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三首音乐诗的比较分析

唐代是诗的时代,也是音乐的时代。诗与音乐同源于劳动,从一开始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可以说,没有音乐就没有诗。从《诗经》到汉《乐府》,古代的诗歌一直保持着诗乐合一的传统。所以,郑樵说:“自后夔以来,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这种诗乐合一的传统到唐代又有新的发展,结合得更紧密了。诗不仅仅是以乐府歌辞的形式出现,不仅仅是“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不再只是以诗入乐,而且也出现了以乐入诗,诗也成了表现和传播音乐的工具和手段,这就是唐代大量涌现的音乐诗。     

论中华“诗乐传统”

诗与乐的配合方式推动了中国音乐文学史、中国诗歌史的演进,诗乐"和"的基本性格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道德理念,以及中国人完成德性人格的重要途径和标准。中华文明史上存在着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即"诗乐传统":"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是中华诗乐传统的理论基石;"声""音""乐"三分理论是中华诗乐传统形成的基点;"为人生而艺术"是中华诗乐文化精神的核心。中华诗乐传统所蕴含的"中和"智慧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之一。     

从《春江花月夜》的改编论诗乐合一现象

“乐以诗为本 ,诗以声为用” ,唐代诗人在文字上做音乐的功夫 ,使唐诗具有了鲜明的音乐特性和独特意蕴 ,并导致了后来一些音乐家成功地将其改编为著名的乐曲 ,《春江花月夜》就是其中的典型之作。诗的基本形式乃是意象的流转、音韵的和谐、节奏的变化。作为诗的《春江花月夜》意境优美、音韵和谐、脉络清晰 ,本身就具有丝竹管弦弹连暗换之妙。根据诗的《春江花月夜》改编的琵琶曲《夕阳箫鼓》或民族管弦乐曲《春江花月夜》 ,以其优美的意境 ,美妙的节奏与旋律 ,创造出动人的诗的意境。从《春江花月夜》由诗到乐的改编过程 ,正好说明了诗乐合一的审美特性     

谈孔子诗说

孔子关于诗的见解和主张,主要见于《论语》。其中谈到或涉及到诗的语录(包括音乐的,其时诗乐是融为一体的)约有十七条之多。这大概要算做是我国关于诗歌理论及批评的最早的论述了。过去有些人以为我国涉及诗论的最早的著述应是《尚书》中的“虞书”,因其载了“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的话。其实,这是不可信的。我们知道,《尚书》不论古今本,尚有疑辨,而“虞书”     

论刘勰的诗本体论中的诗起源论

刘勰将孔颖达的"必不空弦"改为了"理不空弦"。这一改动在现代诗学视野中显得格外有价值。即刘勰明确地继承了前人的诗乐同源的观点,确立了诗的最重要的形式特质音乐性,但也意识到音乐先于诗歌语言及诗乐有别,这与现代诗歌理论研究及人类学研究得出的诗具有音乐性和音乐先于语言在人类历史中出现的结论都不谋而合,也为汉语诗歌由早期的重音乐的歌诗向诗的音乐性在后来被渐渐淡化,最后出现诗与歌的两种文体的分离提供了理论依据。     

《诗大序》和《礼记·乐记》的诗乐理论

《诗大序》进一步阐明诗歌的本质特征,提出了抒情言志说;强调诗乐与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注重诗歌的教化作用;总结诗歌的体裁与表现方法,提出六义说。《礼记·乐记》集中论乐,涉及音乐的本原问题,提出物感心动的理论;阐述音乐的美感,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强调情感的真挚,发表"唯乐不可以为伪"的不刊之论。     

司马迁诗乐思想发微

《史记.乐书》蕴涵了先秦儒家丰富的诗乐思想,司马迁汲取并实践了先儒的思想,他的诗乐思想除了主要保存在《史记.乐书》中之外,还反映在他对“诗”的引用和评论方面。他认为“乐自内出”是诗乐的发生过程,“诗以达意”是诗歌的本质,并且通过诗乐表现、情感浸染来发挥其教化作用,这些思想在《史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论明代诗学的“声教”观念

"以声论诗"是明代诗学中的显著现象,"以声为教"是其中一个重要维度。明人一方面沿用宋人"诗以声为用"的观念,强调"声"对于诗歌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面对诗乐分流、"雅俗杂出"、礼乐制度失效的现实,希冀以"诗教"接续"乐教",在中国诗学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诗以声为教"的观念。与"以声为用"主要强调声乐之郊社、宗庙、宫廷、祭祀之用相比,"以声为教"更加突出声情感化之用。明代诗学"声教"的主要内涵是"陶养性灵,风化邦国"。从诗歌创作和接受的角度,明人建立了"(作者)情正/和→(文本)声正/和→(读者)情正/和"的声教模式,基于此种模式,明人论诗提倡"雅正平和"之声。由于强调"情正则声正",明人"以声为教"的内涵同时具备了"以义为教"的要旨。     

《诗小序》与诗歌“美刺”评价体系的确立

《毛诗小序》是《诗经》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形成于战国孟子一派学者之手。《诗序》对后世最大的影响,是将诗政治化、历史化,并由此而建立起以"美刺"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其意义指向在于国家典礼、时世变迁、政治兴衰以及社会风习等方面。在诗的政治目的性意义指向的表述中,《诗序》实际汇集了诗人之意、典礼用诗之意、诗乐之意、采诗或编诗者之意等四方面的意思。故而引起了后人的种种误解。     

从《我的名字……》看普希金诗韵之美

普希金的爱情诗一直深受我国读者的喜爱,诗情美、诗意更美,而美妙的诗韵仿佛音乐的旋律尤为令人陶醉。本文将以《我的名字……》一诗为例,展示诗韵对诗情、诗意、诗境的贡献。在诗人海一样宽广的心中充满了美妙的旋律,诗韵、诗格、每一个诗步似乎都变成了跳动的音符,激发着他的灵感,牵动着他的诗情。尤其是他的爱情诗,诗中有乐,诗乐水乳交融,浑然天成。     

溱洧与郑风--《郑风》多为情歌的原因探析

<诗经>中的<郑风>多为情歌,这与郑国地理、风俗有重大关系.溱、洧地处中原腹心,那里地势平坦,不仅土地肥沃,水源充足,适宜种植,而且道路辐辏,交通发达,经济繁荣,人民富足,风气开放.溱、洧两河交汇,流水淙淙,绿草茵茵,风景秀美,民风淳朴.这正是<诗经·郑风>多情歌的原因所在.     

从乐语传统看上古语类文献的生成、传播及文化意义

上古语类文献的生成方式是多元的,其中乐语传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教学形式,它通过培养贵族话语能力而影响语类文献的文本特征;乐语也是周代宾客飨射旅酬仪式的重要环节,表现为对乐歌的评论以及用乐歌做规诲讽谏和应对交际,在这种情形下,乐语本身就形成一种仪式型语类文献。此外,乐师在语类文献的整理、传播过程中深刻地影响语类文献的形态和流传。     

从《通志·总序》看郑樵的史书编纂思想

郑樵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一生勤于著述,涉猎诸多领域,《通志》是其代表作,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郑樵的学术思想。其中,《通志·总序》是一篇比较有名的学术思想文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通志》的"总序"着眼,可探讨郑樵的史书编纂思想,论其得失优劣,成一己之见。     

汉代养生思潮、经学诗教与汉乐府

汉代养生思潮提倡"固精保气",反对情感的抒发;儒家经学诗教主张诗歌的中和美,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这种卫生观念和官方诗学批评模式造成了汉代文学抒情式微而叙事发达的态势。汉乐府中情感的流露非常隐蔽,但也凭借"歌"的身份取得了抒情特权;新声俗乐的重"情"特质又促使官方罢乐府,这反过来为歌诗的抒情创造了条件;可惜诗尊歌贱,始终处于边缘化地位。     

药名诗源流、批评及药名入诗论梳评

药名诗诞生于风骚传统,并受医学著作诗化的影响,是中国古代乐舞诗治疗功能延伸增殖的结果.它的发展、功用展示出中国古典文学创作强大的生命力和兼容力,伴随着人们对中医和文学关系认识的增进,药名诗作为雅正传统之一脉,应受到古代文学研究者的更多关注.对药名诗的理论批评和争论,是对古代诗歌理论和批评的有益启示和补充.药名、医理进入到诗论中,使诗论呈现出一定的医理化特征.     

《唱论》——民族声乐渊源之探索

元代燕南芝庵的《唱论》，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歌曲题材、演唱形式及当时所流行的部分曲目；分析了从古代流传至当时的各种声乐演唱技巧，以及形形色色的歌曲和演唱者声乐演唱中存在的大量问题。它是我国一部集声乐之大成的史料性著作。联系当前民族声乐高度发展的状况，对这部史料性论著进行新的评介，旨在追根溯源，以求促进我国声乐艺术的发展。     

南朝边塞乐府创作模式新论

南朝边塞乐府是中国古代边塞诗发展的重要阶段。在南朝文人拟乐府盛行和诗坛重情尚变等时代背景下,"赋题法"的创作模式和横吹曲的音乐特质,促进了边塞乐府创作的繁荣。南朝诗人模拟横吹曲的题材,为唐代边塞诗创作所继承和开拓。在绮丽柔婉的文风影响下,南朝边塞乐府虽然还存在着"宫体诗"的情调,但也为唐边塞诗高潮的到来做了艺术上的积极探索和实践。     

乐府始置刍议

乐府诗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乐府源于何时却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作为官署的乐府和作为诗歌形式代指的乐府这两层意义应该剥离开来,武帝立乐府实际上是乐府诗兴盛的标志。     

论和谐社会与歌曲艺术的双向性关系

从古到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我们都能考察到音乐与社会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向性关系。在所有音乐形式中,歌曲由于其受众面的广泛而具有其他音乐形式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健康向上的歌曲可以作用于人的心灵,从而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表现出美好的行动,使人们的关系和谐。而净化人的心灵、构建和谐社会也需要优秀的歌曲作品。     

论元代乐府诗的入乐问题

元代的乐府诗,无论是旧题乐府还是新题乐府,大都是可以配乐而唱的。在"乐府音节,自宋已失其传,生今之世,无复能辨之者"的文化背景下,元代乐府诗所具有的这一特点,成为了乐府诗史上的一个奇迹。元代乐府诗所配唱之乐,主要是诗人们(含坊间乐工)创制的"今曲"。因而,"今之曲歌于古,犹古之曲也,古之词歌于今,犹今之词也",就成为了当时诗人们的共识。在这种乐府观念的指导下,元代诗人们无论是于乐府诗还是古诗,大都称之为"歌",即认为其都是可配乐而唱的。于是,元代乐府诗可入乐而歌的现实,与盛行于当时的散曲、杂剧、词体艺术等互相融合,从而构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音乐文学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