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数字化转型赋予了企业新的创新发展动能,传统制造业通过数字化带动新的技术进步,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从而实现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目标。本文利用2007—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年度数据,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对于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而言,这种提升效果更加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不仅能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加强市场正面预期,而且会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而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本文的实证结论可为政府部门推动制造业绿色创新以及驱动高质量发展战略,进而促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参考。     

产业数字化动态能力:源起、内涵与理论框架

产业数字化的本质是应用数字技术重构企业组织模式和产业创新发展范式,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加速创新与能力跃迁的动态过程。对此,产业领军企业亟需发挥产业链链长优势,以数字技术创新与管理机制创新双轮驱动,在重构自身商业模式和竞争优势的同时,打造面向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数字化技术核心能力与数字化管理核心能力,进一步以产业数字化应用场景驱动“双核”协同,整合建构产业数字化动态能力（IDDC）,加速产业数字化深度转型与持续创新跃迁。数字经济政策要更加重视培育产业数字化动态能力,发挥我国丰富应用场景优势,协同推进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数字化转型赋能新质生产力涌现：逻辑框架、现存问题与优化策略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新征程赢得发展主动权的重要举措,而数字化转型为新质生产力的涌现发挥了基础性和关键性的作用。数字化转型为技术创新提供底层技术和要素支撑、为管理创新提供战略管理范式、为模式创新构建智能化运营的数字生态,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模式创新共同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实现新质生产力的涌现。立足技术供给相对不足、协同机制尚未成熟、创新生态欠缺活力以及治理体系有待完善等现存问题,从技术层、联动层、生态层、治理层分别提出优化策略,以实现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涌现的强力赋能。     

数字化转型能否助力我国制造业企业创新提质增效？

通过将数字化转型伴生的数字技术及数据要素效应纳入企业知识投入产出分析框架,实证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质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提质增效。异质性分析表明：公司优先推动采购及运营部门数字化转型、科技高管组织推动数字化转型及在数字基础设施发展较好地区推动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提质增效的作用更显著。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赋能企业内、企业间合作创新和企业学习来驱动企业创新提质增效。因此,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将为制造业创新提质增效提供新动力,这对于探索数字经济下我国如何促进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影响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的新机遇,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我国2013—2019年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支持效应。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是实现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有效路径,且对产业数字化绿色发展的贡献作用更大;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中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绿色金融可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助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产业结构合理化在绿色金融与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即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不断提高,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推动作用呈“倒U型”关系。因此,建议我国应加快绿色金融数字化转型;构建以绿色金融为核心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实施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化的绿色金融政策,加快构建东部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东中西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城市绿色发展——基于区域创新产出和要素配置效率的视角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文章深入挖掘数字经济的绿色价值,阐释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和GML指数测度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并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测度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基于2011—2019年中国27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并探究其中介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高了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且能够通过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带动邻近城市的绿色发展;区域创新产出增加和资本要素配置效率优化是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绿色发展的重要中介渠道;相较于北方城市、资源型城市和非试点城市,南方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试点城市的数字经济具有更明显的“绿色红利”;中国应增强数字技术创新能力,优化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加快传统产业数字渗透,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更好地引领绿色发展,实现“双碳”目标。     

数字经济的减排效应——基于285个地级市的空间面板数据

自“双碳目标”提出和“数字中国”建设以来,数字经济的环境效应成为各界的关注焦点。文章采用我国285个地级市2011至2019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利用广义嵌套空间模型,发现数字经济与碳排放显著负相关,即数字经济的发展具有显著的减排效应。路径分析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提高研发强度、改善能源效率并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减排。进一步地,数字经济的减排效应受到数字基础设施和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调节。在数字经济设施较为完善和企业绿色创新质量较高的地区,数字经济的减排效应更为显著。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积极扩大研发投入、提高能源效率并发展第三产业;着力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从创新绿色人才培养模式、完善与科研院所协同发展机制以及建立绿色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等方面切实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质量。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机理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提出了两个不同而又紧密交织一起的新时代发展战略——“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这将成为新时代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文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和波特创新驱动理论,将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实践相结合,分析认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是一种包含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以及组织创新在内的产业升级的综合创新模式,从而创新驱动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价值链高度化和加工程度高度化三大效应,进而在三大效应联合作用下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仍面临着瓶颈制约。为此,需要坚持市场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好政府生产要素创造和提升机制,同时强化基础性技术攻关,合理引导新一轮大中小企业有序转型。     

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人力资本的中介作用和动态能力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制造企业逐步投入数字化转型浪潮,但数字技术能否赋能企业创新以及两者之间的作用路径尚不明晰。文章引入人力资本和动态能力变量,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模型,选取2013—2022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具有倒U型影响;人力资本在数字化转型和创新绩效之间发挥倒U型中介作用;动态能力中的吸收能力、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均对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倒U型影响在东中部地区、大中型企业、国有及民营企业中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决策提供了有益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发展的理论逻辑、现实挑战与实施路径

企业的发展对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促进国民经济转型的重要基础。本文以出版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为例，通过探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逻辑、阐释出版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实挑战与路径探析，并以此提出政策建议。以出版企业为代表的传统企业其社会地位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被进一步挤压，本文从技术、组织、环境三个层面阐释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逻辑，我国企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普遍受转型方向不明确、技术资金投入不足、转型模式不具体、数字化人才培养体系不完善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应从合理选择企业数字化转型组织形式、解决数字出版技术问题、构建成熟的商业模式，以及补齐数字出版复合型人才短板等方面探索出版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积极参与出版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赋能我国产业链韧性提升的路径研究

产业链韧性提升是实现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增强我国经济韧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高供应链的运行效率、增强企业链的稳定性、催生空间链的网络化、引领价值链的分工转型等方式来提升产业链韧性。当前,数字经济与我国产业链融合呈现以下特征：数字化产业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数字经济为产业链现代化注入新动能,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数字化规模不断扩大。但数字基础设施薄弱、数据要素市场化程度低、数字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数字人才短缺等因素对数字经济赋能产业链韧性形成制约。鉴于此,应该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数字技术与产业链的有效衔接;推动数据新要素流动,促进数字链与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完善产业链数字信息共享机制,提高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精准对接;增强数字人才支撑,推动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提升数字经济赋能产业链韧性的乘数效应,更好推动产业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发展实践

中国传统产业数字化正以较快速度推进,东部地区企业数字化速度快于西部,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整体水平较高,中小企业数字化成熟度有较大幅度提高。全国31个省市区（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均有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经济发达的省市区集中了较多的示范基地;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更多地集中在制造领域,为制造强国建设奠定了基础;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更多地汇聚了创新创业人才和关键核心技术等要素资源,正加快数字化转型。未来,中国需要加快工业化示范产业基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基地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强化协同创新平台,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增强企业竞争力;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探索示范基地内不同类型企业数字化转型新路径;加快数字人才培养,完善重塑产业示范基地数字文化和创新文化。     

数字化对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

数字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必由之路,提升全要素能源效率是实现工业低碳转型发展的关键之举和当务之急。基于中国30个省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考察数字化对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揭示数字化影响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具体机制。结果表明：数字化与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之间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数字化通过优化要素配置、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提升了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而数字化引致的能源回弹效应则降低了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产业化应用与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U”型关系,同时仅有东部地区数字化水平与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呈显著的“U”型关系。为此,应从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产业数字化和能源数字化转型、加快低碳技术研发等方面提升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     

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创新效率的网络机制——合作和知识双重创新网络结构洞的中介作用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拓展和优化了创新网络,也使创新网络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基于网络结构洞理论,从创新合作网络和创新知识网络(双重创新网络)角度分析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强企业在创新网络中的“桥梁”作用来提升企业创新效率的机制,并采用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3—202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其创新效率,该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双重创新网络结构洞是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中介变量,即存在“数字化转型水平提高→双重创新网络结构洞增加→创新效率提升”的影响路径;企业组织韧性提高能够强化数字化转型对网络结构洞的正向影响,但对网络结构洞影响创新效率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因此,应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拓展和优化创新网络来促进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并不断提高企业的组织韧性以有效化解转型风险。     

数字化转型推动产业创新了吗？——基于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采用新技术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式,对企业创新有重要影响,而产业融合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用上市公司数据和投入产出表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效应和作用机制,并深入考察了产业融合在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创新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产业融合有助于数字化转型发挥推动作用;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增加研发投入和提高技术溢出三种渠道影响企业创新,产业融合可以加强这三种渠道的机制效应;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效应不显著,对中外合资企业的效应显著为正;与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相比,产业融合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作用的效应更强。企业创新要重视产业融合的作用,特别是要发挥制造业基本盘的压舱石作用。     

以数字化转型赋能提升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抓手,数字化转型在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但在数字制度、资源及能力配置不对称条件下,以数字化转型赋能提升我国新质生产力过程中,还存在数字经济体制创新滞后导致对新经济的激励不足、科技管理制度滞后导致关键核心技术的短板突出、数字人才培养模式滞后导致人才规模和质量受限、现行数字服务供给状况与业界实际需求存在脱节、数字领域规则标准与高标准国际要求衔接不紧密等瓶颈约束。为实现“数字中国”赋能新质生产力的蓝图,未来亟需多管齐下、精准施策,推动数字治理体制创新,释放数字化转型红利效应;促进关键核心技术研发,赋能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创新数字人才培养模式,优化数字人才规模和质量;提高数字服务供给效率,优化服务中间品投入质量;深度对接国际标准规则,推进更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目标下,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能够产生“降本增效”的作用,提高生产迂回度和附加价值,引致新业态、新组织、新模式诞生,从而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数实融合能够助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产业效率、增强产业创新动能、赋能产业绿色发展。然而,当前我国数实融合的实践进程中还面临着数字鸿沟与区域间产业发展的差异性共存、数字技术核心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部分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动力不强、数据要素流通不畅等一系列现实困境。若要持续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就应采取措施弥合多维数字鸿沟,推动数字技术自主创新,引导产业数字化转型,畅通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渠道,以促进产业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湖北省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困境与优化路径

随着数字建设成为国家战略，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方兴未艾。湖北省以数字政府建设为基础，通过数字化政策保障、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数据价值化等策略，推进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发展。目前，湖北省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仍存在诸多问题，应当完善数字化转型政策，因地制宜出台措施；培养数字化转型理念，综合提升主体思维认知；拓展资金来源，实现精准成本投入；加强数字化人才引进和培养，提供创新内生动力。     

数字经济发展驱动服务业转型升级的理论机理与实现路径

服务业作为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转型升级已成为我国布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一大战略重点。数字经济对提升服务业劳动生产率、驱动服务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数字经济驱动服务业转型升级的理论机理包括产业数字化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化、数字产业化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端化、数字经济促进服务业合理化发展。数字经济驱动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实现路径可归纳为：通过加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核心技术研发支持力度、推动数字金融普惠性发展、引导服务业数字化创新来提速服务业数字化改造;以规制数字要素市场、强化平台经济监管来完善数字安全规制;以改革人才分流模式、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与培育创新型人才来确保数字经济人才供给。     

“数字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研究

“数字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理念和模式不断演变,数字化、多元化、现代化成为客观而普遍的需求。近年来,中国与东盟高等教育合作领域逐渐增多,在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然而,随着“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推进和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加速,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面临着新的挑战。“数字鸿沟”问题依然突出、数字安全威胁不断升级、数字教育治理效能不高等等,成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实现数字化成功转型的主要障碍。为此,“数字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应增强数字政府效能,探索数字教育治理规则;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优化数字教育环境;筑牢数字安全屏障,创建包容友好的数字教育生态;构建数字教育合作格局,共建高等教育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