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功夫影视中舞狮、舞龙的非文本诗学意义

从粤港影视传媒中黄飞鸿、霍元甲、李小龙等,影视中舞狮、舞龙及采青斗胜的民间节庆文化中,发掘岭南珠三角地带民俗因子里的文化想像。致力于从非文本诗学角度来剖析黄飞鸿影视的审美趣味和承传文化精神变迁的心路历程,为初步建构关于非文本诗学提供新的案例。     

“黄飞鸿”对手群体的演变分析--以徐克“黄飞鸿”系列为例

研究指出,在过往以晚清和民国为背景的武侠电影中,西方与东方往往被设置成邪恶／善良、殖民／被殖民、压迫／反抗这样极端对立的二元模式,西方是中国人最大的对手和敌人。但是在“黄飞鸿”系列中,徐克摒弃了既有了民族主义思路,而把叙事重心放在了“国民性批判”上面,随之而来,黄飞鸿对手的类型以及对手身上所蕴涵的文化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金庸小说叙事与民间文化理想

该文试图确立金庸武侠小说叙事的历史文化意义．论者从文学接受的立场出发，不仅把金庸武侠叙事与中国民间传统文化趣味和文化理想联系起来，而且把金庸武侠叙事看作是中国民间狂欢文化的升华，认为金庸武侠叙事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审美激活．此外，论者对金庸武侠叙事所可能带来的负面文化影响也作了合理的解释．     

文心与模型——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叙事

将《圣经》典故作为小说的文心,用其叙事框架为小说的叙事模型。此法相习成风,成为基督教文化催生中国小说的一种模式,也成为中国小说生成方式的一种。依此模式而成的小说并非皆有基督教宗教意义。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叙事的这种关系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国新小说成长的踪迹。     

论《卧虎藏龙》的“人文武侠”理想

华裔导演李安的《卧虎藏龙》让西方人重新认识了中国的武侠电影.影片成功的最重要原因,是将武侠电影从感官层面提升到了文化与人文的层面,将武侠与人文关怀兼容并蓄,从而建立一个新型的武侠电影叙事模式.这种“人文武侠”的叙事模式,为中国武侠电影的转型带来了新的范式.     

言情话语在金庸小说中的叙事功能

言情作为金庸小说的一种话语形式,其意义也是为了实现小说的叙事功能.既讲述完整的情爱故事,又使男女情爱成为小说因果之链上的重要环节,延宕或者推动武侠小说总体叙事的发展.在金庸小说中,言情叙事争武侠叙事的融合在两种不同叙事情调之间形成了张力叙事.     

中国武侠电影与宗教伦理

与好莱坞电影不同,中国武侠电影保持了主流电影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由于宗教的介入,中国武侠电影叙事体系中出现了"第三种力量",改变了二元化叙事格局,也改变了武侠电影的精神模式.中国电影巧妙地将宗教伦理与影片叙事情节交融起来,宗教伦理在为正义力量提供合理道德依据的同时,通过皈依宗教流露出否定暴力的"出世情结",使中国武侠电影的文化精神在世界动作影片的历史序列中独树一帜.     

论中国小说叙事场的现代转型与基督教文化

由于基督教文化传入并与中国文化发生整合,加之中国小说自身变革的内在需求以及基督教文化在教育、科学、文学等各领域的渗透和梁启超、陈独秀、周作人等文化精英们的引导,基督教文化成为中国小说的又一叙事场,并为其增加了教会空间。这实际上就意味着中国小说的叙事场发生了现代转型。也正是这种转型,构成了中国小说叙事的现代语境,使中国小说中的人物出现了新的面貌,使中国小说的情节构成出现了新的走向。这些变化为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试论唐传奇小说中的侠客形象

20世纪下半叶至今,武侠题材小说的创作极度繁荣,蔚为大观。如果考察它在小说史上的源流,则必定追溯到唐传奇。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文采与意想＂皆有可观,被誉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座高峰,而＂侠客＂正是唐传奇三大表现题材之一。中晚唐时期士人对侠客题材产生浓厚兴趣,塑造了一大批各具风姿的侠客形象,留下不少传世佳作,并对后世的武侠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运用类型分析的方法重点分析了中唐以前和晚唐时期传奇小说中的侠客形象。     

《射雕英雄传》英译本的评价与接受研究

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前三卷英译本在英语世界的出版发行是中国武侠文学西方行旅的成功实践,也是中国“侠文化”走进西方世界的成功范式。这是第一部由西方主流商业出版社出版的金庸武侠文学作品,引起了英美评论界的热烈评价。通过对相关书评和读者评价开展考察,洞窥译作在英语世界的评价与接受。研究结果表明,对作品主题、故事情节、叙事风格、武侠文化和中国元素等方面的正面评价远多于负面评价;对翻译质量的反馈表明译文流畅易读、副文本信息完备;对三个译本横向比较发现,三卷质量呈阶梯状提升。但译介仍存在出版周期过长、人名及外号翻译混乱、流播渠道单一等诸多不足。     

对传统叙述人反思的不同策略——《法国中尉的女人》小说、电影的比较分析

本文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了《法国中尉的女人》小说和电影的故事层,并以此为基础比较分析了小说叙事和电影叙事在叙述方式上的区别:小说和电影分别采用不同身份的叙述人——叙述人"我"和叙述人"它—他"提供的叙事视角,对传统叙述人进行了不同角度、深度的反思,各显自身叙事媒介的优长。通过比较,笔者认为成功的电影改编确实为我们提供了审视传统叙述人乃至传统叙事的新的媒介视角。     

重新理解电影悬念

电影悬念设置是各种类型的电影中普遍存在的,它既是电影叙事手段又与观影心理密切相关,承担着调动并维持观众观影兴趣的叙事功能。对电影悬念的理解是与其他虚构类叙事性艺术的悬念问题紧密相联的。悬念是创作者通过对某些特定信息（往往与生死攸关的危险、令人期待的欲望等有关）予以隐藏或强调的叙事技巧在虚构叙事性文本中所预设的,引发接受者产生期待（正向度情感）或恐惧（负向度情感）等不确定性情感反应的叙事活动。悬念具有跨媒介性质,电影以其特有的媒介和表现方式,拥有了更加复杂的悬念生成机制。     

历史、媒介与文学叙述：新生活运动的两副面孔

以新生活运动自身的两面性,及其在不同文本中的不同形象出发,可考察历史事件在不同媒介中的不同叙述。具体则通过对罗明佑的电影《国风》与沈从文的小说《长河》进行细读,来探讨媒介、叙事立场等因素时历史叙述的影响：罗明佑与沈从文叙述之间的差异,除媒介的不同之外,更重要的是二人所处历史位置及对历史进程的理解之间的差别。罗明佑是电影这一现代都市娱乐业的介入者和推动者,他既有对现代都市景观的迷恋,同时又有对政治政策的妥协,叙事因此出现了内在的裂痕;与罗明佑从反对都市文明的立场理解新生活运动相反,沈从文将新生活运动本身理解为一次现代化运动,他从乡土文明的角度对新生活运动进行质疑和讽刺,却又不自觉地流露出对现代生活的憧憬,这种矛盾性与其对民族重建方式的思考有关。而新生活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及叙事中的矛盾,也为反思现代文学研究中传统一现代的二元思维模式提供了一个有效媒介。     

从《安东尼娅家族》看电影的社会性别叙事

社会性别叙事是一种叙事方法。它从社会性别角度讲述女人和男人的故事,为电影叙事提供了新的视角。传统影片讲述妇女的故事,通常局限在妇女的个人遭遇和她们的身体。社会性别叙事改变了这种局限,它不仅讲述妇女的故事,还把它的叙事指向给弱势妇女造成伤害的社会性别机制。《安东尼娅家族》的叙事解构了传统的社会性别机制,重新想象妇女的身份,由此引发了一场在男权社会环境中的社会性别革命。     

想象的重构：科幻电影的谜题叙事

谜题叙事作为制造悬念、保持收视期待的有效策略,在当下的叙事文本中运用广泛,值得深究。作为最具想象力的电影类型之一,科幻电影的故事建构中存在着诸多颇具代表性的谜题叙事,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建构思维谜题的时空重构,建构话语谜题的语义重解,建构主体谜题的身份谜云。在数字技术、智能媒体蓬勃发展的当下,科幻电影的谜题叙事不仅具有文本上的意义,更具有回应时代叙事艺术关切的价值。在将要或正在到来的后电影时代中,科幻电影的谜题叙事也许可以作为数字时代电影艺术本体论的重新探讨的切入口。     

《加勒比海盗》的童话叙事及其影像话语分析

《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的情节骨架是模式化的童话叙事结构。运用格雷马斯动素模型和语义方阵模型对《加勒比海盗4》的叙事结构进行了分析,揭示了迪斯尼大片通过电影文本来构建叙事表层结构的艺术特征,探究了作品深层意义下经典童话在文化工业时代的内涵和寓意。虽然包裹着奇幻的外衣,但深层意蕴展现的仍是西方主流价值观,即人类善恶观的个体指征。《加勒比海盗》通过多媒介符号的视觉呈现激发受众的想象力,将艺术形象推向极致。     

试述小说《色·戒》的叙事技巧

在小说《色·戒》中,张爱玲运用现代叙事方式显示出其作品独特的叙事魅力。这里运用叙述学理论,从形式角度详尽剖析张爱玲小说现代叙事艺术,指出个人叙事对宏大叙事的消解、限知视角对全知视角的侵入、叙事时间对故事时间的超越是小说《色·戒》叙事的主要特色。     

福克纳家族小说叙事及其在新时期小说创作中的重塑

福克纳家族小说叙事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和对传统家族叙事的革新性,并从内容到形式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了中国新时期的家族小说创作。从母题形态、时间观念、空间布局、叙事方式等方面探讨中国作家对福克纳的接受、过滤和重塑,考察中国儒教文化家族叙事和美国基督教文化家族叙事之间的交往互动和内在差异,剖析各自的精神价值诉求和文化传统底蕴。     

论电影《原罪》的双重叙述机制及其意义

电影《原罪》的鲜明叙述技巧构成了影片的双重叙述机制。第一层面是明现叙述者的多种叙述策略;另一层面是大叙述者的多处叙述标示,而这种双重叙述机制的分析对于影片的叙述意图和故事内涵的理解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