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行刑法的客观主义倾向

通过对修订后的刑法与原刑法的相互比较,分析了原刑法的主观主义特点及其主观主义的主要表现和修订后的刑法的客观主义特点及其倾向于客观主义的主要表现,并阐述了修订后的刑法向客观主义倾斜的进步意义之所在。     

单一法典化的刑法立法模式反思

1997年刑法典的系统修订及此后采取修正案的形式修订刑法,基本上实现了刑法立法的单一法典化.但在新的形势下,这种单一法典化的刑法立法及修订模式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应当根据立法内容的实际需要,合理选择规范形式,充分发挥刑法典、刑法修正案、单行刑法等不同规范性文件各自的优势,构筑一个形式与内容相互协调,不同的法律文件之间相互配合的刑事法体系,使刑事法律的整体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关于《刑法》修改的思考——兼评《刑法(修订草案)》

《刑法》（修订草案）对《刑法》作了较大修改和补充，整体上有进步，但也有尚需完善的地方。应在刑法修改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刑法体系、正当防卫、取消类推、刑罚种类的调整、刑法的法典化问题等方面纠正纰漏，加以完善，保证刑法的科学和严谨。     

试论我国新刑法的特点

我国１９９７年修订的新刑法比过去的刑法有了重大的进步，它集中体现了罪刑法定、罪刑相当等现代法治思想，强化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功能，突出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保护，注重与国际社会接轨。新刑法条文规定更具体、更明确、更具有可操作性     

危害公共卫生犯罪的刑法规制———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法》第330条进行修订,修订后的刑法条文吸收了《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下文简称《规定(一)》)以及《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中的有关内容.修订后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并不排斥修订前危害公共卫生犯罪的其他相关罪名的适用.在社会"非常状态"之下贯彻"宽严相济"但总体上"依法从严"的刑事政策符合价值理性.在依法从严政策的指引下,修订后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并不是用"轻罪"代替"重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仍然存在适度的适用空间.此外,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间并非单纯的法条(包容)竞合关系,不宜否定二者构成想象竞合的可能性.     

论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确立及体现

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这是我国刑事立法中的一大进步。本文对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确立的必要性和意义进行了探讨,并分析了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具体体现。     

非法采矿罪的立法困境及其破解——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修订前的非法采矿罪存在明显的立法困境:行为方式理解混乱,行政处罚前置失当,危害结果鉴定困难、刑事责任配置过轻。《刑法修正案(八)》修订了本罪的行为方式,降低了入罪门槛,修改了结果要件,在立法理念上实现了从人本主义向环境本位的转变,亦符合构建严而不厉的刑事法网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应对本罪的犯罪客体及行为方式作出新的理解,在进行司法适用时也应注意与相关罪名的界分。     

刑法修订、立法解释与司法 解释界限之厘定

刑法修订、刑法立法解释与刑法司法解释在刑法制定、修改和适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刑法典与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事实沟通的桥梁,是实现刑法稳定性与明确性的重要路径。然而,近些年来,刑法修订与刑法解释的界限日趋模糊,解释性的立法和立法性的解释大量涌现。欲坚守罪刑法定原则之底线,必须厘定刑法修订、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之间的界限：司法解释只能在文本规范内进行解释,“两高”对条文理解上的争议由立法解释进行裁决,只有确实需要对条文进行增减方能进行修订。解释者不能超越罪刑法定之界限,越俎代庖进行创设性解释,立法者亦不可随意修改条文,更不能自降身价任意解释。     

军事法治视野下军事死刑废止研究

构建完善的军事法体系是实现军事法治的必要前提。我国军事刑法长期未获得修订和完善，其中的军事死刑数量过多，虚置严重，已成为我国死刑改革需要面对的重点问题。各国军事刑法废除死刑的趋势表明，即使军事犯罪有特殊危害，但军事死刑也已经失去正当化根据。废止军事死刑符合法治的基本理念，适应刑法的人道主义要求，与军法从严的原则并不矛盾。未来我国应依照从平时到战时、从非暴力到暴力、从无直接被害人到有直接被害人犯罪的顺序有步骤、分阶段地推进军事死刑的废止。     

新刑法对少数民族人权的保障及适用

本文就修订后的刑法对我国少数民族人权的保障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 ,并进而论证了新刑法对少数民族人权保障的意义以及适用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作者认为 ,新刑法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 ,以及提高我国的国际形象     

五代刑法残酷说质疑

本文主要针对目前学术界对五代刑法的评价，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认为五代刑法残酷的观点根据不足。本文从四个方面阐述这个问题：一、五代刑法严酷只表现在一个很短时期，不能代表整个五代时期的情况；二、从所谓五代新出现的刑名分析，这种观点也不能成立；三、五代的司法制度及种种防滥刑的措施，可以保证社会能基本在法制轨道上运行；四、《唐律》的立法原则破坏于中唐，而非五代时期。关于五代刑法的重新评价，对修订《中国法稍史》具有一定意义。     

中国刑法学六十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除了“中华民国”刑法典,着手起草新的刑法典。但由于诸种原因,刑法典一直未能出台。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才于 1979年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1997年, 又在此基础上颁布了修订后的新刑法典。新刑法典在一系列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如确立罪刑法定的原则,废除类推制度,将“反革命罪”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等。六十年来的中国刑法学研究,也相应地经历了起步、停滞、复苏、繁荣和迈向现代化的阶段。如今,中国刑法学不仅出现了注释刑法学、理论刑法学和关注刑法运行的动态刑法学等不同的刑法研究分枝,而且产生了“刑事一体化”等具有中国本土色彩的学术产品,并且在犯罪构成理论等刑法基础问题的争鸣中显露出中国刑法学派的端倪。     

关于刑法溯及力的若干问题探讨

刑法溯及力问题是刑法修订后法律适用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在该问题上存在很多争议。在刑法溯及力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应重点分析如何确定行为时的法律,以及几种特殊的刑法规定的溯及力问题。     

我国刑法受贿罪立法修订的现状与展望

我国对反腐败的态度仍然是坚决而明确的,在腐败犯罪的刑罚处罚上也在不断进行刑事规范的调整。我国刑法受贿罪经历了多次立法修订,《刑法修正案(九)》对受贿罪的入罪门槛与刑罚档次有较大幅度的修订,“数额+情节”的刑罚模式得以正式确立。我国受贿罪的刑罚修订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刑罚理性化与刑罚均衡化的现实价值,但是,受贿罪与贪污罪共用同一法定刑的格局应有所改变,单纯调整刑罚而不触动规范构成有其现实不足,受贿罪的终身监禁刑存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多元困境,应进一步积极推进反腐败追赃追逃的国际司法协助,改善我国法治化反腐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论刑法的有限性

刑法的有限性是刑法谦抑性的价值蕴含之一。从法律自身的非自洽性，法律与道德的非同一性．以度刑法自身机能的局限性三个方面分析论述了刑法的有限性。指出刑法的有限性当为刑法谦抑性之基。针对刑法万能的工具主义思想，强调刑法作为一种社会调控机制本身就有着不足和有限的一面。正确认识和评价刑法的有限性有助于秉承和维护刑法的谦抑精神，合理地制定刑事政策，理性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近代西方刑法思想及其对当代中国刑法的影响

近代西方出现的全面、激烈、持久的刑法学派之争,推动了西方各国刑法近代化及现代化的进程。自1842年鸦片战争以后,近代西方刑法思潮开始传入我国,成为晚清以至民国时期刑事立法的精神支柱和理论基础,也推动了我国刑法的近代化进程。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历史、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在彻底否定旧法的同时,对西方历史上的刑法学理论也全盘予以否定,从而,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对中国刑法的直接影响被切断。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刑法学说再次传入中国,并全面冲击和推动着中国当代刑法的发展。特别是1997年修订的新刑法,充分借鉴、吸收了西方刑事古典学派和近代学派的合理内核。随着时间的推移,近代西方刑法思潮对我国当代刑法及刑法学将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     

略论我国新刑法对妇女权益的特殊保护

刑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之一,它在有关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通过规定犯罪和刑罚,为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设定了最后一道法律防线。今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继承和发展了原刑法中保护妇女权益的规定,并使之进一步具体化、明确化,从而严密了惩治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犯罪的法网,本文通过重点介绍分析新刑法中有关专门或主要以妇女为侵害对象的犯罪,阐述了新刑法对妇女的性权利、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和名誉权以及婚姻家庭权利的特殊保护。     

科研不端行为入罪路径探析

探寻一条科学的入罪路径是对科研不端行为进行刑事规制的前提。我国刑法的入罪路径包括司法入罪化和立法入罪化。在立法时机成熟之前,应充分利用现有立法资源,先行实现部分科研不端行为的司法入罪化。但是,科研不端行为的司法入罪化很难实现法益的全面保护,并且,某些特殊的科研不端行为无法通过司法入罪化的方式来追究其刑事责任。因而,走立法入罪化的路径,通过创设新罪来规制科研不端行为,才应是最终的选择。科研不端行为的立法入罪化不宜采用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模式,而应采用单行刑法的立法模式,并以此为将来刑法典的全面修订积累经验。     

论我国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

我国刑法通过明文规定罪刑法定等基本原则和其他定罪量刑原则以及规定犯罪与刑罚的一系列条款，较好地体现了人权保障机能，但还存在一些缺陷，主要是：人权保障机能在我国刑法中的地位还不够突出；死刑条款较多，与现代刑法应有的人权保障机能之要求尚存较大差距；刑法的若干人权保障法条存虚置现象。在人权入宪的新形势下，为了强化我国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应当对刑法总则中有关内容进行修改，增加人权保障内容；对刑法分则有关内容进行修改，逐步削减死刑条款；对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采取刑法之外的综合补强措施，包括推进刑法宪法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强程序保障及调整刑事政策等。     

刑法立法观之争的反思与出路

积极的刑法立法观与消极的刑法立法观之间的差异并不大，两者在立论依据和论证结果上有诸多的相通之处。它们的矛盾之所以表现得那么突出，表面上看是因为双方对彼此的观点存在误解、争论偏离了问题的实质以及缺乏客观的评价标准，深层原因则在于双方的刑法立场不同。化解这一难题的关键是，走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寻求两种刑法立法观的融合。这不仅是刑法学派之间从争论走向融合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刑事法治建设的现实需要。为此，在今后的刑法立法当中，必须树立社会治理的整体性思维，重视刑法立法的实证化基础，并规范刑法立法的公众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