苏联）为使国民党减轻对国共合作的疑虑而不愿中共参加政府;美国政府坚定支持国民党政权,对中共参加政府影响甚微;国民党则坚持一党训政体制,不愿对中共开放政权。中共未能参加政府是其抗战初期实力使然,虽有利于保持中共思想组织的独立,但却使国共合作缺乏持久性与稳定性。国民党虽然保持了其对政权的垄断,但仍然无法阻拦中共对其一党训政体制的挑战。     

转型期地方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利益博弈关系探析

转型期的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在“经济人”假设中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权力的稀缺性和利益性，利益集团追逐利益的本性，使地方政府与利益集团天生就构成一种联盟关系。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三者博弈关系中，中央政府在政策贯彻的执行力度上的强硬程度，影响着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联盟关系的“牢固”与否。地方政府与利益集团并非是天然的联盟关系，地方政府往往占据主动权，在不同因素作用下两者之间的博弈关系，是一种脆弱的、缺乏稳定的关系。     

遗弃罪的立法缺陷与立法完善

就遗弃犯罪来说,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其行为的性质发生了较大变化,然而,面对这些变化,现行遗弃罪之立法规定的规制力显得捉襟见肘。故此,笔者将重点分析我国遗弃罪在立法方面所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并在此基础之上对其提出完善意见。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利益冲突、博弈与法律调控

环境保护运动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利益内涵。当工业文明步入困境，不同主体之间利益冲突和利益博弈的必然结果，就是要求建立超越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必将产生新的利益冲突和利益博弈。法律为解决利益冲突和规范利益博弈定下了规则和程序，从而将利益冲突和利益博弈纳入了法律的调控。因此，要充分发挥法律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调控作用，不断加强和完善生态环境法治。     

行政立法公众参与机制的完善

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我国行政立法公众参与进行了系统分析和论证。行政立法公众参与有利于提高法律实施的效果,有利于避免行政立法权的滥用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当前,我国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存在诸多问题,表现为引导公众参与的激励机制尚未建立,立法机关组织公众参与的约束机制有待规范、公众参与的意见反馈机制和有效保障机制亟需健全。应该通过相关立法进一步完善行政立法公众参与机制,从而保证行政立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国债市场与利率传导有效性 ——基于中美两国的比较研究

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是否畅通决定了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效果.基于预期理论与流动性升水理论,分析了国债市场在利率传导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以基准利率对不同期限国债利率的影响程度、时滞和持续性为衡量标准,运用我国2006—2019年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和美国1982—200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FFR),实证分析了中美两国国债传导的有效性.研究发现,SHIBOR和FFR均对不同期限的国债利率有显著影响,但SHIBOR的影响明显小于FFR.同时,我国国债利率对基准利率的脉冲响应水平和持续性低于美国.此外,对长期国债利率预期因素的分解结果显示,我国基准利率对短期国债利率预期的影响弱于美国.研究结论表明,我国国债市场在利率传导机制中发挥了一定的效果,但仍然弱于美国.适度增加国债市场体量、提高短期国债的发行规模和频率、改变当前国债市场的分割状态、改善投资者结构和做市商制度有助于提高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