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地区出土商周金文概述

截至2015年6月底前,郑州地区已公开发表的商、西周及春秋战国有铭青铜器共计有210余件,其中郑州市区出土13件,荥阳出土20余件,中牟出土1件,巩义出土1件,登封出土8件,新郑出土170余件。商代铜器铭文中以族名为主,比较重要的是在荥阳小胡村发现的"舌"铭铜器群。西周铜器铭文内容丰富,多涉及封国贵族,主要出土于郑州洼刘、新郑唐户、巩义等地。春秋战国铜器铭文则以兵器铭文为主,涉及地名、官名、人名、纪年等信息,主要出土于新郑、登封等地。     

侯家庄王陵区出土青铜器铭文的初步考察

殷墟侯家庄王陵墓区出土有铭铜器81件,今按铭文内容可分为47种,其中大多是用来表示族氏称名。笔者谨将其中的37种铭文分为26组,进行初步的考察。     

释“汋”

一九七七年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中山王鼎中,有铭曰:“呜呼,语不废哉,寡人闻之,蒦其汋于人也,宁汋于渊。”“汋”字音义,说家纷纭,迄无定论。张克忠《中山王墓青铜器铭文简释》云:“古书汋、酌通用.意为斟酌,衡量、审识。”朱德熙、裘锡圭《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的初步研究》云:“‘汋’当读为‘溺’,‘勺’与‘弱’古音相近可通。”罗福颐《中山王墓鼎壶铭文小考》云:“‘汋’字殆是‘没’字省文。”容希白先生《金文编》四版稿本亦释“汋”为“没”。     

青铜器研究与安徽古代史

建国以来,安徽考古事业发展很快,发现有铭文的铜器约104件,连同无铭文的铜器计算,估计约达千件以上。自前青铜器研究已成为我省古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就青铜器研究,讨论有关我省古代史的几个问题。 一、商殷时期的安徽“淮”、“南土”的问题 “淮”字最早见于帝乙、帝辛“征人方”卜辞,“南土”、“南邦方”和“夷”字最早见于武丁卜辞。对“淮”、“南土”、“淮夷”的解释,学术界并不一至。大体讲     

五祀卫鼎新释

载之司约职官掌管职事范畴 ,属“治地之约”。铭文书写职官应为司约[6] [7] 。五祀卫鼎新释@王长丰$郑州大学历史与考古系!河南郑州450052~~~~[1]庞怀清,镇烽,忠如,志儒.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窖穴发掘报告[J].文物,1976,(5). [2]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M ].中华书局,198612. [3]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M ]文物出版社,1986. [4]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铜器铭辞的译文和注释[A].故宫博物院.唐兰先生金文论集[C]·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 [5]王长丰.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及其世系研究中的一个误区[J…     

两周铭文与中国古代文体发源

随着青铜器的大量出土,现已发现两周时期百字以上铭文400篇之多,其中最长的一篇《毛公鼎》铭文长达499字。这些长篇铭文记事完整,叙事清晰,语言简炼,其中可见早期中国文体的发源情况:青铜铭文中祈福的嘏辞,是祝体文学的发源之一;两周时期的"诰"体铭文,与《尚书》六体之一的"诰"体的写作内容和行文方式是一致的;西周中晚期册命制度的建立,催生了"命"体铭文的成熟并形成模式化的写作方式;"铭者自铭",铭文的颂赞本质是中国早期"颂"体文学的活头源水;铭文的箴刺鉴诫功能为古代"箴"体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方向。两周铜器铭文以其记事的生动丰富和写作的不同方式,成为中国古代不同文体的滥觞。     

楚辞“乱曰”义释

一近年来,出土了一批蔡国铜器,铭文上有一个“■”字,很难弄清楚。经过许多古文字学家的努力,较多的同志认为:这是一个“(?)”字,是“(?)”的繁体,“吕”即“(?)”。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较多同志认为:是蔡昭侯的名。蔡昭侯名“申”,那么,“(?)”就是“申”了。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写了《寿县蔡侯墓铜器铭文考释》(载《古文字研究》第一辑),指出:“(?)”与“申”,古声近通用。另一个著名的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先生略持异议,他在《蔡器三记》里说:“小篆之卵与申字形近易混,《蔡世家》昭侯名申,当是卵字之误。《番生(?)》的‘朱(?)’,《毛公鼎》作‘朱(?)’,即此字。”《说文》云:“亂,从(?),(?)亦声。”亂,《集韵》、《韵会》、《正韵》并云:“卢玩切。”而卵呢?《唐韵》云:“卢管切。”二字声本同。陈先生之说,正好进一步证明     

以西周铜器铭文研究西周音系的可行性

西周铜器铭文能否作为研究西周音系的材料 ?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弄清这一时期铭文的构字 (主要是形声字 )、用字 (主要是假借字 )是否含有方言因素。本文通过对西周时期的分封制、文字的传承与传播特点 ,以及这一时期的铜器和铭文特点、文字自身发展的阶段特点等几方面的分析 ,说明西周铜器铭文构字及用字很少有方言的体现 ,可以用来研究西周音系。     

小盂鼎非康王器

清代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的小盂鼎,原器亡佚,仅存拓本,铭文约四百字。诸家考释,多定为康王器,尤以郭沫若氏《两周金文辞大系》论之甚详。郭氏定为二十五年器,依据拓本铭末“隹王廿又五祀”,断为康王,主要立论于铭文中有“用牲啻周王(武)王成王”,以为武王、成王之后自是康王无疑。 殊不知,“成王”之后,铭文泐缺四字,辞已不可考求。由此断为康王器,实属佐证不足。而“隹王廿又五祀”亦属误释。 1986年春,笔者与东北师大陈连庆教     

“■盉”铭义初释及其有关历史问题

<正> 1981年春,莱阳县前河前村出土了一件有铭陶盉,肩铭十四字,流名二字,腹铭二字, 共十八字.铭文考体古拙,非刻、非印,乃用竹木器划于湿陶胚上的,笔触有粗有细,有起有落,并有顺势连出的行出风格,流畅自如,系胶东关岛首次发现此类文字;其字数之多,特点独具,尚属他国军见.有的字为殷墟卜辞的不见,肯定比卜辞原始.顺此这件陶盉铭文的发现,为探讨我国古文字的起源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也为研究山东部古国和莱夷古文化提供了新的线索.目前对此嚣年代和和铭文意义尚难确知,现仅参证卜辞、金文等有关资料作些初步解释、权作抛砖引玉.     

命父諥殷跋

命父諥(?)乃未经箸录之器。数年前,天津市文物管理处同志从电解铜厂废铜堆中捡得。铭文三行,连重文共十八字。铭曰: 命父諥乍宝 (?)其万年子=孙= 用享孝受福 此(?)作者名諥,字命父。古人之名与字其义必相应,亦有用反义者,清人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已详言之。諥,《广韵》:“言相触也。”《说文解字》:“触,牴也。”命,《说文解字》:“使     

关于新见垣上官鼎铭文的释读

洛阳大学所藏垣上官鼎是一件新公布的魏国记容铜器。据该鼎的铭文内容和实测容量,可以推算出战国时期“”的量值约合今53.5毫升。这一数值既可以用来重新考量传世的半灷量铭文之释读,同时也可以合理的解释《考工记》中所见的量名“”。     

甲骨金文的“ ”与殷墟“ ”墓

将殷墟甲骨文、晚商铜器铭文中的＂＂与殷墟出土的两座＂＂铭铜器进行综合研究,可知＂＂在商代是一个较重要的族氏,生活于武丁至帝辛时期。该族氏的族长或重要人物,世代出任武职,在殷王朝的对外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殷商至周初的照与[戈丮]臣

方[戈丮]乳各鼎属西周早期后段器,系器主为妻作器。铭文中“方”是地名,“[戈丮]”是爵或职名,“各”是人名。“[戈丮]”作为爵或职名,在晚商青铜器铭文屡见,而藏于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商代晚期玉戈刻铭等均表明讯的地位很高。殷墟出土的跽坐执戈者以及西周较晚的铭文,也反映出称[戈丮]者可能是执戈拱卫之臣。     

编钟“堵”“肆”问题新探

先秦编钟以“堵”与“肆”为组列之名,确无疑问,传世文献和铜器铭文中都多次提到,但它们各自所指的数目与相互关系,一直成为学者们力图弄清又聚讼不决的难题。最近几年出土了好几批套数完整的编钟,为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下面我们结合文献、铭文以及实物的出土情况,     

甲骨金文的"(族)"与殷墟"(族)"墓

将殷墟甲骨文、晚商铜器铭文中的"(族)"与殷墟出土的两座"(族)"铭铜器进行综合研究,可知"(族)"在商代是一个较重要的族氏,生活于武丁至帝辛时期.该族氏的族长或重要人物,世代出任武职,在殷王朝的对外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中山国文字研究

序 自新中国建国以来,所发现之历史文物,品种繁多,内容丰富,可称空前。商周铜器铭文及甲骨文而外,以战国文字发现为最多。楚国竹简、晋国盟书、曾侯乙墓之器铭、中山王(?)墓之器铭,皆为研究战国文字有系统之珍贵资料。海内学者已先后发表论著。今读张守中同志编写之《中山王(?)器文字编》,其征集资料之全,摹写文字之精,成书传播之速,为网罗一国文字之第一部字书,信难能而可贵矣。余意晋、楚、曾三国文字,如有同志分别辑为文字编问世,将使读者明辨某国文字之特点,对于研究战国文字,便利多矣。即以中山国文字特点而言,如大鼎:“早弃羣臣”,早作(?),从旦为义符,以枣为音符。周敔(?)有早字,鼎文不用早字而创(?)字。方壶:“遂定君臣之位”,     

枣庄东江小邾国贵族墓地发掘的意义及相关问题

东江村古墓共六座,分两排南北向排列。出土有铭铜器24件。根据所出铭文等相关资料,可以对各墓墓主作出推测,并进而探讨小邾国的建立及其都城所在与疆域范围等问题。     

秦系文字鼻祖——虢季子白盘

虢季子白盘与散氏盘、毛公鼎、大盂鼎为西周青铜重器,被誉为“清末四大国宝”,均出土于陕西宝鸡。虢季子白盘内底部的铭文不仅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且其书法颇具新意,用笔谨饬,圆转周到,一笔不苟,甚有情致,是先秦书法代表作,这派圆转书风对后世影响深远,开秦系文字之先河。古代把铜称为金,所以人们把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称为金文。金文是珍贵的历史资料,《礼记》说:“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汉《铭论》说:“钟鼎礼乐之书,昭德纪功,以示子孙。”以此显示,金文主要是为统治者祭天敬祖和歌功颂德之用的。…     

"对扬"再释

铜器铭文中的熟语“对扬”,前辈学者已有讨论,但各家观点并不统一。若全面分析铭文材料和文献用例,可以认为,“对扬”是一个感谢用语。限于铭文的体裁,一般是作器者对有恩于他的人表示感谢时所用。“对扬”的使用是西周时期礼制隆盛的一种外化形式。