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发展演化及中国的策略选择

社会企业是一种社会创新的企业形式,它以商业运营为手段、以社会使命为驱动,是社会公益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产物,日益成为解决社会问题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机制和创新模式。社会企业在西方已经发展了二十多年,但在中国内地,社会企业尚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在借鉴世界社会企业发展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有必要探索建立和完善促进我国社会企业发展的有效运行机制,使其成为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社会质量设计

新型城镇化具有明显的质量取向,蕴含以人为核心全面提升社会发展质量的重要主题,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一个诸多力量和因素互构与整合的过程,需要以协同思维关注整体质量。引自欧洲的社会质量理论为推进新型城镇化提供了新的参考范式,鉴于二者理念及现实上的契合性,中国当前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理应关注社会质量向度,可依据社会质量理论架构,建构社会质量取向的、包含三个层面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兼顾人本主义与社会本位为总体发展理念的顶层体系,以社会团结和社会信任为核心价值的中层机制,以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为具体建设导向的底层设计。     

中国社会组织成长困境分析及启示——基于文化、资源与制度的视角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但是与发达国家的社会组织发展水平相比,我国的社会组织发展并不理想,陷入了成长困境。以文化为基点,以资源、制度为两翼,以政党、政府、社会三者为主体,来构建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困境的解释框架,不仅具备逻辑上的合理性,更有着现实中的实践性。根据文化、资源与制度的分析视角,公民文化的缺失与对社会组织文化认同的不足导致了我国社会组织发育的先天困境,进而造成了浅层次上资源供给不足的成长动力困境,以及深层次上制度建构滞后的发展保障困境。根据政党—政府—社会的三元分析模式,解决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困境,必须首先解决三者关于社会组织的文化认同问题,进而实现政党、政府与社会三者的有序合作。具体来说,应通过公民文化培养来达成执政党对社会组织的文化认同,使社会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人民民主的有力工具;通过拓展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渠道,获取社会组织发展的资源渠道支撑;通过继续以加强配套法律建设与制度建设这种传统的路径为切入点,逐步破解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保障困境。     

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建设三十年——以福建为例

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与创新,是加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建设大体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带动社会体制改革的市场化改革阶段,和以科学发展现为指导,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的社会建设阶段.我们以福建为例,对30年来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建设的历程和特点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并对进一步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建设提出了对策思考.     

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期限变化原因的探析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指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 ,建立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 ,并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理论。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探索出一条从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然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期限应该以多长时间为好 ?本文从理论体系与现实社会两个方面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期限的变化是认识与历史发展的必然。     

中国特色社会发展理论创新的实践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发展理论创新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以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前提的正确选择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特征的重点转移,从以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全面推进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深入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发展理论成果和清晰的实践逻辑脉络。     

基于社会互动理论的高校发展路径研究

基于社会互动理论谈高校发展路径,是从教育的角度来看社会,亦是立足社会分析教育,有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高校应选择以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引领发展、以吸引与稳定优秀人才促进发展、以产学研相结合赢得发展、以质量监管体系保证发展的发展路径,促进高校与社会的互动发展。     

社会质量取向：社会治理研究的新议题

新中国成立至今,治国理念呈现出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的发展轨迹,内在蕴涵两种价值理念的转向：一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从失重向平衡转换;二是社会管理导向从重视生活质量向关注社会质量转换。引自欧洲的社会质量概念逐步嵌入于这两种转向过程,同时,其也为诠释社会治理问题提供了崭新视角。新时期社会治理研究不应忽视社会质量取向,应在个体实现与社会发展互动统一的视域下,建构以增进社会团结和社会信任为价值基础,以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为核心内容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马克思异化理论及其实践向度

方法论是马克思“东方社会构想”留给后人的另一重要遗泽。在马克思以俄国为典型考察东方社会的文本中,将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古代社会发展序列和历史遗存纳入到人类发展的整体性历史视野中,具体分析社会发展历史发展阶段的一般性前景和特殊性可能,把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与主体选择统一起来,凸显出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的整体的、历史的、辩证的方法。     

创造治理:民间组织与公共服务型政府

政府的使命在于创造治理,促进发展。作为发展的推动者,政府唯有不断地革故鼎新才能应对一个超大社会急剧变革的需求和挑战。新中国建立以后,基于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段、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其他约束条件,中国政府的职能轴心进行了三次转移,职能形态经历了两次转换,形成了不同的政府建设取向,即以政治职能为轴心整合经济与社会职能向以经济职能为轴心整合政治与社会职能转换,取向于经济建设型政府;以经济职能为轴心整合政治与社会职能向以社会职能为轴心整合经济与政治职能转换,取向于公共服务型政府。在新时期,中国公共服务型政府构建之根本,不仅在于完善自身,更在于结合市场与社会,创造一个有机和有效的治理结构,以促进国家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中国民间组织的成长是现代社会发育的重要体现,它与政府转型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基于此,政府应该把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与规范民间组织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创造新型的公共事物的治理结构与治理运行机制。     

马克思“东方社会构想”研究方法探微

方法论是马克思“东方社会构想”留给后人的另一重要遗泽。在马克思以俄国为典型考察东方社会的文本中,将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古代社会发展序列和历史遗存纳入到人类发展的整体性历史视野中,具体分析社会发展历史发展阶段的一般性前景和特殊性可能,把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与主体选择统一起来,凸显出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的整体的、历史的、辩证的方法。     

建设善治政府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

肖金明撰文《社会管理创新:意义、特征与重心所在》指出,社会管理创新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尤其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现象,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及通过社会改革促进政治发展的逻辑要求,它不仅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定位和现实选择,更以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社会与国家协同进步为系统目标。社会管理创新着     

从唯物史观看当代“风险社会”

当代全球性的风险社会,是世界历史条件下社会风险全球化的产物,是深度全球化时代的客观境遇.风险社会条件下,各种全球性风险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形成了根本性的威胁.当代全球风险社会以人类实践为基础,以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为根本历史条件,以深度全球化的资本关系为根本社会成因.风险社会的到来与发展既昭示了历史进步意义同时又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悖论.风险社会语境凸显了科学发展观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弥合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分裂与对立,根本超越全球化的资本关系,是最终超越风险社会的根本路径.     

社会管理体制的困境及其未来框架建构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管理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当前,以维稳型、管制型、单向型和补救型为特征的社会管理体制与社会化、多元化、信息化、动态化的社会发展趋势不相适应。社会管理创新必须摒弃纯粹的"技术"或"工具"路径,理性选择"法治"或"制度"路径。为此,未来社会管理体制框架建构应以社会管理理念更新和准确定位为前提,以社会管理制度和管理机制优化为基础,以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及有效参与为关键,以社会管理方式信息化、多样化和人性化为重点。同时,从宏观层面和法治高度对社会管理制度进行"顶层设计",实现制度间的相互匹配和相互增强,推动社会管理发展,实现民生幸福。     

新社会稳定观之要义

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目的是为社会发展与改革创造良好的局面,为人民幸福生活提供安定和谐的环境.维护社会稳定首先要注重对社会稳定本质及其根本要求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其次要针对时代变化和实际情况对维护社会稳定的理论进行深入探索,最后将科学理论运用于维护社会稳定的实践当中,实现社会稳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新的社会稳定观正是对我国社会稳定本质的科学认识,是以社会发展实际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理论和现实基础的科学稳定观.新社会稳定观更加强调适应社会发展的规律,更加注重制度和法律的作用,更加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我国农村反贫困的制度创新及其治理效能

我国通过七十多年农村反贫困制度建设,建立起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以"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为支撑的制度体系.这一制度体系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以激发内生动力为根本的核心理念,依托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和具体制度,实现了社会结构稳定与社会制度变革的统一、群众生活富裕与发展能力提升的统一,以及经济良序发展与生态持续保护的统一.     

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之社会改革的三重意蕴

共同富裕的伟大战略以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导向,宣告了中国社会改革的全面开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改革将在社会政策、社会结构、制度架构三个层面表征其必然展开的三重意蕴：在社会政策层面表现为以分配结构的矫正推进内需型社会的建设,以民生事业的发展解决经济主义带来的问题,培育维护稳定的社会力量,实现主流核心价值的重塑;在社会结构层面表现为推进现代性的构建,形成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的合理边界和良善格局;在制度架构层面表现为保障人民平等的民生权利和人格尊严,以平等权利塑造人民的主体地位,从而为推动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论政府与社会

在社会体制改革中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正确认识并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改革进入深水区,深入探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因为社会性质的不同,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也具有不同的特征。西方国家处理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经验、教训和具体做法我们可以借鉴,各个思想流派的合理因素可以吸收,但是必须认识到,无论是照搬哪个思想流派,还是照搬哪个国家的模式,对我国来说都是历史的倒退。新的时代条件和发展阶段,对我国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建立更加和谐的政府与社会关系：以“中国梦”的共同理想进一步凝聚政府与社会;以社会治理创新适应社会发展变化;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抓手进一步理顺政府与社会关系;以加强协商民主顺应人民广泛政治参与的需要;以积极培育社会组织激发社会活力和凝聚力;以法治保障政府与社会在和谐轨道上运行;以积极推动全球治理营造有利于国际和平发展及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国际环境;让党员成为密切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工作队。     

共享与正义:论有尊严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改革发展成果共享有利于社会合作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而社会正义所要求的是有尊严的共享,即把共享提升为人民基本权利、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依归、以事业共建和成本共担为前提、承认补偿型共享合理性的共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形式和途径,政府有责任完善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构建民生政治新形态。     

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

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既汲取了当代世界社会发展理论的精华,也为其贡献了崭新的内容,它强调任何一国的发展都与世界的发展相联系,都是世界发展的一部分,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的独特贡献。它对发展必须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发展必须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以科技发展为杠杆的观点充实了许多新的内容,它将可持续发展推广到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