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凭道义,无处不新春”——张学良用“生命”和自由诠释的道义人生

"一生凭道义,无处不新春"。综观张学良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道义"无处不在,他那些在中国现代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惊人之举都与"道义"二字相连:凭道义,他劝父罢兵,诠释了百姓大义;凭道义,他毅然易帜、武装调停,诠释了统一大义;凭道义,他辞职下野、送蒋回宁,诠释了荣辱大义;凭道义,他西安兵谏,诠释了民族大义;凭道义,他放弃自由,诠释了人格大义。张学良用自己的"生命"和自由诠释了人间大义。这就是张学良精彩的道义人生。     

“非形式逻辑”诠释

赖尔、菲欧切阿罗等人对"非形式逻辑"提出了不同的诠释,这些诠释分别捕捉了非形式逻辑的不同侧面.实际上,通过明确非形式逻辑的议题,就可恰当地理解"非形式逻辑"的含义和指称.     

“义理”、“考据”辨

"义理"、"考据"二词原非一对范畴,造成其在几个向度上的区别并不具有无条件的一致性。"考据"指利用文献资料所做的专题研究,"义理"起初泛指各种社会行为准则和观念,虽可以简驭繁,但比天人性命具体。二者转为一对范畴是初始涵义、经学逻辑以及认知策略等多重因素造成的。在文本诠释领域,"义理"原与"文章"、"章句"相对,后者接近于经书本文。经书"本文"而非经书中适合考据的内容,代表着经学诠释中"殊相"、"部分"的一极;"义理"、"考据"都围绕本文展开,考据活动的共相性取向由此彰显。在一个五要素的文本诠释理论模型中,考据活动足以与阅读活动等价,所以存在"关于义理问题的考据"。     

“2008”诠释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2008年中国以战天、斗地、和人的三部曲向全世界诠释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巨大成就。"2008"诠释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成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起点。"2008"是一个值得整个中华民族永远铭记的数字。     

朱熹的“理”:“生生之理”还是“只存有而不活动”——以唐君毅、牟宗三的不同诠释为中心

唐君毅依据朱熹言理气不离不杂,认为在朱熹那里,理贯而主乎生生之气之流行中,从而从形上学的层面把朱熹的理诠释为动态的"生生之理";从这一诠释出发,他不仅认为朱熹的"生生之理"是对于程颢言"生生之理"的继承和发展,而且进一步对朱熹的理气动静作了自圆其说的阐述。与此不同,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是"只存有而不活动"之理,是对程颢视道体性体为"即活动即存有"者的根本转向。重要的是,唐君毅、牟宗三对于朱熹的理气动静的诠释,不同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诠释而有所创新,在现代朱子学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他们的诠释相互对立,展现了朱熹学术的不同面向,并给予更多的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一门语言”的观念与“乱语”的诠释

维特根斯坦、乔姆斯基、戴维森等人曾先后基于不同理由对"一门语言"的观念提出质疑。戴维森认为,约定论语言观对语言能力的描述需要遵循三条基本原则,这三条原则与人们对"乱语"现象的成功诠释不相容。约定论语言观不能解释"乱语"的成功诠释;共享的语言知识对于成功诠释既不充分,也不必要。如果认为一门语言是语言交流实践中双方必须共享的一个受制于约定的规则系统,那么,交流的成功(尤其是对乱语的成功诠释)就表明没有这种意义上的"一门语言"。从这个立足点重构的戴维森论证,既可以避免达米特和巴昂的解读缺陷,又能保留戴维森语言哲学的一些重要洞见。     

“观念的诠释”及其诠释有效性——以孙复的尊王观念与欧阳修的人情观念为例

"观念的诠释"这个概念的界定主要来自北宋理学的孙复以"尊王"观念诠释《春秋》和欧阳修以"人情"观念诠释《诗经》的经典诠释。从普遍意义上说,"观念的诠释"是指一种思想系统自觉地借由一个建构出来的观念进行文本阐释与自我论证的诠释范式。对于"观念的诠释"有效性的审察,不仅是对惯常使用的文本原意与诠释意二分框架的反省,也是对经典诠释一般方法问题的思考。任何满足逻辑充分性与意义充分性的"观念的诠释"都可以用"不同的诠释意向"来进行正当性论证,但其使用需要在方法论上具备分辨不同诠释系统的理论预设与问题意识的能力。     

也谈孔子“作”《春秋》——孔子“作”《春秋》的诠释学解析

对于《孟子》所说的"孔子作《春秋》"一事,学界从认同到质疑,经历了长期争议。从诠释学角度看,孔子"作"《春秋》实际上是以述为作,借文本诠释成就观念创新。孔子"作"《春秋》,使鲁史《春秋》的属性及其功能发生了重大转向,即由侧重历史和实证向侧重政治和诠释的转向。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注重过去,后者注重现在;前者注重客观,后者注重主观;前者注重记事,后者注重诠释;前者注重史料真实,后者注重政治启迪。孔子"作"《春秋》,就是通过诠释《春秋》,以"窃取《春秋》之义"的形式,对鲁史官的资料选择和意义表述进行契合时代的再诠释,即在"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的无奈中,用褒、贬、讥、绝、讳的方式,阐发和表达自己对社会政治的思想倾向和理想追求,它们包括:尊王尊君的政治秩序、灾异谴告的权力约束、倡导亲迎的伦理秩序,以及由地缘区别到文化差异的新夷夏观。     

“四句”说无生与天台佛教的解脱诠释学

本文以"四句"(catuskoti)说无生为例来阐明天台佛教的解脱诠释学,以三个层次来进行之。首先,在语法学的层次,智的"四句不可说"说"无生义"的"四句"的语法来自龙树的中观哲学。其次,在语意学的层次,智的"四句不可说"说"无生义"是一种佛性论、关于佛性的哲学诠释,主要是来自《大涅槃经》等如来藏思想和智自己对于中道佛性的领悟,于此进行天台佛学的本体诠释学(Onto-Hermeneutik)的诠释。最后,在语用学的层次,智的"四句不可说"说"无生义"包含两种诠释层次,也就是"解脱体验的诠释理解"与"断惑证真的解脱诠释学",这里的诠释不应该只是停留在一般的教理的判教、意义理解的诠释活动,还应该是一种解脱诠释学。在实修实证之中,进一步成为解脱体验的诠释理解和解脱学的诠释活动与实践行动。     

基督教信仰的理性诠释——康德“哲学释经原理”批判

康德将宗教信仰局限在纯然理性界限内进行诠释,他批判"教义性诠释",肯定"真理性诠释",从纯然理性出发,提出自己的哲学释经原理。主张对宗教信仰的诠释只能理性地进行而不能诉诸诠释者内在的主观情感,诠释的目的是为了培育和深化人们的道德情感,让人获取真正的信仰。康德的"哲学释经原理"放弃了信仰主义立场,将对基督教的诠释完全架构在自己的理性分析结构和诠释框架之中,解构了文本和作者的价值,把文本的意义解释为诠释者自己已有理念范型的投射,有导致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之危险。而事实上,诠释活动是诠释者、文本以及作者之间互为主体的交往行动,这种交往行动以趋向真理为诠释的责任,它借助诠释者、作者和文本共同处身其中的历史文化传统所提供的社会交往规范和知识范型,将文本所负载的意义昭示出来,而意义的真理性就存在于交互主体的理性共识之中。     

论我国宪法解释

宪法解释是我国宪法运行机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至今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应用原则和制度体系。为此,充分认识宪法解释的概念,确立和完善宪法解释制度,是我国法制建设中亟需解决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本文针对学术界关于宪法解释的概念中存在的不同理解,对宪法解释的概念作一探讨。     

论合同解释及其发展趋势

合同解释其实质是一种裁判行为 ,是构成合同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国的合同法律制度虽得到一定的建设和发展 ,但在合同解释问题上 ,仍有许多之处亟待完善。本文从分析合同解释问题的产生为切入点 ,通过对合同解释前提、主体、客体的诠释以及对两大法系合同解释理论观点的比较分析、探讨合同解释的原则及发展趋势 ,并认为 :规范化不仅是完善我国合同解释法律制度的基本要求 ,同时也是现代合同解释发展的基本趋势。     

《广雅》释义方法探析

《广雅》的释义方法主要有声训和义训.其声训是对汉代声训的继承和延续;其义训对后世辞书编撰和注释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景观设计中的象征阐释研究

景观承载着丰富的象征意义,同时,人们在欣赏景观时,也会通过自己的象征阐释拓展景观的内涵。人们的这种象征阐释源于象征化生存的人类本能,其心理基础是期待视野。象征阐释一般具有分为重构和建构两种类型,具有必然性、主动性、普泛性、差异性、动态性、自由性、多样性、通俗性、丰富性、不定性、可引导性等特征。对于象征阐释,景观设计者应在建构意义、语境指引、顺应读者等方面强化设计,才能有效地把读者的象征阐释指向预期的景观内涵。     

论董仲舒的三大历史解释模式

董仲舒的历史解释活动中包含着三大模式:配景模式、合理性解释模式和法则解释模式.三大模式源自于孔子、孟子等人的思想,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强调历史事件的道德意义、历史人物的道德动因,以及从历史中演绎出来的具有普世意义的道德法则,为他的政治哲学作论证,这表明,董仲舒研究历史的范式是"以史为经",历史哲学,不过是他进入政治哲学的一块踏脚石.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理解与解释"

理解与解释的关系是人类科学活动的基本关系,它包括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次.理解与解释的方法论关系表现了人类从事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活动的不同特征,理解与解释的认识论表征着人类科学活动的内在矛盾,而作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的理解与解释的本体论关系,则构成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活动的共同根基."理解与解释"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致和辩证统一,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思想或原则.     

“回答问题”的说明模型：科学说明还是历史说明？

范弗拉森在反驳科学说明的“覆盖律模型”和“统计相关模型”的同时,基于对“为什么-问题”和它的预设及语境等方面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关于科学说明的语用学模型。它表明了说明是一种活动,是理论、事实和语境的三元关系,而不仅仅是理论与事实的符合,它还与认识主体在一定语境下的需要有关。但此模型的诸多特征显示,与其说它是科学说明,还不如说是历史说明。     

杨简释《论语》抉微——以《论语》中部分文本为案例

文章以杨简解释《论语》中的部分文本为案例,对杨简解释《论语》的特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认为杨简解释的生命基础是“道心的滋润”,解释的精神方向是“德性的伸扬”,解释的方法技巧是“以行明义”,解释的成果面相是“知识的驱逐”。就是说,在杨简解释实践中,至善圆融、无体无形、生机活泼的“道心”是贯注其解释实践的生命,由于“道心”本是万德之源,因而按照“道心”展开的杨简解释方向自然是德性的伸扬,而儒家语境中的道德从来就是以“实行”为特质,因而杨简解释道德范畴或命题时便习惯性地用实际的行为展示其意义,不过,由于杨简的整个解释实践为德性所占据,科学知识自然没有任何伸展的空间。     

阿欣斯坦的语用学科学解释模型

阿欣斯坦的以言行事行为的科学解释模型不同于语义学的科学解释模型,也不同于其他的语用学科学解释模型。在阿欣斯坦的理论中,解释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解释的行为、解释行为的产品以及对解释的评价。解释的行为是解释的产品以及解释的评价的必要条件,没有解释的行为,不可能有解释的产品的出现,更不可能对一个解释进行评价。以前的科学解释模型都忽视了解释的行为,只是关心解释行为的产品。阿欣斯坦不仅区分了解释的行为和解释行为的产品,而且把解释的行为从一般的以言行事的行为中区分出来。阿欣斯坦以全新的视角推进了科学解释理论的研究。     

审判解释的错位和重新定位

对于审判解释的合法性及合理性问题,理论界褒贬不一,其中对审判解释的越权倾向以及由此带来的审判权膨胀倾向却关注不够。审判解释存在对立法权僭越,对行政权逾越,对其他司法权贬抑的倾向。从司法制度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在今后司法改革进程中,对审判解释的改革应从现行的立法化向以个案确立规则,以规则指导审判的方向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