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黑龙江到底有多长

成于公元前二世纪的《山海经》,其“海内经”说:“北海(贝加尔湖)之内,有山名幽都之山(即肯特山),黑水出焉”,其“北山经”又说:西望幽都之山,浴水出焉。”郭璞注云:浴水即黑水。古往今来,一切正直的史地学者,无不认为这“黑水”即是黑龙江,尽管“黑龙江”之名在辽代(960年—1127年)的正史中才正式出现。(《黑龙江外记》卷一)     

千年因缘凝笔端——《中印文学比较研究》评介

中国和印度的文化交往源远流长。至于两国在文学方面的联系,据有的学者考证,在屈原的《天问》中即有内容反映了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所记载的“印度诸天搅乳海”的神话(参见郁龙余编《中印文学关系源流》。第69- 74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 987年版)自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两国的文学交往更加频繁。中印文学的交流不仅有了文字记载,同时还有考古实物可以证明。中国文学深受佛教和印度文学的影响,前人学者对此也有许多论述,但是专门、系统地对中印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的并不多。②薛克翘先生的《中印文学比较研究》(昆仑出版社,2 0 0 3年4月出版)一书…     

“离骚”新解

《离骚》是屈原的长篇抒情诗,诗题“离骚”二字历来众说纷纭。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王逸说:“离,别也;骚,愁也.”(楚辞章句·离骚序》)班固《赞骚序》说:“离,遭也:骚,忧也。”郭沫若则认为,“离骚意即“牢骚”.据今人考证,又认为“离骚”是“劳商”二字的异写,“劳商”本是古代     

上古神话与六朝志怪

1 一般认为,神话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是人类童年时期思维和智慧的结晶.在中国古代,最初见诸书面记载的,是先秦两汉时期的诸多典籍.《易经》、《尚书》曾提到过一些神话片断。《诗经》中的《玄鸟》涉及到简狄吞燕卵而生契,而《生民》最早且完整地叙述了周民族始祖神后稷的涎生及其开创农耕的业绩。保存神话资料最丰富的是《山海经》、《淮南子》、《列子》等书。这些典籍距离上古神话的产生已相当遥远,但从其简短而质朴的记述中,我们仍能窥见到上古神话的最初形貌。志怪小说大量产生于魏晋六朝时期。鲁迅说:“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曹丕的     

舜家族与季风观测

竺可桢在《中国气流之运行》中说:“中国为季风候区域,冬季风向偏北,夏季风向偏南,季节更始,风信随之转易。……夏季风来自南海,与温暖润湿之气流相携并进,故其来也,雨泽丰沛,以在中国东南部份润湿为尤甚。是以中国居民春耕之早迟,寒衣之御藏,皆以季风之消长是视。”我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在史前时代农业就极为发达,特别是东南地区,例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便发现有距今近七千年之遥的大量稻种及用于耕作的骨耜。为此,早在史前时期,我国先民就极其重视季风的观测、预报。其中东夷民族中的舜家族,拙见以为就是一个世以观测季风为职守的家族。《左传·昭公八年》载史赵之言曰:“瞽幕至于瞽叟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传说幕为舜祖,瞽为舜父,幕、瞽、舜三人历为史家所称道,本文所谓舜家族即以他们为主。幕的事迹是能听“协风”。《国语·郑语》谓:“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何谓“协风”?古训协风为“和风”、“融风”;丁山先生则曰:“脅之本谊,即象征众来并进,千耦其耘形,脅风,盖利于农耕之风也。”(《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说皆不误,不过笔者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黑龙江人民的觉醒

黑龙江地处祖国东北边陲,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前,中东铁路沿线就有大批俄国工人及布尔什维克在活动,因此,这里是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较早的地区。黑龙江人民的觉醒,首先是较早地受到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在黑龙江活动的影响。当时的《滨江日报》记载:“莫斯科共产党宣传学校女子部毕业生22人经赤塔来哈”,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工作。又如1905年12月8日,中东铁路工人在哈埠俄国布尔什维克秘密组织领导下,实行了全线大罢工,从而激发了中国工人的革命热情,提高了阶级觉悟。从《远东报》记载中也反映出俄国布尔什维克(被称为多数党)在黑龙江的活动是很频繁的。该报说:“拉哈苏消息:自8月1日起多数党在黑龙江异常活动,3号由布埠派往什洛嘎轮船3只,满载红旗队防守拉哈苏与阿穆尔防军对峙”。中东     

关于《琵琶行》的音乐描写

一、《霓裳》应有“开元”“清”音、“天宝”“邪”声两式关于《霓裳》,宋王灼在《碧鸡漫志》卷三中考证最为详细。他的结论说:“《霓裳羽衣曲》,说者多异,予断之曰:‘西凉创作;明皇润色,又为易美名。’”所谓“西凉创作”,是指西凉进《婆罗门曲》之史事;“明皇润色,又为易美名”,是指《婆罗门曲》经润色而改名为《霓裳羽衣曲》的故实。这一论断,符合《唐会要·诸乐》的记述。《唐会要·诸乐》说:天宝十三载七月十日,太乐署供奉曲名及改诸乐名,婆罗门改为霓裳羽衣。据此,我们认为,《霓裳》在天宝十三年之前和之后,不仅称谓不同,在内容上也是     

《诗经》是阴阳五行之诗吗?

近读黎子耀先生之《周易秘义》,觉得许多问题难以索解,须加讨论,才能明了。这里就先把我的一点意见写出。黎先生说:“《诗经》为阴阳五行之诗,”他是这样解释的:“关”字表示阴性,象征弓;“键”字表示阳性,象征矢,即箭。接着黎先生将这“关键”一辞的属性阐发。《诗经》的第一篇是《关睢》。《关睢》的第一章开头是“关关睢鸠”四字。这四字一般解释是:睢鸠是一种鸟,关关是它的鸣声。睢鸠在关关地叫,在黄河中的沙洲上。这两句《毛传》云:“兴也。”引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淑女以配君子。我看:这样的解释与理解“关关”,是合理与正确的。     

《肉蒲团》与《金瓶梅》——《李渔小说论稿》之七

一、共同的疑虑我们已考证《肉蒲团》的作者确为李渔。但是,在《肉蒲团》的题署上,根本就没有透露过撰者的任何迹象。这同《金瓶梅》问世的情形相类。《肉蒲团》还“光明正大”地题上“情痴反正道人编次”或“情隐先生编次”的字样,尽管在“西陵如如居士”的序文中未敢揭示作者的姓名或身份。《金瓶梅》则索性连撰人的化名都不题,只有“欣欣子”的序中透露出它的作者的化名是“兰陵笑笑生”。至于“笑笑生”为何许人,从小说封面、正文到序文、评点,都未留下确凿可稽的文字足资考证。所以至今学术界仍难确定其作者,“王世贞说”,“李开先说”,“赵南星说”,“贾三近说”,“屠隆说”等等,莫衷一是。     

“餐肉饮血”始于汉代

《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1期,刊登了辛更儒同志的《谈“踏破贺兰山缺”和岳飞的‘满江红’》一文,此文后又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第五期,扩大了影响。此文考证详尽,从总体来说,是一篇颇有心得的好文章。但个别论点是不正确的,如作者说:令人奇怪的,是《满江红》词对“胡虏”、“匈奴”的仇恨之深,甚至超过了汉朝人对匈奴的仇恨。例如《史记·骠骑列传》所载,霍去病也只说“匈奴未灭,无以为家”而     

神话何时是“神圣的叙事”——与杨利慧博士商榷

杨利慧《神话一定是“神圣的叙事”吗?》一文对神话是“神圣的叙事”的观点提出质疑。动因可归纳为二:一是,坚持该观点的学者没有论证文献中的神话是否具有“神圣性”;二是,现实中神话讲述人的态度是多样的。本文以为,学者们认为属于“神圣的叙事”的神话是指具有神话信仰的人讲述的神话,不包括经文字制作成标本和不具神话信仰的人讲述的神话。因此,杨利慧提出质疑的动因不能成立,《神话一定是“神圣的叙事”吗?》一文是无的之矢。     

哈奴曼与孙悟空的差异

孙悟空是国货还是进口货 ,这一争论始于本世纪初 ,已近百年。鲁迅认为源于无支祁的神话。而胡适则“疑心”不是国货 ,在《〈西游记〉考证》一文中写到 ,孙行者“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 ,我从《拉摩传》里弄得一个哈奴曼 ,大概可算是齐天大圣的背景了。……所以我假定哈奴曼是猴行者的根本。”近年 ,一些印度学的知名学者参与进来。吴晓铃为鲁迅的论据作了“注脚”。吴先生认为 ,《罗摩衍那》在古代没有传入中国 ,只凭佛经释典作品中所载支离破碎 ,加上佛教色彩 ,与原作面目全非 ,且鲜为人知的内容竟能影响《西游记》的故事成长 ,是根本不可能…     

论《董永变文》和田昆仑故事的传承关系——中印文学交融说议误

<正> 《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刊有张乘健同志文《敦煌发现的<董永变文>浅谈》,基本论点是说:《董永变文》是中印文学融合的结晶,董永故事在吸收印度神话因素之后才奠定了基础。笔者以为这是颇为片面的看法,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董永故事完全是按照中国的传统人伦、传统心理而创作,并基于中国传统典故而发展演变,《董永变文》完全是植根于中国土壤而独立发展成的民间文学作品。“天女”实即织女     

关于伊春市大丰金牌的断代

1973年在伊春市大丰区横山屯发现一块金牌,出土时完好无缺并包以丝绸和金箔,后被人切成三块,其中二块已收存于黑龙江省博物馆。从现存残牌及发现者提供的情况看,金牌长方形,四角抹圆,长13.9厘米,重百余克,刻有契丹文“　　”二字(见照片)。 　关于此牌断代,1979年出版的《黑龙江古代文物》说:“它和河北承德发现的金、银契丹文符牌是完全一致的”,“初步判定它是辽代符牌”。《奋斗》杂志1979年第11期《辽金元对黑龙江的统治》一文,说它是“契丹使臣(银牌天使)往来于鹰路上所携带的凭证”。《中国通史》(1979年版)第六册第二十九页标注承德…     

论三篇小说中的神话原型

在纳撒尼尔·霍桑的《年轻的古德曼·布朗》、玛丽·麦卡锡的《向导》和我国作家孔捷生的《北京马拉松》①中有若干可识别的神话原形。同样的神话原型同时出现在这三位国别、时代迥异的作家的作品中实在令人惊异。按照美国哲学家威尔赖特的说法,“原型是对于人类或至少对大多数民族来说具有相同或类似意义的象征。”②“我们常看到这样的事实,某些象征,诸如天父、地母、光、血、上下、轮轴等,反反复复地重现在许多彼此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上相隔得非常远的文化中,在它们中间不可能有任何历史的影响和因果关系。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并无联系的重…     

《离骚》中有关西北神话传说的地名考述

文章对《离骚》中有关西北神话中的地名进行了考证。     

“哈尔滨”一词的来源及出现年代

关于啥尔滨名称的由来,历史上众说纷纭,曾有俄语的“大坟墓”、蒙古语的“平地”、满语的“晒网场”等多种解释。近日出版的《哈尔滨考》一书中,关成和先生认为,哈尔滨这个词既不是来自俄语,也不是来自蒙古语和满语,而是金代“阿勒锦”村的音转。早在公元十一世纪,满族先祖女真人就称这里为“阿勒锦”。“阿勒锦”作为哈尔滨的最早名称,至今已有八百八十多年的历史。由“阿勒锦”最终音转为今日的哈尔滨,关先生认为是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其依据为是年官印的《黑龙江舆图》上标有“大哈尔滨”的字样。并认为哈尔滨一词“从此即成了该城名称的定译”。关先生的考证,已为多数人所接受。近日,笔者在整理清代《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人数的探讨─—与邵维正同志商榷

《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年第一期发表了邵维正同志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一文,并加了编者按语。按语说:作者“论证‘一大’。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十三人,从而回答了有关‘一大’的两个长期未解决的疑难问题”。邵维正同志关于出席“一大”的人数为十三人的论断,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是,出席“一大”的代表人数又是多少呢?邵维正同志说,“出席‘一大’代表人数,说法也有不同,早期的著作多数说是十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普遍的说法是十二人;也有个别提法是十…     

三代视阈下龙崇拜的另类启示

龙一般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崇拜圣物,龙原型更是先秦学术界的热门问题,其研究可谓浩如烟海,但笔者以为依然存在探讨的空间.夏商周秦四代,皆是玄鸟崇拜时期,玄鸟代表太阳,因此中华民族最初是太阳的子孙;而龙崇拜来源于古蛇恐惧,最初是禁忌巫术原理下巫术活动里的中介物,在上古历史中更多是邪恶的象征,直至龙的怪胎褒姒灭周,演变到《史记》汉高祖故事,龙才取得了图腾上的神圣地位,“龙之传人”对“太阳子孙”的取代,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文化大悲剧.     

龙蛇之辨与阴阳之化——说龙在中国神话哲学中的意义

在中国神话中存在一个鱼-龙;龙-蛇对应转化的思维模式,它所叙述的是人类生命由盛而衰、由死而生这样一个不断循环变化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龙相当于“道”的概念,它以亦阴亦阳,界乎二者之间,而又超越三界的神性生动地诠释了中国的传统哲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