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视角下数字经济发展的碳减排效应检验

文章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13—2020年的数据,系统构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体系,并将环境规制异质性纳入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构建非线性动态门槛模型,考察在不同环境规制门槛下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发现：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呈现总体上升而局部波动的趋势,存在较大的“贫富差距”;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门槛效应,较低的环境规制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利于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而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并跨过阈值,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抑制区域的碳排放。     

环境规制、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创新

文章通过选取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在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同时,结合数字经济对环境规制影响产生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进一步分析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途径,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趋势,并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上同时具有门槛效应和调节效应。     

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产业转型

文章把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探讨了数字经济、环境规制及二者的耦合效应对产业转型的影响,并基于2011—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产业合理化具有显著的负向促进作用,对产业高级化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环境规制与产业合理化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与产业高级化之间存在“U”型关系;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的耦合效应对产业转型的促进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鉴于此,应加快发展数字经济,重塑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同时应调整环境规制强度,激励产业绿色转型,助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制造业产业集聚、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空间相关性，采用2007—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误差模型，考察制造业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分析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具有较强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在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下，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对于经济情况不同的地区和技术含量不同的产业，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的作用存在差异；此外，利用门槛效应模型发现，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     

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减排”还是“增效”

文章构建了一个关于环境规制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的“污染减排”和“提质增效”效应。研究结论显示,中国城市的环境规制具有“只减排、不增效”的经济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在考虑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异质性讨论揭示出：环境规制“只减排、不增效”的经济效应在东、中、西三个地区均得到验证;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得到明显增强,但仅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而尚未形成“创新效应”;通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可以有效改善环境规制“只减排、不增效”的经济效应;经济发展与能源效率呈U”型变化趋势,并且中国正处于“U”型结构的左侧,而库兹涅茨环境曲线并未得到中国城市数据的支持。     

数字经济、知识溢出与区域高质量发展

文章在测度数字经济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与区域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该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且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通过偏微分分解发现，在科研人员溢出空间权重矩阵下，直接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与区域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倒U”型关系并不明显，而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在科研资本溢出空间权重矩阵下，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U”型影响，而直接效应的影响不显著。拓展性分析显示，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U”型影响。     

FDI对中国碳排放强度影响的门槛效应检验

文章以1997-2015年中国30个地区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普通面板基准模型,实证检验了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在东部和中部地区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表现出“污染光环效应”,且东部大于中部;在西部地区则表现出显著的“污染天堂效应”;在此基础上,构建门槛模型就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影响的区域差异进行非线性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经济发展、人力资本、环境规制、金融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下,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门槛效应,当门槛变量越过相应的门槛值时,有利于FDI降低碳排放强度作用的发挥.     

数字经济的增长效应及其影响机制

文章测度了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数字经济发展的综合水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加速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东、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其增长效应也存在差异,数字经济的增长效应在东部地区较中西部地区更明显。机制分析结果显示,贸易开放度对数字经济的增长效应具有“U”型调节作用,全要素生产率则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产业集聚、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基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实证

文章基于2008—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1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工业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度，并对其时空演进特征、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构建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产业集聚与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关系，并通过门槛回归模型进一步考察在环境规制约束条件下产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研究期间虽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水平相对较高，但存在一定下行压力，呈现“中间高、两边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类型转移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并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产业集聚在提升本地区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同时，还存在较强的空间负外部性；产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随环境规制强度的变化呈现边际效益递减的特征。     

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碳排放空间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0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生产函数和因子测度公式测算了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碳排放强度，并借助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内在影响关系，研究发现：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减碳效应”；农业科技进步与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正向空间关联关系；本地区农业科技进步对相邻地区的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即存在“减碳效应”；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非线性影响，农业科技进步发挥了门槛效应，且整体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特征。     

环境规制、科技创新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2007—2016年中国沿海1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考察了海洋科技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U”型变化趋势,海洋科技创新在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并存在双门槛效应。分区域来看,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环渤海地区和泛珠三角地区不显著,在长三角地区显著。从海洋环境规制工具类型来看,市场激励型海洋环境规制工具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显著,而命令控制型海洋环境规制工具则体现出显著影响。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双重视角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的影响均为“倒U”型；在区域异质性方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负，但是对于中部地区而言，这种作用效果却恰好相反；门槛效应显示，城镇化、受教育程度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存在不同效果的门槛效应。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与能源效率

文章基于2006—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模型探究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幅度与质量）对能源效率的动态效应及其异质性，并运用动态面板门限模型实证考察了在不同的产业结构调整强度下环境规制与能源效率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能源效率二者间呈“倒U”型关系；与产业结构调整幅度相比，调整质量更有助于提升能源效率；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幅度与质量）的融合发展对提升能源效率具有更强的效果；同时，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作用具有明显的产业结构调整门限效应，即当调整幅度与质量高于门限值时，环境规制能更加显著地增加对能源效率的正效应。     

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中国2006—2018年工业企业考虑非期望产出的绿色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基于区域异质性视角,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中国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并表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依次通过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检验;各地区行业规模、人力资本和市场竞争力显著促进工业绿色创新,而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因此,应因地制宜设定环境规制政策,充分考虑地区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把握好环境规制的有效强度,从而实现环境保护和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双赢。     

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分析

综合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进程和城乡收入差距三者联系起来,初步判断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非线性的;然后采用2005-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以城镇化率为门槛变量,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关系,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当城镇化水平处于初级阶段时,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当城镇化水平越过第一门槛值进入中级阶段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减弱为不显著,而产业结构高级化仍在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当城镇化水平越过第二门槛值进入高级阶段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都表现为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剔除样本中的极端值、替换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另外,分地区来看,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同样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但不同区域的表现不尽相同,东部和东北地区的门槛效应均表现为倒“U”型;西部地区则“慢半拍”,尚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中部地区则仅存在以城镇化率为门槛变量的单门槛效应。文章分析了其中的原 因,并给出了政策含义。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演变轨迹与影响效应

文章以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组合测度方法设计为基础，从全国、南北、三大地区和省域共4个层面探究了1990—2019年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并对接下来5年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走势进行了预测。研究发现：第一，绝对离差、泰尔指数与阿特金森指数的组合测度结果表明，全国和南北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均呈现“倒U”型变化特征；第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影响因素的区域分异特征明显，教育水平和生产资料对东部地区不平衡的调节作用最强，政府干预、生产资料、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效应最大，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受到技术进步和对外开放的逆冲击效应最为显著；第三，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不仅存在很强的时间依赖特性，而且表现出一定的周期性演变特征，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的预测结果表明，2016—2024年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可能存在“倒U”型变化趋势，这也证实了政府干预过度会扩大地区差异、生产资料流动性加强与对外开放力度加大有助于缩小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论。     

数字经济是否影响了家庭教育消费支出?

在用熵值法测度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三轮调查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就数字经济对家庭教育消费支出的影响机制、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家庭教育消费支出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数字经济在一定限度内通过助力家庭增收以激励更多家庭教育消费支出，但无法减少家庭经济资本导致的教育消费支出差异，降低了数字经济通过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缓解了部分非自致性因素导致的教育不公现象，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和家庭教育消费支出的倒U型关系更为明显。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旧成立。未来，政府需要结合经济、社会环境制定教育政策以提升教育体系对就业技能、学历等变革的适应性。     

研发投入强度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

本文采用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运用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技术考察了研发投入强度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之间的非线性关联.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强度对产业绩效的影响呈显著的倒“N”型非线性特征.进一步基于空间异质性和产业异质性的双重视角考察发现:一是研发投入强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门槛效应,东部地区表现出边际效率递减的正向非线性特征,而中西部地区则和全国情况基本一致;二是研发投入强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的门槛效应表现出明显的产业异质性,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均呈现倒“N”型关系,节能环保、新材料和生物等产业均存在“U”型关系,而新能源汽车产业则表现为正向非线性效应.因此,实施差异化的研发政策,兼顾研发资源投入能力与管理能力提升应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活动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门槛效应、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

根据“环境库兹涅茨假说”,随着经济的增长,环境质量先恶化后改善,变化过程中存在着所谓的“门槛效应”。本文采用Hansen（2000）提出的“门槛回归”方法,以108个国家和地区作为横截面数据,对影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多个因素进行了门槛效应分析。结果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收入水平、工业发展水平和贸易开放程度都存在着“门槛效应”。我们发现,当贸易开放程度作为门槛变量时,可将“低收入-高工业”的国家分成两组。而在“低收入-低工业”、“高收入-高工业”和“高收入-低工业”的国家和地区中不再有“门槛效应”的存在。     

中国区域环境规制“绿色悖论”空间面板研究

文章以STIRPAT模型为框架,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研究了我国区域环境规制是否存在碳排放的“绿色悖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省际人均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80％左右的省区体现为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的碳排放特征;环境污染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工业SO2去除率两种环境规制指标存在明显的“绿色悖论”效应,污染物排放相对指标对碳排放没有显著影响.环境规制的联合效应可以削弱单个环境规制变量的“绿色悖论”效应,也可以通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间接削弱“绿色悖论”效应.技术进步的碳减排效应总体来说变化幅度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