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集聚、经济距离与地区生产率增长——基于江苏省县域层面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04—2019年江苏省44个县域的面板数据，在测算并分析地区生产率水平时空演变的基础上，以经济距离为空间权重，结合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了经济集聚对地区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县域的生产率水平在样本期内稳中有升，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分时期从南到北依次递增；经济集聚显著促进了地区生产率增长，存在着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但这种由经济集聚和经济距离的共同作用所引致的空间溢出效应更偏向于综合技术效率的提升，而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不明显。同时，还进一步探讨了经济集聚影响地区生产率增长的时空异质性。     

服务业地理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EG指数对我国2003～2010年14个细分服务行业的空间地理集聚程度进行了测算,运用门限回归模型就服务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表明:我国服务业整体集聚结构较差,各行业的集聚程度有所不同;不管是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门限回归模型都表明,我国服务业集聚主要是推进了服务业的技术进步从而促进了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门限回归模型还表明服务业空间集聚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门限效应,其影响主要是正向影响的边际效应将逐步减弱,服务业空间集聚应该有一个最佳规模.     

异质性企业的空间选择与地区生产率差距研究

 本文在融入企业异质性的空间经济学理论框架下,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微观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检验异质性企业的空间选择与产业集聚效应对地区(企业)生产率差距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1）异质性企业的定位选择行为在中国显著存在,并且是影响地区（企业）生产率差距的另一重要的微观机制;（2）在中国,地区产业集聚并没有对本地企业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即集聚效应并不明显。     

集聚效应、集聚效率与城市规模分布变化

摘　　要:本文从城市集聚效应的视角,分析我国城市规模分布的结构性变化的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包含集聚效应的城市总量生产函数的计量经济学模型,然后应用OLS方法估算我国不同规模等级城市的平均集聚效应指数和平均集聚效率指数．并对比分析其对城市规模分布变化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平均集聚效率指数的高低与城市规模分布比重的增减相一致。     

城市规模与人力资本技能溢价: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

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的个人样本数据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考察城市规模与异质性劳动力收入和人力资本技能溢价的关系,并结合城市集聚经济理论和空间知识经济理论对其内在影响机制进行剖析与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大城市在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的作用下具有更高的劳动力名义工资和技能溢价水平;考虑不同规模城市的生活成本差异后,补偿效应会部分抵消大城市的工资溢价,对劳动者的实际收入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弱化大城市的技能溢价水平。进一步的非线性效应分析发现,城市规模与劳动力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分别存在倒U型和正U型关系;通过比较城市规模对不同收入群体技能溢价的差异性影响验证了群分效应的存在。研究结果对于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不同规模等级城市人才政策的制定以及技能异质性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中部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选取2003~2009年我国中部地区81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区位商指数测算了生产性服务业及其六个细分行业的集聚程度,文章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六个方面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政府行为、金融发展程度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信息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与城市规模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作用显著。因此,文章提出了中部地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措施,以期更好的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     

数字经济、产业链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兼顾绿色生态与经济发展的指标,是衡量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文章基于2011—2021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产业链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作用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产业链创新间接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城市区位、规模、级别异质性,其中对东部地区城市、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影响更显著;数字经济子维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数字金融的直接效应更大、互联网发展的间接效应更明显。     

行业溢出、动态集聚与城市制造业就业

文章研究了城市集聚经济对制造业就业的动态影响,将行业内溢出效应和行业间溢出效应纳入统一的动态空间分析框架,测算了丰富的集聚机制途径,对集聚经济中各种机制作用的方式和结果进行了考察。基于此,结合城市以及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单一行业的发展会对行业的发展产生限制,多样化发展促进了城市制造业就业的增长。在多样化集聚的机制中产业关联显著的促进了产业发展,而技术和劳动力共享的作用并不显著。行业的集聚机制会由于技术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异。利用所构建的模型,对城市跨行业集聚强度进行测度的结果显示,2002-2013年期间每年多样化集聚对城市产业劳动力的增长作用约为2.56%。     

制造业集聚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在绿色发展背景下,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制造业集聚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使用两期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度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在考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后,制造业集聚的环境负外溢性以及技术锁定效应强于环境正外溢性和技术创新效应,导致制造业集聚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制造业集聚对私营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更强。扩展分析表明,制造业集聚对企业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均会产生负向影响,并且制造业集聚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主要是由于制造业集聚阻碍了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导致的。     

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动态测算与区域特征分解

文章运用超效率EBM模型和GML指数对2006—2020年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动态测算,并引入版块维度对其区域差异进行考察,研究表明：（1）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受益于技术进步,掣肘于技术效率变化、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2）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平稳向上;从省域看,以2015年为界分为动荡期与平稳增长期;从地理版块和城市群版块看,无明显变化节点,但不同地理版块的生产率受区域资源及地带影响,城市群版块的生产率受产业结构及行业转移影响。（3）从空间集聚特征看,地理版块不存在空间集聚性;而城市群版块在2009—2020年高质量集聚区较少。     

能耗指标的投入占用产出研究

能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能源消耗指标成为当今社会经济工作的约束指标。本文利用投入占用产出技术分别提出了生产、生活以及进出口贸易领域的能耗指标,即：生产综合能耗指标,人均生活综合能耗指标和进出口完全能耗综合指标,并且利用能源投入占用产出表进行了模型分析。实证分析表明,新的能耗指标在国内外生产生活和进出口贸易领域的能源问题上具有很强的可比性和可操作性。     

乡镇统计工作机制有效运转的思考

 乡镇统计是统计工作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目前统计工作的薄弱环节。巩固和加强乡镇统计工作,推动乡镇统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建设,促进乡镇统计工作机制有效运转,本文提出了具体的设想和思考。本文重点从乡镇统计站建设、人员建设、制度建设三个方面,对乡镇统计工作机制有效发挥作用进行研究,目的在于推进乡镇统计工作机制产生有效生产力。     

利润最大化区位理论与广州高房价的根源

本文利用利润最大化区位理论,建立房价模型,实证研究广州房价持续上涨的根源。发现影响房价的主要因素是住房供给的短缺,次要原因是高成本以及严重的贫富分化。其体制根源在于自由竞争的地产需求市场与计划经济的地产供给市场之间的矛盾,政策根源在于政府变为“经济人”,一味经营城市,经济根源在于因竞争和权力垄断所导致的产业分化,社会根源在于广州市民不合理的住房消费习惯。因而,近期来讲,加大土地供给、改革土地出让方式、实行房地产累进累退税是抑制房价的关键,从长远来讲,要建立自由竞争的地产供给市场,变“经济人”政府为服务性政府,优化产业结构,取消“国字头”行业特权。     

公交车辆在中途站点的排队论分析

公交站台停靠区的排队问题决定了公交车辆的通行能力。把公交中途站台与公交车辆模拟成一个单服务系统、公车到达率 ,两服务率 、 的负指数分布的排队M/M/1/N系统。根据排队论理论,实测计算了北京中关村海淀黄庄、人民大学站点公交车辆排队队长,站内逗留时间等参数。结论为：城市主干道关键站台改造为主、副双公交站台制式以及调整公交线路布设,优化各线路发车频率是花费成本低,畅通成效大的解决站点塞车排队的方法。     

QUALITY CONTROL METHODS IN LARGE-SCALE ASSESSMENT PROCEDURES USING 'DOUBLE-MARKING' OR 'PARTIAL DOUBLE-MARKING'

Ensuring a standard of assessment in situations where marking panels are used is fraught with difficulties, particularly where essay-type responses are to be marked. This paper discusses 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 procedures, similar to those used in industry, to help moderate marking quality when ‘double-marking’ or ‘partial double-marking’ are used. When questions are assessed by the same two markers, the scores assigned to responses by each marker may be adjusted so that their assessments are on average equal in terms of location and scale.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methods of controlling sequential assessment, and demonstrat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techniques in evaluating marker consistency, using data from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s in geography.     

我国CPI波动的长期驱动力与短期驱动力 ——基于CPI分类指数的分析

 本文根据2001年1月至2008年4月我国CPI篮子的8类居民消费价格分类指数的月度数据,分析了我国CPI波动的特征,并运用Gonzalo和Granger(1995)以及Darrat和Zhong(2002)提出的检验协整系统中的长期驱动力和短期驱动力的方法,从CPI分类指数的角度实证分析了我国CPI波动的长期和短期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我国CPI波动的具有明显的结构性,食品、烟酒及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等5类分类指数价格的变动是我国CPI波动的长期驱动力,而食品、衣着、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等5类分类指数价格的变动是短期驱动力。     

森林总经济价值核算研究

森林总经济价值,又称森林的经济效益。人们关注森林对人类的影响,还仅仅是最近几十年的事,而进行测度森林效益的尝试,更只是最近若干年的事。直到现在,这种尝试都还很幼稚,很不完善。战胜了１９９８年特大洪灾之后的中国,人们对洪灾的教训及成因进行了深刻反思。作...     

人民币内向均衡实际汇率与错位测算：1997-2007

 本文基于行为均衡汇率(BEER)理论,运用边限协整检验方法,测算了1997年1月—2007年12月期间人民币内向实际汇率均衡水平和错位程度。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内向实际汇率在大部分时间里错位,不过总体而言错位并不严重。     

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行为的观测和实证研究 ——基于浙江省制造业1454家企业问卷调查的分析

 本文在浙江省制造业1454家企业大样本调查问卷的基础上,在微观层面研究了企业创新行为以及影响因素。首先利用统计分析的方法考察了企业创新投入的特征、创新投入的行业分布以及创新投入的产出绩效,并且发现了企业规模与R&;D强度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这与安同良等人发现的倾斜V型关系的结论不同。其次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在有效控制了企业所处行业的技术水平差异、企业产权结构、政府资金扶持、企业品牌和企业设备技术水平后,研究发现：企业规模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也呈现较明显的倒U型关系,并且存在规模“拐点”;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出口贸易对企业创新投入并不显著,但发达国家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设置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技术标准化要求对企业创新投入有比较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企业集聚对企业的创新投入的影响并不确定。     

简明统计学术史纲要

 本文首先探讨了统计学术史研究的时间范畴;其次将统计学术史划分为四个不同发展阶段：萌芽中的统计学（1654—1750）、推断统计的兴起（1750—1827）、统计学应用领域的拓展及在遗传学领域的突破（1827—1907）、现代统计学理论的建立（1907—1935）;最后本文给出了统计学术史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