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权概念到法权逻辑——中国法权研究评析与展望

法权在中国是一个既熟悉又混乱的名词和概念,较少上升为一个上位概念的法权.在英文文献中,还没有一个与汉语法权完全对应的单词.是一个既不完全相同于权力,更不完全等同于权利的概念.不从权力和权利的互动和辩证关系中理解法权,则无法建立一种法权逻辑.法权逻辑是指对法权关系进行重新安排的一种思维、理念,并循着这种思维和理念,对中国的法理论、法制度进行重新梳理、厘定和建构的过程.对于法权来说,一种新的法权概念实际上包含着两个方面的维度,其一是公权的建设和规范,其二是私权的维护和保障.这两个方面的维度构成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法权逻辑.法权逻辑的重新确立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较大意义.     

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的理论初探

政策执行模式经历自上而上模式和自下而上模式后,正向一种双向互动的公共对话式模式发展。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是一种基于公民权、政府的公共性和服务本质、宪政民主价值等理念,并且强调平等、共识、辩论、尊重公民权、行政人员的自主性和个人责任、官民双向互动的新型公共政策执行模式,这一模式对于促进有效的政策执行进而实现公共政策的最终目的具有重要意义。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面临诸多挑战与困难,但公共对话本身蕴藏的无限潜力使得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并不是不可攻破的,很多矛盾与悖论可以向着有利于政策执行的方面转化,其有着无限的发展前景。     

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的理论初探

政策执行模式经历自上而上模式和自下而上模式后,正向一种双向互动的公共对话式模式发展。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是一种基于公民权、政府的公共性和服务本质、宪政民主价值等理念,并且强调平等、共识、辩论、尊重公民权、行政人员的自主性和个人责任、官民双向互动的新型公共政策执行模式,这一模式对于促进有效的政策执行进而实现公共政策的最终目的具有重要意义。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面临诸多挑战与困难,但公共对话本身蕴藏的无限潜力使得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并不是不可攻破的,很多矛盾与悖论可以向着有利于政策执行的方面转化,其有着无限的发展前景。     

政策终结过程中政府公信力下降问题浅析

公共政策在执行由于过时、无效、多余而需要终止,但在终结过程中,由于政策终结存在的多种因素的影响,往往引起各个社会群体对政府的政策终结行为产生信任危机。对此,本文通过对存在的不信任人群以及不信任的体现进行分析,揭示政府公信力在政策终结过程中下降的原因,试探如何在政策终结过程中保持政府的公信力。     

乡村治理过程中"精英俘获"现象及其防范研究

乡村精英历来是推动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精英俘获却成为导致乡村治理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因素。该文从精英个体和精英村庄两个层面出发,研究发现精英群体在"基缘维、间距维、交频维、信传维、助行为"的关系上更易结盟而诱发精英俘获,是乡村治理过程中精英俘获资源的主要行动逻辑。该文认为,国家政策的统一性与基层执行的灵活性、地方政府对精英的依赖性、精英本身的自利性、村民的容忍性、乡贤"报本反始"精神的内生性、定点帮扶干部地位的重要性、中心村建设的必要性,是促成精英俘获现象发生的主要机制,并从运作制度的创新、监督程序的强化、考核模式的转型、公共精神的重塑与精英价值的修复五个方面探寻防范精英俘获的路径。     

政策执行过程研究：社会建构论的视角

指出社会建构论为政策执行过程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认为社会建构论强调现实的社会建构性与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主张行动与规则之间的构造关系；在政策执行过程研究中引入社会建构论，通过展现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行动者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及其他们之间的多元互动关系，不仅有利于揭示现实的政策执行过程，而且有助于重新认识政策文本与政策行动、政策执行与制定的关系。     

社交媒体推动政策终结的多源流分析——以武汉市取消路桥隧收费政策为例

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沟通方式,同时也对公共政策的过程产生了深刻复杂的影响。本文运用多源流理论,探讨了社交媒体对武汉市路桥隧收费政策终结的影响。研究发现：在问题流中,社交媒体充当了政策运行效果的反馈机制,加速政策问题的曝光,同时扩大焦点事件的影响力,使其顺利打开问题之窗;在政策流中,社交媒体整合了信息资源,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政策讨论的公共空间,加速政策终结方案的筛选;在政治流中,社交媒体成为公众情绪的放大器与显示器,激增的国民情绪与政府换届推动了政治窗口的打开;最终政策企业家抓住政策终结窗口开启的时机,借助社交媒体平台公开宣传政策终结建议,促使三流耦合,推动政策终结。研究认为,政府在公共政策过程中要正确认识社交媒体的作用,合理利用社交媒体实现政策终结。     

二元教育政策与民办幼儿园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地方机关、市场和民办园的角色关系发生微妙的变化,由政府部门直接管理的幼儿园,部分出现在市场机制的调控下。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依循传统的二元教育政策执行模式,即自上而下的教育政策执行模式与自下而上的政策执行模式出现了很多问题。分析二元教育政策模式下民办幼儿园发展出现的问题,以期为民办学前教育的良好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透视非常态式的政策终结——兼论我国公共政策终结的科学化、民主化与法制化

政策终结是公共政策实施过程的重要环节。在现实公共政策实践中,存在着常态式的政策终结和非常态式的政策终结两种情况。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对非常态式的政策终结进行分析,有助于探究非常态式政策终结的原因和克服非常态式政策终结的对策。在我国公共政策终结的实践中,应当注重与公共政策各个环节协同配合,进行科学的政策论证,推进公共政策终结的科学化、民主化与法制化。     

博弈视角下的煤矿安全政策执行问题

博弈已经成为煤矿安全政策有效执行的"瓶颈"之一。利益主体博弈主要由利益差别、利益分配不均衡、特殊利益和高得益额等四个方面导致的。利益主体的博弈最终导致煤矿政策执行出现偏差、煤矿政策执行成本增加、政府利用公共权力进行"权力寻租"和削弱煤矿政策的有效效力等四个消极后果,损害了煤矿政策的权威性与有效性。为此,中央政府以后应当从加强利益整合和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削弱地方政府间博弈,加强政府间合作效应,完善行政问责,优化政策执行主体,建立健全煤矿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建设,促进煤矿政策良好执行。     

和谐社区治理主体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在分析社区治理过程中国家权威重建、社区社会组织兴起、社区精英对社区治理过程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营造和谐社区过程中,必须构建国家与社区社会组织的适应性互动、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精英的引导性互动、国家与社区精英的整合性互动三种社区治理主体的互动模式。     

权威、权力与秩序——广西金秀大瑶山瑶族村治变迁中的会通逻辑

传统时期,国家法对金秀大瑶山瑶族的影响较弱,瑶民充分赋予石牌头人权威以有效维护区域社会秩序。国家法向大瑶山延伸并交织进瑶族传统村治规则后,瑶区传统性的村治权威被现代文明冲淡,渐而让渡于国家正式的法权制度,村落精英和地方权力干部并置建构着瑶村秩序。这种异生的村治＂范式＂使社会关系彰显出资本化色泽,衍变为创生和维系瑶族乡村秩序的会通逻辑。     

政策传播与政策变迁的关系——基于“农民工”公共议题的实证考察

媒介对公共议题的建构影响着相关政策的变迁过程。采用文本分析法,比较分析农民工政策变迁过程主要时间节点前后相关政策的媒介建构特征。结果表明,在政策议题形成前、政策出台及实施过程中、政策变迁未完成时及相关政策进入落实阶段后等不同的政策变迁时段,媒介以其独特的议题建构方式,对政策变迁起着不同的作用。研究建议,政府在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确定政策议题过程中应重视相应时期的媒介议题,在政策出台及实施过程中应谨慎对待相关议题的媒介建构方式,重视媒介的解读与宣传功能并及时对政策效果进行反馈和修正。     

海西建设的公共政策途径

当前,搞好海西建设的公共政策途径是:探索体现区情的政策制定模式,优化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公共政策;避免政策执行过程的投机行为,有效治理政策变通中违背政策原理的错误现象;克服政策评估出现的认识误区,努力发展促使经济区建设有序进行的评估事业;强化政策监控应有的建设功能,坚决遏制阻碍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消极因素;及时疏通公共政策的终结渠道,科学处理政策周期及政策发展出现的障碍问题;优化公共政策系统的构成单元,实现有效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政策创新.     

法权制约理论视野下行政复议本质属性的考察

在传统权力制约理论无法满足制度和实践需要的情况下,法权制约理论作为一种更为全面和完善的权力(利)制约理论应运而生.在法权制约理论的分析框架下,行政复议的内部结构存在三种法权制约关系,分别是复议申请人权利对复议机关上级行政权力的外部直接制约关系、复议申请人对被申请复议机关下级行政权力的外部问接制约关系以及复议机关上级行政权力对被申请复议机关下级行政权力的内部直接制约关系,其中对行政复议的性质起决定和主导作用的是上级行政权力对下级行政权力的内部层级制约关系,这种制约关系的实质表现就是一种行政性质的监督.因此,在法权制约理论视野下行政复议在本质上具有行政监督的属性,是一种带有一定监督性的行政行为,体现的是行政权力的实施和运用.     

海西建设的公共政策途径

当前，搞好海西建设的公共政策途径是：探索体现区情的政策制定模式，优化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公共政策；避免政策执行过程的投机行为，有效治理政策变通中违背政策原理的错误现象；克服政策评估出现的认识误区，努力发展促使经济区建设有序进行的评估事业；强化政策监控应有的建设功能，坚决遏制阻碍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消极因素；及时疏通公共政策的终结渠道，科学处理政策周期及政策发展出现的障碍问题；优化公共政策系统的构成单元，实现有效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政策创新。     

建构·反思·公共性——陶东风近年学术思想的三个关键词

陶东风教授近年采的学术思想可以归纳为建构、反思和公共性三个关键词,体现他的根本思维方法、问题意识和学术兴趣、政治追求和现实关怀等三方面特点.在"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建构论之争"中,他倡导走向多元对话的建构主义.他对新时期文学从"精英化到去精英化"的过程进行了知识社会学的反思,肯定了去精英化的正当性,也察觉到其中的犬儒主义倾向.他通过对某些大众文化现象的解读,力图重建政治批评、开拓阿伦特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公共领域.     

中国公共产品政府供给的制度困境与创新

中国的公共产品供给过程,是伴随着政府职能转变而变化的过程.近年来,公共产品的供给面临着总量不足、产品品种不均衡、过量供给和供给不足状况同时并存的问题.政府供给公共产品出现问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政府在公共产品数量和质量、生产和供给的制度存在着决策和执行的困难,而造成制度决策和执行困难的原因又可以归纳为制度设计过程中的理想与现实、精英的利他主义与大众的利己追求、志愿主义供给与制度的工具理性、制度设计落后于社会结构形成几个方面矛盾.要解决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问题,就需要将政府的供给过程和居民的需求偏好显示制度结合起来,调整政府决策和执行的灵活性,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     

村委会农地流转政策的执行逻辑及其规制——基于街头官僚视角

官僚政策执行理论与自由裁量权问题是街头官僚理论研究的核心。村委会作为国家政策输入到农村的重要载体,对农地流转政策的有效执行起着决定性作用,而村委会所具有的类街头官僚特征,以及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多重角色冲突,使其表现出特殊的政策执行逻辑,即利己性选择。利己性选择凸显了村委会的私益偏向,阻碍了农地有效流转并严重影响着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政治整合力。实现对村委会政策执行中的权力规制,需要从权力与权利关系层面建构起国家、村民和村委会三者之间的平衡性制度安排。     

道德人格与法权人格——梁启超和张东荪论人格与权利

梁启超对新民人格特征的阐述已经引入权利的思想.这个阐释隐含着一个思考范式的突破,那就是现代中国人不仅仅在道德品格的意义上谈论新民人格,还可以在权利、法权的意义上谈论新民人格.这一理论的突破在后来张东荪的哲学中有了更清晰的表达.张东荪从中西人格思想比较的角度,辨别出道德人格和法权人格两类人格模式,指出在现代性秩序的建构中法权人格的重要性.两类人格学说给我们考察中国现代人格话语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