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及其价值理念——基于族格的视阈

族际政治研究提出,多民族国家中的各民族应被看做平等的权利义务主体,各民族无论大小、强弱,都具有平等的权利和尊严。以族格为视阈进行考察,族际政治的价值理念和原则为:基于族格自然权利的预先制度安排;基于族格平等和尊严的社会公正;基于族格平等和尊严的多元文化权利;族格与人格的双重保障——民族成员更完整的人权;国格、族格、人格的统一——宪政制度下共享政治认同。族际政治既承认了民族的政治身份,也间接地承认了公民身份的民族特性,有助于实现个人、民族、国家认同的和谐共存。     

族际政治民主化在南斯拉夫的失败——多民族国家治理视阈下的研究

"族际政治民主化"作为一种多民族国家治理方式,强调民族分权的民主。在多民族国家中,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的权益,是国家正义的应有之义。但是,如果把国家民主的主体落到各个民族单位时,最终的发展结果就是"族主"。而如果离开了国家有效控制和建设的"族主",必将成为挑战国家统一的力量。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所采取的"民族共和国"制度正是"族际政治民主化"理论的集中体现。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走向解体的原因正是在于其过度强调民族分权的治国原则,而这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凝聚力和整合能力,给国家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     

论多民族国家的族际关系治理

在当代多民族国家,族际关系问题不断凸显,并对国家政治共同体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在国家治理的视域中,族际关系治理已经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根本任务,关系到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及民族国家制度根基的牢靠和稳固。多民族国家的族际关系治理,应秉承＂国家主义＂价值取向,遵循＂求同存异＂的向度原则,从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和社会治理等多个维度展开。     

多元一体: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族际整合与合法性

多民族国家内部族际利益的整合对整个国家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将族际政治冲突控制在不致危及整个多民族国家生存的范围内,是所有多民族国家族际整合的底线,在这个底线以内,爱国主义无疑有着巨大的族际利益调适功能,这个调适过程是持续不断的,并应力求避免任何僵化的或倒退的方略。历史与现实都表明,民族的充分发育和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结成一个具有一致利益的共同体,更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我们所要做的是确保族际利益整合的公正性及建筑其上的政治合法性,追求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试论毛泽东民族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族际政治整合模式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初步形成了慎重、民主、渐进的族际政治整合方针;国家主义的团结、平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价值整合模式;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模式;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等＂多元一体格局＂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族际整合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多民族国家的政党与族际政治整合

政党原非族际政治的产物,而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但是,在多民族国家,族际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政治关系,政党必然与此相联系,并因而具有民族属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党必然地要在族际政治整合中发挥作用,成为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的重要角色.当然,在不同的多民族国家,以及多民族国家不同性质和不同地位的政党,政党的族际政治整合又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会形成不同形式和不同作用的政党族际政治整合.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多民族国家政党的族际政治整合价值将进一步彰显,政党族际政治整合的地位将进一步凸显.     

论族际政治文明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文章论述了族际政治文明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相互关系。民族政治与治理是多民族国家治理的重大议题;一个多民族国家是否能够达成善治目标,与其民族政治的理念、路径、制度、法治与治理现代化是否成功紧密相关。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包括民族政治文明理念、民族政治制度完善、民族事务依法治理。实现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必须要坚定贯彻中国在族际政治文明方面的理念、制度和法律,深化族际政治文明的建设;面对日益复杂和多元的多民族社会环境,我国应借鉴和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族际政治文明理念和治理经验,发展协商民主,实现民族事务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与法治化。     

族际网络的形成机制和社会效应——基于中国西部地区的实证发现

聚焦中国西部地区族际网络的形成机制及其社会效应。通过对中国西部社会经济变迁调查数据开展实证分析,并使用倾向值匹配方法加强因果推断,最终得到两个结论：第一,族际网络的形成机制中,空间聚居、民族文化、家庭结构和个体特征发挥着重要影响;第二,族际网络具有丰富的社会效应,可以优化社会资本和促进民族团结。无论族际聊天还是族际友谊,这种跨越民族边界的社会交往,可以显著扩大网络规模、提高网络顶端、增加网络差异和提升网络均值,由此优化个体社会资本,并显著促进民族团结。未来民族工作需要关注空间聚居和民族文化对族际网络的潜在制约,并且充分发挥族际网络所蕴含的社会效应。     

阿富汗的族际关系与国家重建

族际关系问题是多民族国家难以回避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作为历经冲突后正处于重建状态的国家,阿富汗面临的相关问题就更加令人担忧,国际社会也面临被解释为族裔冲突的各种挑战。尽管族际关系问题在战前尚未构成关系到阿富汗国家存亡的政治因素,也非其社会冲突长期存在的唯一原因,但是自1992年以来却成为引发阿富汗武装冲突的主要原因。实践证明,阿富汗族际关系问题应由参与国家重建的各族自己去解决,未来阿富汗各族必须共同努力,反对族裔歧视的衍生和发展,只有这样其国家重建才能获得基本的运作前提。国际社会支持或反对某一族群利益诉求的举措,很可能成为该族群利用族际关系争取自身利益的实践,难以对解决阿富汗冲突有所助益。"民族团结就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等治理观,为多民族国家和多样化世界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处理族际关系和纷繁事务的新理念。     

茶马互市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述论

茶马互市的兴起是农牧自然分工和茶叶生产发展基础上族际交往的结果,族际关系的变化使茶马互市迅速发展。明朝"以茶驭番",将茶马互市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随着国家统一格局的巩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茶马互市逐渐转型。茶马互市带动了族际贸易的发展,推动了族际交往交流的扩大;改善了交通,为族际交往交流创造了客观条件;促进了语言互通和民族混居,加深了族际互信与交融。茶马互市对当前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少数民族的族际通婚和文化适应——基于云南通海蒙古族的实证研究

基于云南通海蒙古族的实证研究表明,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充分不必要条件：政治领域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重要内核;民族心理交融是族际通婚的深层根源;地理和社会领域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客观条件;族际通婚不必然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消弭。在族际通婚逐渐增多的情况下,通海蒙古族仍然具有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强烈愿望。这表明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实践路径具有复杂的多面向,族际通婚是一项实现深层次民族文化交流和心理交融的方式。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仍需少数民族在更多领域文化适应的支持。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族际政治治理合法性探析

族际政治治理是多民族国家运用国家权力,将国内各民族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并维护这个共同体的政治过程.从中国民族融和的历史演绎、所处国际环境与国内影响因素来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的族际政治治理具有合法性.     

新疆族际婚姻的调查与分析

新疆族际婚姻数量较少，但经历了一个逐渐增多的过程。新疆各地、各民族均有族际婚姻发生，同时明显存在数量多少及难易程度的差别。研究表明，在多民族共居的社会，如果社会平稳发展，各民族社会政治地位平等，民族关系和谐，民族间文化差异的大小是影响族际通婚规模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论中国族际政治整合能力的帕累托改进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节点,我国迫切需要提升族际政治整合能力,不断培育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族际政治整合的核心能力主要体现为民族均衡发展能力、民族事务法治化能力、政治合法性建构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能力。随着当代中国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双重张扬,中国族际政治整合能力拥有很大的改进可能和提升空间。在以人为本的理念驱动之下,当前我国要充分运用新公共管理的相关理念和大数据时代的科技智能不断推进族际政治整合能力现代化。     

论魁北克民族分离运动对加拿大政治整合的影响

受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影响,魁北克于1980年和1995年举行的全民公投虽未导致加拿大国家分裂,但其政治诉求优先于经济诉求、族群认同优先于族际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导向对加拿大联邦造成了深刻影响：在国家整合方面,使分离运动合法化并激发了其它族群的分离意识;在族际整合方面,制造了族际不平等并扩大了族际矛盾。由此得到的启示是：国家整合需要国家一体导向的民族政策,族际整合需要民族平等导向的民族政策。     

族际通婚在测量民族关系中的信度与效度——以安徽省亳州市回族为例

在族际关系研究中,族际通婚被学界长期视作为一个敏感度极高的指标,其比例的高低常被用来判断族群之间的亲近程度。然而,这个指标在现实中却存在着信度和效度上的风险。以安徽省亳州市回汉两族的族际通婚为例,较为详细地说明了亳州地区回汉两族之间三种通婚模式的具体内涵,从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角度指出,基于一般性的统计数据来研究中国特定区域的族际通婚及其对中国式民族关系的影响,其结论必然是低信度与低效度的。由于民族身份更改情况的普遍存在,安徽亳州地区的族际通婚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该地区回族内部民族构成的复杂化,进而造成其文化认同的多元化。这些相当数量的虚假的族际通婚情况的存在,致使以族际通婚为关键性指标来检验族际关系不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因此,对于族际关系的衡量还必须参考其他的指标。     

大数据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以族际关系治理转型为视角

大数据时代是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以海量数据为资源，以算法技术为核心，以人工智能为指向的数字信息时代。在大数据时代，族际关系治理呈现出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过程动态化、治理环境复杂化、治理结果的不可预测性等新特征，需要面对区域间“数字鸿沟”带来的治理阻隔、大数据治理理念和治理实践的滞后发展以及族际错误言论的网络扩散风险等现实挑战。为此，亟需从弥合“数字鸿沟”差距、提升各民族公民数字权利实现的可行能力，推进族际关系的数据治理理念和数据治理实践转型，健全数字法治规范、引导族际关系治理法治化发展等方面，回应大数据时代族际关系治理结构的变革需求和治理挑战，以在虚实同构的治理场域中促进族际关系和谐发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族际政治与新时代中国民族事务治理转型

进入新时代,中国民族事务的公共性特征不断凸显,国家与多民族社会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族际关系领域的压力与挑战需要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民族事务治理转型方案。运用规范分析与文献分析方法对当代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基本逻辑的研究表明,通过民族事务治理来维持公共权力资源在国内不同民族间的动态均衡分配是实现族际关系和谐、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途径。结合中国国情,在纵向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府际关系层面,要明晰职能定位、统筹权力划分,促进分权方式由“环节性分工”转为“整体性分权”;在横向的政府与社会力量关系层面,要变“政府管理”为多种社会力量“协同共治”,积极发挥少数民族社会组织的功能及作用,形成多主体协同参与格局。此外,法治化、制度化和民主化也是民族事务治理转型的重要途径。     

族际冲突中族群因素与非族群因素及其相互作用

影响族际冲突的因素可以分为族群因素和非族群因素。族群因素又可分为原生因素和次生因素;非族群因素可分为偶发因素和一般因素。族群因素与非族群因素通过群体身份、历史问题和群体利益相互连结,使族际冲突的当事方产生认知、情绪和价值判断的变化,一方面导致非族际冲突转化为族际冲突,另一方面导致族际冲突升级或转化为更大规模的政治冲突。在应对族际冲突的过程中,应判别族群因素和非族群因素,及时处置由偶发性非族群因素引发的非族际冲突,防范和阻断族群因素与非族群因素的勾连,改善一般性非族群因素以遏制族际冲突的蔓延趋势。     

族际关系共同性的社会身份基础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国内最重要的社会政治关系。差异性、共同性是其间的基础属性,它们之间的关系对族际关系的性质和演变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当下,族际关系共同性问题前所未有地凸显,加强对族际关系共同性影响因素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通过全面的梳理不难发现,族际关系共同性与社会政治身份之间存在本质和必然的联系。其中,同质性的国民身份对族际关系共同性构成了直接的支撑。国民身份的状况直接关乎族际关系共同性的走向。因此,对增进族际关系共同性的分析、阐释和谋划,都必须重视国民身份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