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谏”“诗教”与《毛诗》的兴衰

汉代《毛诗》主“讽谏说”,不主“诗教说”。它提倡的讽谏精神对唐代至北宋诗歌产生了极大影响。朱熹作《诗集传》,“诗教说”兴而《毛诗》废。它对元明清诗歌影响巨大。《毛诗》兴衰与古典诗歌盛衰合拍,成为贯穿诗歌史的一根线索。     

现代诗学史上的“为诗而诗”论

“为诗而诗”论是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歌观念。其主要内容有 :诗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本质的纯正 ;诗要与“政治”、“教化”等划清界限 ,诗与种种非诗体式要有所区别 ,诗歌文本应是一个有机体 ;诗歌艺术只有在表现上才存在。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纯诗”观念的概括与总结 ,它使中国新诗从“散文化”阶段跨越到了“纯诗化”阶段 ,标志着中国新诗观念的一次重要转折。在现代诗学史上 ,这也是一股可贵的、产生了历史进步作用的诗歌美学潮流。它对现代诗人的创作实践和诗歌的接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系统的诗歌本体论——评《诗歌美学理论与实践》

中国当代诗歌走过一条由“政治附属物”而“回到人自身”,再由“回到人自身”而“回到诗本身”的发展道路。当诗歌被当作政治工具时,它失去了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回到人自身,是诗歌对其作为政治工具的反动,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诗歌自身的特点,表现出诗人的审美理想和艺术激情。但“回到人自身”,只是揭示了诗歌描写的题材内容,部分地反映出诗歌的本质内涵,并且这种反映是模糊不确定的。诗的本质特征是什么?诗歌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由     

论李贺诗歌悖理的审美效应

针对杜牧等人对李贺诗歌“少理”的批评 ,指出李贺诗歌自有其独特的“事理”、“诗理”在 ,即有着表面上“欠理”、“反常”而实际上“合道”的所谓“悖理”现象 ,这是诗人创作上求新求变、求奇求险的反映与体现 ,是诗人审美感知时的知觉变异 ,是对艺术构思、表现的艺术变形 ,是形成其诗歌奇诡诞幻独特诗风的重要原因 ,具有一种“离形得似”、“无理而妙”的特殊而神奇的艺术审美效应。     

试论禅宗理念对王维山水诗创作的影响

王维是唐代著名山水诗人 ,他的诗歌受佛教禅宗的影响很显著 ,因此得到了“当代诗匠 ,又精禅理”① 的赞誉和“诗佛”的称号。王维在创作中不仅把宗教观念与感情化为诗的语言来表现 ,而且借鉴了禅宗的认识方法来丰富诗的表现手法 ,从而在诗歌艺术上开创了一个新局面。禅宗影响于王维的山水诗歌创作艺术 ,可分为三种类型 :以禅语入诗 ,以禅趣入诗 ,以禅法助诗。这三类形式 ,从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标准来看 ,具有不同的价值。“以禅语入诗”一般被排除在艺术性的诗歌传统之外 ;而后两者 ,尤其是“以禅法助诗”被认为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甚至…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论哲理诗的理性精神和诗性品质

哲理诗之“理”莫不出于诗人“自得之趣”,其中蕴含的是诗人的个性气质、学养风度及其对外部世界的感悟与艺术把握。哲理诗偏于理,可以不失浪漫;哲理诗是诗,可以有理性的思辨。诗人与自然的亲和,自我人格的表现,确立了其理性精神的人性化。而诗歌在艺术化的过程中,其哲理有时是依附于象征意象,而寓意深刻则以语言精炼为表现形式,这使哲理诗终不失诗性品质。     

诗人的“角色”与诗的个性

诗人创造了诗,诗人是整个创作过程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诗人的体验和感受无论通过什么形式在诗歌作品中呈现,都必然以明显的情感特征反映出诗人主体精神的影象.从这个基点上看问题,诗人在创造的同时,他也必然体现为一种“角色”.所谓诗人的“角色”就是诗歌作品中表现出的由诗人主体精神形成的艺术“人”化形态,是诗意创造及传达的通道.诗人的“角色”是诗人个性的物化显现,对于诗的表现具有决定意义.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对于强化创作和阅读中的“角色”意识、理解诗的个性特征都是很有益处的.     

论"风俗诗"及其独立地位

本文提出的“风俗诗”,是指选取风俗题材并集中表现风俗事象、凸显风俗文化的诗作,它与以风俗事象起兴和借风俗素材抒怀的诗歌有质的不同。中国诗歌发达的《诗经》时代和唐宋时期的诗歌创作表明,风俗诗历史悠久,数量宏巨。作为裹藏着民族文化基因、情感之根和时代精神的风俗表征的“风俗诗”,拥有其他题材的诗歌所难以承载的厚重内涵。风俗诗自鸣天籁的艺术风神,也为追求自然高妙境界的诗人提供了艺术借鉴。唯有独立意义的“风俗诗”,才能使这一类诗歌恰切归位。     

国土抗争之歌：艾青与韩国现代诗人李陸史抗日诗之比较

在战火纷飞、救亡图存的抗日战争年代,中韩两国出现了大量以抗战为主题的诗歌,其中以艾青和李陸史的诗作为代表。艾青与李陸史的抗日诗在意象描述、情感基调、语言风格等方面有着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首先,两位诗人的抗日诗中都出现了“雪”“土地”“冬天”“北方”等意象群;其次,两位诗人形成了“忧郁-绝望-希望”的情感基调的同步;最后,他们诗文的语言风格因宣传政治目的和政治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并各具特色,艾青的抗日诗追求直白的朴素美,而李陸史的抗日诗追求隐晦的含蓄美。     

论舒位的舟渡诗书写

舒位是活跃于清代乾嘉之际的诗人。舟渡诗是舒位《瓶水斋诗集》中特色突出的一类诗歌，贯穿其创作生涯的始终，与其个人经历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他从“舟”这一独特视角出发，将舟渡环境投射在诗歌中，使舟渡诗的艺术特色有别于其他诗歌。舒位舟渡诗又与山水、羁旅、赠别等传统文人诗歌相结合，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面貌。舒位舟渡诗尤重“性情”，却又博采古典，重视创新，不甘落于前人窠臼。舒位独特的性情诗论折射出清乾嘉诗风的纷争，反映了当时诗学思潮的变化。     

“诗佛”的诞生:一种诗歌美学境界的标举

中国古代诗史上拥有“诗佛”称号的诗人并非王维一人,然而只有王维成为现代研究视野中唯一的”诗佛”.王维被令人视为“诗佛”不是出于“诗中之佛”的宗教膜拜心理,而是由于其“诗中有佛”的独特审美境界.现代学者对王维诗歌艺术的体认建立在明清诗论的基础之上.古今论者共同参与了王维“诗佛”说的建构,当今的王维“诗佛”说进一步确立了王维诗歌的美学意义和诗学地位.     

钱钟书与陈衍诗论之异同

陈衍是同光体诗人的代表诗人之一,《石遗室诗话》中提出的“三元说”“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以及诗歌的真实与虚构等问题成为同光体的理论指导,在中国近代诗歌史上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重点考察了钱钟书与陈衍的诗歌理论,并指出了二人在诗论核心问题上的不同之处。     

日本生存的实感与中国诗歌的近代变革

中国诗歌的近代变革与日本有着很深的渊源 ,日本之于中国近代诗歌发展的特殊价值首先是一种生存实感的价值。从黄遵宪到梁启超 ,中国诗人正是在日本的实际体验中 ,发现了诗歌创作的“兴味” ,从而推动了中国诗歌的“革命” ,“新派诗”从理论到实践都具有与当时的“同光体”诗歌甚至“新学诗”根本不同的价值 ,这一价值的获得就在于中国诗人的前所未有的“日本体验”。     

《中国现代乡土诗史略》简评

由延边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国现代乡土诗史略》,是潘颂德同志在写作《中国现代诗论四十家》(此书即将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同时,为给当代诗歌创作提供历史的借鉴而撰写的一部富有特色的著作.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历史进入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打破了闭关锁国的封闭状态,当代诗苑也广泛引进了西方诗论诗作,许多诗人从西方诗作中汲取了有益的艺术养料,从而开创了当代诗坛的新生面.但是由于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当代诗坛上出现了“全盘西化”倾向.一部分诗人与诗论家盲目崇拜西方现代派诗歌与诗论.他们轻视乃至蔑视我国民族诗歌传统与“五四”以来进步的革命的诗歌传统,主张诗与政治绝缘,要求诗淡化生活,一味地追求“自我表现”.这样,近几年来我国当代诗坛从理论到创作,都出现了倾斜.     

从鸦片战争诗歌的新变看中国第一批近代诗人的心态变异

<正> 诗人是时代的产儿,诗歌是诗人心灵的羽化。150年前,伴随着中英鸦片战争在中国古老大地上的战幕拉开,中国近代诗坛涌动起第一个声势浩大的爱国主义诗歌创作高潮。然而,学术界对鸦片战争诗歌以及整个中国近代80年的诗歌创作的成就评价不高。究其原因,大概在于中国原本就就是一个“诗国”。不要说“诗二百”早已被奉为“经”,汉魏诗以“骨力”特健被千古以下奉为楷模,单单是那群星灿烂的唐代诗坛,几乎把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推向了极致,令多少后代的诗擘硕子发出“盛唐之下无好诗”的叹谓。其次,中国古代主宰     

传统文化与新世纪诗歌的精神重建

传统文化的精神影响在新诗之中仍然内在有力,深入骨髓。诗骚以降的介入情结和史传传统,使新世纪诗歌的“及物”意识逐渐觉醒与强化;“悲悯”情怀与新世纪大悲大喜的事件洗礼遇合,造成新世纪诗歌写作伦理的大面积复苏;受古典文化中存在型诗人的艺术态度和人格建构启迪,新世纪诗歌确立了一种清洁的诗歌精神。     

康白情与早期象征派诗歌的联系

中国现代新诗在五四文学革命和探索的基础上,经过诸多早期白话诗人艰辛的尝试才得以成形,其中诗人康白情的大胆创造精神广受赞赏,但“尝试因素鲜明,艺术相对欠缺”几乎成为定论,由此长期无法得到评论界的重视。然而康白情等早期白话诗人的创作尚处于中国现代新诗的襁褓期,创造、突破、尝试中确实存在草率和急躁,但研读其诗及诗歌理论便深刻地体会到热情背后的理性探索。康白情提出“诗是贵族的”、强调创作对于象征及意象的运用等诗歌理论为后来早期象征派诗歌理论奠定了基础,其诗在具体创作中着意色彩的刻画和暗藏式的表现性描写都在早期象征派诗歌创作中有对接。     

近体诗语词超常嵌合及其审美功能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它有其独特的抒情方式。这种抒情方式影响着诗人对语言形式的选择和运用。英国诗人雪莱说过:“诗使它触及的一切变形”。这种“变形”,实际上是诗人根据自己的主观审美意识,对语言符号实现其审美变异,使常规语言在他们笔下被强化、浓缩、颠倒、扭曲、断裂等,从而将普通语言符号转化为诗中的艺术符号。     

星月·春光·秋色──《诗经》景物描写研究之二

《诗经》是我国春秋时期百科生书式的诗歌总集，它不仅涵盖了西周至春秋时期我国上古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民俗等方面的重大题材内容，而且，更多的是通过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的吟咏低唱，表现了当时入门细腻而又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传统诗教中，主要是受孔夫子影响，偏重于把《诗经》作为一种政治教化的读本。孔子曾反复强调：“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过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夫鸟兽草木之名。”②这样，《诗经》成了人们在各种场合言情达意的“语录式”工具，成了衡量一个人贤愚的准绳，因而，“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