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安风骨”到“盛唐气象”─-论“风骨”说的美学内涵和历史意义

"建安风骨"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家标举的重要美学范畴。本文在把握"建安风骨"的审美特征及其成因的基础上,探讨了刘勰、钟嵘等文论家的"风骨"论的基本内涵,并对建安诗人和南朝论家为诗歌的"盛唐气象"的产生所作的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作了高度的评价。     

“建安风骨”辨思——对建安文学接受史的考察

本文通过对建安文学接受史的的考察 ,指出从魏晋至中唐 ,建安文学在批评家心目中正是今天我们称道的“风骨”(古义 )的反面。陈子昂以及严羽正式提出“汉魏风骨”或者“建安风骨” ,又是以改变“风骨”的古义为前提的。那么 ,今天我们所说“建安风骨”的理论根据是什么 ?它在多大程度上能概括建安文学的真实风貌 ?本文所做的还原式的工作 ,可能使这些问题变得较为清楚。     

范纯仁，风骨烨烨“官二代”

范纯仁说：“为别人做好事,于自己是一种欣慰,对别人却是一种负担,我不记得这件事,不过是帮他卸掉感恩的包袱罢了。”范纯仁的父亲是北宋名臣范仲淹。他老人家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闪耀千古,以致范氏子孙在他的星光下显得十分黯淡。其实范纯仁官职不比老爸低,社会影响比他老爸还要大,在个性特点和行为作派上,更是别有名士味道。     

论清商乐始于曹魏建安时期——以曹丕《燕歌行》为中心

清商乐发端于曹魏建安时期,而非一向所说的北魏时代.曹魏建安时期,曹丕的<燕歌行>已是清商乐,而不再是两汉的相和歌辞.从音乐史的角度来说,<燕歌行>可能与较旱的燕乐有关;从乐府歌诗的角度来说,<燕歌行>本与燕地无关,也本与战争行役无关.由于乐府诗的写作习惯是后人模仿写作,所以,才分别模仿了"群燕辞归"的"燕"和"从役于燕"的"燕"两种不同之"燕",高适的<燕歌行>,从后者逐渐发展而为"行役于燕"的燕地战争题材.     

论大众文化的“自治”

自治,原是大众文化奢求之事,因为大众文化对文学有着较多依赖,接受着文学家与批评家的监督;文学则享有自治,并依靠自治而批判社会。今天强大的大众文化摆脱了对文学的依赖,建立起自治的王国——景观世界,但这种自治是虚假的,因为大众文化堕落为经济与政治的奴仆,丧失了揭露真理性内容的自由。自治的大众文化变得更可怕,它拥有更多的拥趸与辩护者,引发重写艺术的浪潮,具备更强的愚人功能。     

论张载哲学中“气”的伦理意蕴

张载论“气”,正所谓“立标以明道”,在宋明儒家经典诠释及义理建构中堪称典范。“气”不仅具有一般宇宙本体的形上意义,而且包括个体人格的塑造、伦理秩序的生成以及万物生生的伦理本体形态,并通过逻辑的方式推衍形成系统的义理结构。“气”扩充、流行于天人之际所体现的自然属性与人文特质,以德性、伦理及秩序等方式在宇宙论的视野中肯定人、人性以及人道。于此,展开一个“生生”的伦理世界,又蕴蓄追寻至善的理想境界。     

先秦气论的产生及发展

气是我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之一，气论贯穿着中国哲学发展的始终，是决定中国哲学基本发展方向的两大因素之一。本文从气字的来源入手，指出西周末年伯阳父以气论三川地震，标志着中国古代气论哲学的产生．这一哲学形态产生后，在先秦时期主要经历了春秋和战国两个主要发展阶段，前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六气”说，而后一阶段则产生了气一元论的宇宙观。此后，气一元论被广泛用以说明各种问题．     

中国哲学的“气”与“情”

笔者沿着中国哲学史上气学发展的脉络,探讨了中国哲人如何将人的精神因素与世界的本原——气——分离的过程。进而探讨了气与人的情的关系。中国古典哲学认为人的精神是至善的性,人的情感是形而下的范畴,是一种气。     

“人民”的话语实践——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内涵流变的法理学反思

“人民”一词在东西方语境中早已有之.西方语境下的“人民”话语,与古希腊城邦的政治实践密不可分,原本就具有公民、个人、国民的法律内涵.在古汉语中,“人民”原为民氓,指的是与君、臣相对而存在的平民大众.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后,汉语中的“人民”才具备了现代法律话语的意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精英们希望通过运用民族传统思想和价值来丰富马克思主义,通过“人民—群众”路线以克服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所以在“七五宪法”中将“人民”作为一个绝对的整体、一个完全的意识形态称谓,尝试通过人民权威在实践中的确立,以确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当性.但是,正是因为这种在法律领域内将人民与敌人对举、人民与整体相连的实践,使得法律语境中的“人民”脱离了个人、家庭和种族的基础,导致了法律与人民性的背离.同时,作为绝对整体的“人民”在法律中的地位不断被神化,使得法律的权威难以树立,规则秩序失效,权力不断膨胀,而作为个体的人民的基本权利也就不能得到充分保障.     

文学“再政治化”批判——兼论文学与政治的深层融通

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大致沿着从文学政治化到去政治化或非政治化,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从再政治化到泛政治化的路线进行。然而,学界在进行文学再政治化研究时,却基本忽略与搁置了文学究竟与何样政治有何样深层关联的问题。检视目前学界拿来作为文学再政治化知识建构前提和指归的政治,无外乎来自于两个系列:一种是事关政治实践性的政治学、政治科学;另一种则是各种主义性的文化政治、政治文化。那么以这两种政治为前提与指归进行文学再政治化的知识建构是否自然正当?文学又究竟该面对何样政治并与何样政治在何样层面上融通呢?     

从风骨到政教：盛唐中唐对建安文学的接受

盛唐人对建安文学的接受注重风骨,中唐古文家和新乐府诗人对建安文学的接受则强调政教。这种接受差异表明接受者的心态发生了"向内转"的深刻变化。     

毛语体时代文艺批评的话语风貌及其影响

毛语体时代的文艺批评深受极性思维与战争文化心理的双重影响，在话语风貌上形成了时代铭纹深重的语体表征：真理在握的言说主体；雄浑连绵的语势特征；简明果决的语句特征。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最高权力体系话语，毛语体并未随着毛语体时代的结束而结束，在话语与实践等层面对当代文艺批评仍有深层影响。     

试论李清照词的白描手法

白描手法是李清照词作中最常用、最娴熟的艺术手法。李清照的词不仅用白描手法来抒发内在的情感,而且她的词的外在形式也是白描化的,这与她主张词要用典、铺叙等并不矛盾。李清照大量运用白描手法:善用动词白描,化静为动;善用叠字、叠句白描,情意缠绵;善用问字白描,语意深长;善用对话白描,形象逼真,善用本色语白描,亲切自然,填写出许多情真意切、哀惋动人的词作。她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丰富了其填词主张。     

曹操霸府与曹丕代汉

建安元年曹操奉迎汉献帝都许,控制东汉的军国大权,确立霸府统治。曹丕在曹操病逝不久后能够顺利并迅速地实现汉魏王朝更替,曹操霸府早已为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曹操霸府充当了汉魏易代的工具,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曹操霸府为曹魏王朝的建立作了人才上的准备;其二,曹操霸府为曹魏王朝的建立作了制度上的准备;其三,曹操霸府为曹魏王朝的建立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其四,曹操霸府统治时期树立了权威,为汉魏王朝更替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论先秦“誓”体及其契约精神

“誓”作为一种文体,生成于原始宗教祈祷神灵的仪式。先秦“誓”体根据所用礼仪场合的不同,分为祈祷之誓、军旅之誓、会盟之誓、私人之誓、假道之誓、约剂之誓和悔过之誓等多个类型。各种“誓”体的内涵和仪式虽然不同,但其文化功能是一致的。“誓”之行为,是在神灵的监临下限制起誓主体的随意行为,建立、规范、调节人神关系、人际关系,以达到维持和建构稳定的社会秩序的目的。誓约行为中蕴含了丰富的契约精神,包括神灵信仰、对等原则和信用体系。     

陈维崧词非沉郁型艺术特色简论

陈维崧词缺乏道德意识的贯注 ,对其审美价值有所削弱 ,故不能成就沉郁风格。欲在此种处境中别出新裁 ,必然有其特别的艺术走向 ,琢磨形式之美感和造就意境之深微为其重要特点。     

论地域文化与城市建筑设计风格

建筑师们一直在为中国的城市建筑设计寻找一条合适的出路 ,有关地域文化命题的讨论和地域性风格设计的尝试也一直没有间断。地域文化在传统和创新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并为建筑师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     

略论张炎词学理论的诗化倾向与对词体本质特征的把握

宋词的总体发展过程存在着"明修栈道"和"暗度陈仓"两种不同方式的诗化倾向。张炎在坚持并肯定词的音乐性、写意性和传统婉约词深婉曲折特质的基础上,自觉、全面地建构了以"清空"和"雅正"为核心的词学理论体系,把"暗度陈仓"式的词的诗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一种诗化倾向的词学理论,而不是将词变为诗的诗学观念。     

唐太宗李世民公文文风辨

对唐初文坛华艳的文风,历来研究者们都认为唐太宗李世民是这种文风的积极倡导者,他的文章也是华靡浮艳的。其实,唐太宗喜好美文不假,他的文学作品中也确实有风格卑弱之作,但其公文作品风格却比较质朴,与其他文学作品不太一样。从公文内容与写作特色等方面对李世民公文文风的辨析,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     

中国韵文文体演变轨迹概论

中国韵文文体的演变轨迹,可据其发育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阶段性特点分为四个时期,即先秦以草创为主要特征的文体奠基期,汉魏六朝以唯美为主要特征的文体自觉期,唐宋以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文体成熟期,元明清以叙事为主要特征的文体鼎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