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对苏政策论略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推行着联苏抗日的政策,这一政策对中国抗战具有重要意义;国民政府的联苏抗日政策是其依靠英美解决中日问题的外交方针与英美远东政策矛盾的产物,它是国民政府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国民政府对苏政策中具有浓厚的“防共”情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联苏抗日政策的效能。     

抗战前国民政府训政的演变

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国的22年历史中,“训政”时期延续了20年之久,抗战前的国民政府训政是奠基和初期实施阶段。由于国民党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相互牵制,训政的纲领以及训政体制的形成,有一个曲折演变的过程。为了维护和加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抗战前的国民政府把“安内攘外”确定为具有全局性的战略国策,这一战略国策使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都不断增强“党治”色彩,走向专制独裁。然而历史事实表明,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国民党的训政体制还没有从整体上完全形成个人专制独裁。政权由初建到相对巩固,在有些方面还有进步的趋势。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关于裁减公务员开发西北问题的讨论

1942年9月21日,蒋介石发布手令,提议裁减中央冗员三分之一,移往西北垦殖或开发实业,其主要动机是为即将控制新疆作铺垫。国民政府高层官员对此大多抱不支持的态度,致使该政策最终大打折扣。由此史实可以揭示出国民政府时期制约西北开发的恒久因素。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开发西部的重大政治举措

抗战时期,为了确保西部地区成为战略后方基地,国民政府加强并加快了对西部地区的开发,其在政治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加强对西部各省的控制和迁都重庆。     

抗战后期国民政府扶植自耕农运动初探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陷入严重困境,同时,大批农民也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社会动荡不安.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稳定农村社会,国民政府从1941年开始召开了多次会议,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来扶植自耕农.在这一过程中,全国14个省的82个县中创设了多个实验区,取得了一些成绩.特别是甘肃的湟惠、福建的龙岩以及绥远的后套,成效更为显著.但由于所需费用巨大,且政府态度消极等原因,这一政策最终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效.     

全面抗战前国民政府空军建设评析

“一·二八”事变后,鉴于中国面临来自日本日趋严重的空中威胁,国民政府军方开始致力于防空计划与战略的制定,期望在五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接近日本的军事航空水平.这些计划随着局势的变化后来被不断地调整,虽未能全部实现,但毕竟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空军(航空队),初步形成了积极防空的力量.在此过程中,国民政府还通过成立航空学校,快速培养了一批急需的空军人才.此外,又与美国、意大利、德国等国的飞机制造公司合作建立飞机制造厂.这些举措对于推进中国空军建设、抵御后来日军的空中侵略,具有积极意义.     

试论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公务员考试制度

通过对国民政府在抗战前试行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历史进行考评 ,意在弄清二、三十年代该政府实行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前因后果以及其特色、短长和遗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 ,以此作为我们今天在改革开放条件下推行政府机构改革 ,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历史参考。     

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方针在大学中的反响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倾向于保持战前正常教育体系而稍加损益。循此思路,国民政府将大部分大学搬迁到后方,并于1939年制订了“战时应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国民政府的这一政策得到了大学界从校长、教授到学生的普遍支持,朝野就“抗战建国”并举达成一致。     

论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学术建国与国学运动的兴盛

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家艰难和民族存亡之际不仅考虑到抗战与建国的关系,而且重视保存民族文化和坚持学术研究,体现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正是在这种文化战略的指导下,国学不仅未因战争的烽火而停止或消散,反而得以发展壮大,使陪都重庆成为国学运动的中心,并再造国学的辉煌.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而坚韧的不可征服的精神.     

论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对苏政策

1941年以后,随着苏联在中国抗战中地位和作用的下降,国民政府对苏政策从抗战初期的联苏抗日转移到反共方面。这首先表现在国民政府乘苏之危,排挤苏联在新疆的势力,隔断苏联与中共的联系通道,并为此不惜中苏关系的恶化。1943年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国民政府积极谋求改善中苏关系,为与苏联订立同盟条约、取得苏联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而不支持中共的明确承诺铺平道路;1945年国民政府对雅塔尔协定的态度转变和在《雅塔尔协定》框架内进行的中苏签订谈判过程中立场的变化,淋漓尽致地展示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苏政策的主题。     

八路军敌军工作方针变化述析

敌军工作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敌军工作从政治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发展为促使日军士兵投降反正的强大政治武器,这与八路军根据形势的发展采取了不同的敌军工作方针密切相关。八路军的敌军工作方针经历了从主要依靠原有工作经验到通过日本人民解放联盟进行敌军工作发展过程。对这一过程从历史角度进行梳理考察,对了解和认识军队敌军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救亡与启蒙: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

为实现孙中山的宪政纲领,为集中全民族的力量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广大中间党派和中国共产党一起在抗日战争时期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民主宪政运动,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也锤炼了广大民主人士,促进了民众民主意识的提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战后中国社会的走向。     

试论全面抗战时期的民族复兴思潮

全面抗战时期的民族复兴思潮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民族复兴思潮的持续展开与深化,是中国人民对民族与国家出路长期思考与探索的必然反映.在极为严酷的条件下,人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围绕民族复兴的本质要求和根本途径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与讨论;认为民族复兴从根本上说是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的复兴,弘扬民族文化,吸取西方文化及其现代科学技术,是中华民族及文化复兴的根本要求;还高度评价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学说和建国思想,誉其为中华民族"惟一复兴的路径".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缉私制度

走私贸易是抗战时期中国的一个重要经济现象,它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抗战时期敌我双方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因此,国民政府相当重视缉私问题,国民政府应对日寇走私策略演变的统一缉私制度尚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但略显迟滞,消极应战的政策和措施居多,不过国民政府的缉私制度在抗战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抗战时期四川民营工业兴衰及其与政府关系研究

抗战时期,沿海大量民营工业迁入四川,内迁企业通过改造、合作、出租出售、扩建等方式及其后方民营企业的新建,四川民营经济获得一个嵌入式发展的良机,但1942年后四川民营工业陷入衰退,其中国民政府的政策导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四川民营工业的贷款情况、税收负担以及政府对民营工业的统制三个维度来分析,战时四川民营工业嵌入式发展的成败对我们实现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意识的现代化

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对本民族存在的客观状况的认识与定位。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对本民族的政治、文化、外交、军事、民族关系和社会心理等诸多方面的认识开始进入到现代阶段,淬炼并催生了以自信自立自强为核心的、和世界其他民族平等交往的现代民族意识的全面形成,使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基本完成现代化,成为复兴的枢纽。这种现代化意识始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建国后的现代化建设,并在今天继续为我们的和平崛起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抗战时期的湖南募捐

抗战时期,湖南人民积极开展募捐活动,慷慨解囊。募捐的主要形式有献机运动、征募寒衣、义卖、献金、出钱劳军等,并表现出形式多样、范围广泛、组织有方、数额巨大等特点。湖南的募捐,鼓舞了抗日将士的士气,有力地支持了全国的抗战。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矿业开发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从自给经济建设和反封锁斗争的实际出发,在工业经济建设中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开展对石油、煤炭、食盐等矿产品的开采和生产加工,取得了显著成效,推动了边区工业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为争取抗战胜利创造了物质条件,也为新中国矿业的开发和生产发展积累了丰富经验。     

抗战时期重庆的婚姻问题初探

婚姻与家庭问题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在社会变动时期更易成为社会的焦点之一.抗战时期的重庆,由于战争所导致的社会变动,也引发了人们对婚姻与家庭在观念、态度、行为上的一系列变化.本文拟从正反两方面分析这种变动的原因、现象与社会影响,以勾勒战时重庆婚姻的大致轮廓.     

论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交通运输管理体制

交通运输组织良好与否是关系到战争胜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尽可能地组织和动员有限的交通运输力量以满足战事的需要,先后设置了一系列的战时交通运输管理机构,并形成了一套战时交通运输管理体制.国民政府的战时交通运输管理体制的运行与变迁,表现出明显的过渡性体制特征,这一体制特征也影响了中国战时交通运输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