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学术潮流的转换与文献学的发展

明末清初是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传统学术发展演变的重要转折阶段。随着朴学思潮的勃然而兴,文献学研究领域也呈现出新的面貌,考证、辨伪等传统的研究方法重新受到学者的重视,书籍的典藏、刊刻逐渐兴盛起来,目录、版本等专门的研究领域出现转机。凡此种种,文献学各个领域自身的发展变化,既促成了明清之际学术潮流的转换,也奠定了清代文献学发展鼎盛的基础。     

明末清初天主教在江南的传播与发展

自利玛窦开教南京以后,天主教在江南地区的发展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南京、上海、杭州、松江等地的天主教传播相当繁荣。这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播的宽松环境,江南地方官绅的支持和帮助,一批素质极高的传教士的不懈努力,利玛窦传教策略的贯彻执行以及适应本土特点的传教方式的不断探索。     

明末清初词人词论与创作的背离

词的尊体意识的真正觉醒始于明末清初,并在清代得到极大发展。然而由于长期以来词一直被视为“析酲解愠”、“聊佐清欢”的娱乐工具,所以,明末清初词人在词的尊体问题上常常表现出矛盾的心态。这一心态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一些词人的词作往往与其词论出现明显的背离。     

明末清初的朵颜卫与喀喇沁的关系

明初建立的朵颜等三卫 ,在明宣德年间开始南迁 ,到了明废立的大宁都司地区。蒙古本部在明中后期时势力扩展到了整个辽东地区并控制了朵颜三卫 ,其中右翼喀喇沁人几乎控制了整个朵颜卫人。明末蒙古左右翼间的矛盾再次激化并发生内战 ,结果喀喇沁被左翼林丹汗打败 ,部众溃散 ,投奔了后金 ,被编入八旗军中 ;而喀喇沁统领下的朵颜人投靠后金时后金以喀喇沁的名义为他们设立了三个札萨克旗 ,驻牧在其原地上 ,即清朝卓索图盟喀喇沁三旗     

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与西画东传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们因传教之需向中国输入了大量的西洋绘画。西洋绘画的输入对中国传统画风产生了重要影响,画坛上开始出现传统绘画与西洋绘画相融合的新局面。“西画东传”是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     

论明末清初杭州地区通俗小说的创作与刊刻特征

明末清初杭州的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出现了新的特征:在数量上,刊刻趋于衰落,但创作出现繁荣;在质量上,创作与刊刻都注重走精品路线:书坊主注重插图精美,刊刻精准,态度严谨,评点认真、精细。小说作家注重对地域特色的自觉追求,注重对小说艺术的探索与创新;书坊主与小说家的关系密切。     

论赵执信的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

与清初诗坛其他“宗唐”者专意于某一诗人或某一诗风不同,赵执信宗法唐之诗歌精神。在“宗唐”旗帜下,他力图包容诸端、“兼擅并美”。考察赵执信的诗歌创作,与其诗学思想大致相符,即多种风格均擅,阳刚之美虽为主流,但并不偏废其余风格     

交际与生计——明末清初的文学生态与今诗选本

清初今诗选本的繁荣与清初诗坛的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交际和生计等因素是其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由社事活动而形成的广交游、通声气的"朋友圈",为今诗选本的编选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社事活动最为活跃的江浙地区,是清初编刊今诗选本的主要区域.而清初诗世界局面的形成,使得那些或无意功名、或考而不中的选家借选诗以糊口、扬名.入选诗选的"版面费",令我们对选家的谋生有了具体的感知.在因交际和生计的现实需求而引发的编选今诗选本的热潮中,由于选家的眼光、功底的差异而使选本呈现出了不同的意义和价值.     

艾儒略与张赓——明末清初天主教在福建的传教策略

艾儒略是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之一,他用中文写了大量的文章来宣传天主教的教义、礼仪,其中《圣梦歌》是和张赓合作完成的,张赓还为艾儒略的《口铎日抄》做序,为《五十余言》做题。本文拟通过两人的交往来探索明末清初天主教在福建的传教策略,以及当时中国天主教徒的心路历程。     

明末清初天主教对中国民间祭祖习俗的文化批判与适应改造

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在是否容忍信徒祭祀祖先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对民间祭祖活动中的一些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仪式则一致反对,对民间祭祖习俗予以批判。然而,令人尴尬的是他们无法从根本上禁止中国民间社会中的祭祖习俗,即使是对中国教徒也做不到。因此,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在对民间祭祖习俗进行文化批判的同时,对民间祭祖习俗采取某种程度的适应与改造。     

从需要层次理论看赵姨娘与曹七巧的人生悲剧

曹雪芹笔下的赵姨娘和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是两个"坏女人"的典型,但她们并非生就的恶人。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正常人各种需要的严重缺失与匮乏是导致人的心理扭曲、人格丧失和行为变态的重要原因。由此看来,赵姨娘和曹七巧人生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她们正常人生需要的缺失与匮乏所致。在这个意义上说,赵姨娘和曹七巧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坏女人",而是现代意义上的女性悲剧的典型。     

李渔戏曲叙事中的"消愁"观念与明末清初的江南城市文化

在李渔的观念中,"传奇原为消愁设",戏曲的主要功用是娱乐消愁.李渔的戏曲创作宗旨就是博人一笑,替人消愁.这一观念反映出中国古典载道文艺向娱乐文艺的蜕变,这种蜕变是明末清初江南城市社会文艺活动的一个特点,显现了江南城市文化的一种时代特征.同时,李渔的诙谐又是明末清初江南城市这一特殊时空里的一种生存智慧.     

古代宗族与科举仕宦的关系研究——以明清徽州社会宗族为例

我国古代社会具有较强的宗族性特征,宗族在教育方面的重视程度与其成员在科举、仕宦方面的成功呈直接的正相关关系.研究古代中国宗族与科举制度之间的影响,能有效了解中国教育形态的变迁与成效.明清时期徽州在科举及仕宦方面成就显著,其宗族在对子弟科举、仕宦方面的奖掖形式及旌表方式经过年代的传承具有了风俗的特质,这为我们研究古代中国宗族教育提供了非常好的范本.     

嫡庶制度的受害者与男权社会的反叛者--赵姨娘母子、龙氏母女比较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和不少读者认为赵姨娘母子卑贱下流;<醒世姻缘传>的作者和不少读者认为龙氏母女泼悍、没有教养.如果将赵姨娘母子与龙氏母女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上述观点是一种偏见.其实,赵姨娘母子是嫡庶制度的受害者,应引起我们的同情;龙氏母女是男权社会的反叛者,值得我们敬佩.     

明末清初在野文人社会理想的现实困境与希望之光——从艾衲的《豆棚闲话》说起

明末清初易代之际,以艾衲为代表的在野知识分子面对纷繁乱世和传统道义缺失的现实社会,其理想世界不断被强权挤压而失去生存空间时,不得不寻求一条能为士人和百姓接受的希望之路。良心一途,既承了心学良知一脉,又能劝化人伦,便成为照进艾衲理想世界里的一束希望之光。     

“因应”与“吸引”——明末清初西方在华传教士的传教策略

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来华传教士为传教,采取“因应”和“吸引”策略,心理上最大限度消除了中国人长久以来形成的对西方的鄙视;言行上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西方传教士传播基督教义的抵制;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满族语言与历史文化的阐释空间——读赵阿平教授的《满族语言与历史文化》

人们通常采用考古学的方法以及利用传世典籍来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语言的一些特殊属性使其成为记录历史文化的活化石,通过对民族语言的研究发掘该民族历史文化的面貌及其发展状况,是一种科学可靠并且实用的方法.通过对几种传统上研究古史古文化方法的比较与分析,探讨赵阿平教授的〈满族语言与历史文化〉,该书为研究满族历史文化及相关学科问题开辟了全新阐释空间.     

反清与仕进：辛亥鼎革之际山乡士子的命运殊途与汇流

辛亥鼎革之际,川鄂地方的政治形势复杂多变,黔江士子面临人生与政治上的双重困局。科举停废、学堂新兴改变了黔江士子的仕进之路,同时,会党活动和革命风潮为读书人提供了新的价值实现方式,当地两位普通生员温朝钟、彭阜成在辛亥前后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可谓典型个案。无论是人生的“逆取”还是“顺取”,温、彭二人的政治认同最终合流。以二者为代表的黔江“士变”,从侧面揭示了清廷统治之社会基础在边缘山区的崩解,以及传统知识精英在民初地方社会秩序重建中的重要作用。     

一个农民市民化过程较为平顺的社区——H市Z社区的经验与问题

本文基于H市Z社区的个案研究,揭示在郊区城市化进程中如何才能较为平顺地解决农民市民化的问题。本文发现,Z社区农民市民化的基本经验包括:其一,长时段的角色过渡和转换,其二,与老市民充分的交往和互动。这对于其他众多城郊社区平顺地实现农民市民化具有参考价值,它表明:对于农民市民化过程必须保持相当的耐心,同时也要创造更多的机会、场景、途径让新老市民进行充分的交往和互动,从而保证农民市民化的平顺实现。     

徽州方言探秘之六：“囡”与“囝”的应用空间

研究方言的姜亮夫先生说：“今江浙亦谓小儿为鹿,俗造囡为之”。这个判断大体上是不错的。而且这个“囡”字俗造的时间大约就是明代,因为明代万历年间,就曾有顺天举子李鸿在卷子上写了这个“囡”字。而被当时的吏部郎中高桂在皇上面前参了一本。据说调查的结果是认定李鸿写了错别字,但实际上如果仅仅是一个写错别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